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設想我們的發(fā)明是一項革命的工具。我的意思是，“生產方式”（The Way of Production）依然是智利革命的必要組成部分，然而對于一個馬克思和列寧從未經歷過的復雜世界而言，“調節(jié)方式”（The Way of Regulation）卻是更加迫切的需求。

　　 ——斯塔福德·比爾手稿，一九七三年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三十日，智利總統(tǒng)薩爾瓦多·阿連德視察了位于首都圣地亞哥的一間未來主義格調操作室。它似乎更像是庫布里克電影中的場景，而不像是一個南美洲國家政府在經濟戰(zhàn)爭中的指揮中心。在這間充滿七十年代現代主義美學的六角形房間里，智利全國的經濟數據經由電傳機網絡（telex）匯聚于此。而控制論（cybernetics）——一門試圖構建生物、機器和社會系統(tǒng)之間共性的戰(zhàn)后通信和控制科學，將幫助阿連德實現他承諾給這個國家?guī)淼纳鐣髁x變革。它的創(chuàng)造者預計，政府的工業(yè)管理者將根據國家經濟活動的實時數據和宏觀視圖做出快速決策，進而通往對整個社會主義國家生產生活的民主管理。這就是“賽博協(xié)同工程”（Project Cybersyn）——曾經真實存在于二十世紀歷史中的“大數據”社會主義烏托邦——一個來自南美洲的控制論互聯網革命。歷經十年的尋訪與寫作，伊登·梅迪納（Eden Medina）以開創(chuàng)性的著作《控制論革命者》，讓這段少為人知的歷史重見天日。

　　 “賽博協(xié)同”的出現，始于政治烏托邦與技術烏托邦在二十世紀歷史中的一次相遇：智利總統(tǒng)阿連德的“民主社會主義”與英國控制論學者斯塔福德·比爾（Staford Beer）的“管理控制論”。

　　 一九七〇年，作為智利的第一位民選總統(tǒng)，阿連德許諾以和平、民主的方式將智利轉變?yōu)橐粋€社會主義國家。新政府要求跨國公司和寡頭企業(yè)將所有權移交給國家、重新分配收入，以及創(chuàng)造工人參與民主管理的社會主義機制。同時，阿連德也希望在面對國內外的敵對勢力和不同階層反對者時維護現有的民主體制，包括憲法、選舉、法制、言論和集會自由。他試圖在遠離冷戰(zhàn)超級大國的南半球，走出一條抗衡東西意識形態(tài)對峙的第三條道路——“智利特色的民主社會主義道路”。

　　 為了達成在內憂外患中完成工業(yè)國有化和經濟增長的緊迫目標，阿連德任命了年輕的財政和技術官費爾南多·弗洛雷斯（Fernando Flores）實驗新的管理辦法。在閱讀了斯塔福德·比爾的著作后，弗洛雷斯發(fā)現比爾的控制論思想跟智利的民主社會主義方案之間存在高度的親緣性。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比爾在英國致力于改造大型工廠中傳統(tǒng)的中央到部門層層傳達、指令式的管理理念。從控制論的穩(wěn)態(tài)（homeostasis）類比出發(fā)，比爾將企業(yè)視為一個各部門之間協(xié)同的有機體，而管理的目標是對有機體的狀態(tài)進行實時監(jiān)控，只在必要時給出干預。

　　 這種強調組織自主性的技術架構符合智利社會主義政府在上臺第一年想要達成的政治目標——非強制的計劃經濟國有化和生產力發(fā)展。于是弗洛雷斯在一九七一年七月向這位并非馬克思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的英國科學家發(fā)出邀請，問比爾是否有興趣將他的控制論實驗應用于一個國家的管理。這個天方夜譚般的提議改變了這位英國人此后的人生軌跡。比爾欣然遠赴南半球的狹長國度，和這里的年輕團隊投入了廢寢忘食的工作。由此，政治創(chuàng)新激發(fā)了技術創(chuàng)新，接下來信息技術的創(chuàng)新則要進一步實現政治目標所需要的經濟和文化改造。

　　 起初，弗洛雷斯的基本考量是改善國家機構和國有企業(yè)之間的溝通。專家們認為賽博協(xié)同系統(tǒng)有助于政府做出快速、明智的決策，預測未來的經濟表現，并消除反革命危機。這些能力將有助于新政府贏得“生產戰(zhàn)役”——工業(yè)生產力是智利社會主義成敗的關鍵。雖然阿連德的最終目標是利用民主框架實現社會主義改革，然而，他清楚經濟形勢在這個進程中發(fā)揮著核心作用。在內外反動勢力的資源封鎖和破壞之下，阿連德能否使智利轉向社會主義，取決于他的政府能否使經濟蓬勃發(fā)展。不過，隨著項目的進展，團隊成員們發(fā)現賽博協(xié)同不僅具備改善管理效率的功能，而且可以作為一種技術中介來實施符合智利社會主義理想的組織方式。弗洛雷斯認為智利的工業(yè)管理機構必須轉變工作方法和思維方式——從國家行政和長期計劃，轉為實時行動和日常決策。既不像蘇聯那樣將計劃產量從中央向下逐級指派，也不像美國那樣依靠自由市場調節(jié)，而是一種去中心化、非官僚式，既保證企業(yè)和社會的自主性又能實現快速實時干預的經濟政策。于是阿連德要求比爾在賽博協(xié)同項目中探索一條在國家計劃框架內，依然納入工廠自主經營權和工人參與機制的方法。而比爾認為一個信息充分交換的國家聯網系統(tǒng)是實現這一目標的唯一技術架構。

