“左聯(lián)”五烈士被害消息 是怎樣公之于世的？

中國左翼作家聯(lián)盟的五位青年作家——柔石、胡也頻、殷夫(白莽）、馮鏗(嶺梅）、李偉森(求實）,在1931年1月中旬被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與國民黨上海市警察局聯(lián)合行動隊逮捕,2月7日被殺害于龍華。對于這一事件,國民黨當(dāng)局嚴格封鎖消息。但是,這五位青年作家是許多讀者所熟知的,他們的“失蹤”,引起了人們的猜測,有的小報還報道了“某作家被捕”一類的傳聞,卻誰也沒有料想到他們已經(jīng)慘遭殺害。首先披露真相的是《文藝新聞》,時間在3月底至4月中旬。

《文藝新聞》是一張鉛印四開小型報,周刊,1931年3月19日在上海創(chuàng)刊。主辦人袁殊,是個思想進步的青年,曾在日本學(xué)習(xí)新聞學(xué),回國后同妻子馬景星集資辦報。袁殊同文化界人士有廣泛的交往,同“左聯(lián)”成員關(guān)系很好。就在《文藝新聞》創(chuàng)刊數(shù)天后,正在上海從事文化工作的共產(chǎn)黨人馮雪峰,來到《文藝新聞》社,對袁殊說：“有一條重要消息你敢不敢登？”袁殊表示,只要是公正的消息,都可以登。馮雪峰就將五烈士被害的消息告訴了袁殊,他們?yōu)檫@一消息盡快見報,作了周密的安排。

1931年3月30日,在《文藝新聞》第三期第二版頭條地位,赫然出現(xiàn)大字標(biāo)題：《在地獄或人間的作家？》。副標(biāo)題為《一封讀者來信/探聽他們蹤跡》,還有一段醒目的按語(類似提要題）：“二期發(fā)稿后,在許多來信中有下面一封信——打聽柔石、胡也頻、嶺梅、殷夫等作家行止的。關(guān)于此消息,本報尚未有所聞,謹刊出原函,以待確實知道他們的讀者來報告。唯吾人但愿后說之不確也。”來信者署名“藍布”,他在信中先是娓娓動聽地陳述一番對于《文藝新聞》創(chuàng)刊號的讀后感想,然后提出傳聞柔石等人的失蹤,有傳聞他們已被槍斃,希望該報公布正確的消息,以安讀者。信后還附錄了上?！陡蟆?月22日關(guān)于胡也頻被捕入獄的報道。

《文藝新聞》第四期(4月6日）,對于“藍布”提出的問題未做任何表示,煞有介事地靜候其他讀者提供信息。第五期(4月13日）第二版頭條地位上又出現(xiàn)大字標(biāo)題：《嗚呼,死者已矣！》。副題為《兩個讀者來信答藍布/李偉森亦長辭人世》。也有一段類似提要題的按語：“自三號刊出藍布君打探柔石等的來信后,繼又接得曙霞、海辰二君來信,詎謂后說果成事實,而彼等竟已長作地獄鬼矣！按據(jù)后信,謂彼等致死之因,系由于‘左翼文化運動’,是誠開中國文化運動史記錄上之大事矣。然而,死者已矣,讀者其能勿有所感乎？(讀者如有能以諸死者照像見借,謹以本報十期奉酬。）”兩封來信的標(biāo)題分別是：《作家在地獄》和《青年作家的死》。來信稱贊“這幾位作家平日都是很熱心社會改造的”,“他們的作品都是代社會抱不平的,都是為多數(shù)人謀利益的”。接著,在第六期(4月20日）第二版頭條地位刊載了五烈士的照片,標(biāo)題為：《五青年作家遺容》。以后陸續(xù)發(fā)表了紀念和回憶烈士的文章。

前后三封來信和五幅照片,都是馮雪峰提供的；而處理這些材料的編輯就是袁殊,版面、標(biāo)題、按語都是他精心設(shè)計與制作的。五烈士被害事件真相公布后,立即在社會上引起強烈的反響?！八{布”的信剛刊出,就有一些讀者寫信給報社,表示同樣的關(guān)切?！笆锵肌焙汀昂３健钡男虐l(fā)表后,又有許多讀者寫信表示對被害者的悼念和對殺人者的憤怒。馮鏗的哥哥馮白駒,是從《文藝新聞》上得知妹妹犧牲消息的。他到報社找到袁殊,了解詳情。袁殊問馮白駒下一步打算怎么辦,馮白駒說中國革命只能走武裝斗爭的道路。不久他就回海南島去了。

《文藝新聞》突破國民黨當(dāng)局的封鎖后,許多報刊對這一事件也作了報道,也有保持沉默的,但沒有膽敢否定事實的。關(guān)于五烈士被害真相的報道,顯然對國民黨當(dāng)局是不利的。然而,《文藝新聞》為什么還能繼續(xù)出版呢？重要的原因是它善于進行合法的斗爭。它沒有打出左派的旗號,卻強調(diào)了“客觀報道”。據(jù)曾在該報工作的夏衍回憶,袁殊曾當(dāng)眾宣布這張報紙的特點一是客觀報道,二是尊重讀者意見和為讀者服務(wù),三是定期出版,決不脫期^[51]。正是這三點,使得該報取得了讀者的信任,擴大了它在社會上的影響,它的處境比其他左翼報刊好得多。茅盾曾經(jīng)這樣寫道：“這張小報內(nèi)容五花八門,引人入勝,以中立公正有聞必錄的面貌出現(xiàn),卻為‘左聯(lián)’做了大量的宣傳工作?！泵┒苓€指出：“從《前哨》(以及其他‘左聯(lián)’的刊物）的迅速被禁和《文藝新聞》能夠堅持出刊,使得‘左聯(lián)’及其成員逐漸認清合法斗爭的必要與重要,開始作策略上的轉(zhuǎn)變?！?sup>[52]此外,袁殊也善于利用各種條件,同國民黨當(dāng)局周旋,當(dāng)時夏衍曾問袁殊：“對這份報紙為什么國民黨不來干涉？”袁殊告訴夏衍,他和國民黨上海市社會局局長吳醒亞有同鄉(xiāng)關(guān)系,報紙出了問題向吳醒亞解釋一下就可以了。袁殊還利用了吳醒亞同潘公展(主管上海文化與宣傳工作的國民黨官員）之間的矛盾^[53]。當(dāng)然,《文藝新聞》由于它的進步立場,會遇到一些報刊的攻擊,潘公展辦的上海《界報》就不點名地指責(zé)過它。在這種艱難、復(fù)雜的環(huán)境中,《文藝新聞》堅持了一年又三個月,于1932年6月20日出版第六十期后?？?。

(原載《新聞大學(xué)》,1988年冬季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