　　 那么，技術人員如何嘗試將政治價值觀注入技術人造物之中呢？首先，比爾希望在工廠經理和國家計劃部門之間建立一種誠實而負責的關系。他認為，聯網匯聚的統(tǒng)計概況將使得管理者難以偽造生產數據，不像蘇聯的工廠管理者在完成計劃的壓力下篡改記錄。聯網系統(tǒng)會使得異常立即顯現，促使進一步調查。不過，比爾限制了系統(tǒng)收集的生產指標數量，這一方面防止計算機的信息過載，但更重要的是可防止國家事無巨細的微觀干預和權力濫用，保證企業(yè)一定的自主性。這與蘇聯幾乎在同一時期試圖構建的全國經濟控制論系統(tǒng)相區(qū)別。蘇聯控制論學者的愿景，是通過對各項經濟指標的窮盡以達到模型的精確模擬和生產調節(jié)的全知全能。因此，比爾認為賽博協(xié)同的設定區(qū)分了智利和蘇聯的社會主義。

　　 其次，賽博協(xié)同的反饋設計試圖找到基層自主性和“全國一盤棋”之間的平衡點。例如，當系統(tǒng)檢測到生產異常時，中央操作室將同時向計劃部門和工廠管理者預警。政府會給工廠經理和工人們一個有限的時間窗口來查找和解決潛在問題。由此，企業(yè)在合理的程度上保持了自主性。如果相關企業(yè)和個人無法在這段時間內解決問題，政府再介入干預。這種干預將限制工廠的自主性，但是比爾認為這對于保持整個經濟系統(tǒng)的穩(wěn)定性是必不可少的。

　　 最后，系統(tǒng)的設計反映了阿連德提高就業(yè)水平的承諾，這是政府計劃的一個關鍵部分。計算機通常與工廠自動化相關聯，在提高生產率水平的同時也使得企業(yè)減少其勞動力。而賽博協(xié)同將以不導致失業(yè)的方式使用計算機，它不急于指向自動化，而是幫助工廠和政府利用現有的人力和物力提高工業(yè)生產率。

　　 在操作室的工業(yè)設計方面，團隊試圖在具體的操作設計中也嵌入與智利民主社會主義相一致的價值觀。將投影儀的控制按鈕安裝到每個椅子的扶手中，而不是僅將一個控制機構放置在房間的中心，給予所有參與者平等的機會來選擇房間中顯示的數據，從而允許大家加入關于全國經濟的平等對話。用幾何按鈕取代更傳統(tǒng)的鍵盤輸入機制，也使得控制過程更具有親和力。比爾設想，未來坐在操作室中的管理者將可能是輪職的工廠工人，他們可能并不懂得如何打字。幾何按鈕界面使得普通工人更容易接近操作臺，并阻止它成為“政府精英的圣地”。于是，界面友好型的設計方案不僅彰顯了社會主義的未來感，也為工人參與預留了可能。

　　 另外，操作室工程還為藝術家和工人提供了形成新的工作關系的機會。例如，設計師想要將玻璃纖維座椅連接到旋轉的金屬基座。然而，他們設計的旋轉構件無法在國內制造，且因外國信貸短缺和經濟封鎖而不能進口。于是，設計師咨詢了金屬車間的工人，他們共同實驗出一種替代設計方案，使用凝固潤滑脂，使得椅子上部實現無摩擦的移動。由此，新的設計不是源自先進材料的引進，而是依靠工人開發(fā)出舊材料的創(chuàng)新使用方法。來自車間的方案與專業(yè)設計師的想法相結合，在智利社會主義道路的背景下，這種結合具備了烏托邦實踐的屬性。一位設計師回憶，智利社會主義開啟了一種新的工人參與意識，這種意識“非常微妙”，但仍是政府計劃的一部分。對于他來說，要求工人改進設計團隊方案的建議不是一個簡單的行為，而是由人民政府所設定的“心理過程，一個關于主人翁意識和承諾”的過程。

　　 政治創(chuàng)新塑造了技術創(chuàng)新的路徑，反過來，新的技術系統(tǒng)為激進政權創(chuàng)造出之前不曾具備的條件，以影響政治事件的走勢。在一九七二年右翼發(fā)動的顛覆性“十月罷工”（October Strike）中，最初構思為賽博協(xié)同項目基礎設施的電傳機網絡將總統(tǒng)府與工廠和配送中心發(fā)生的實時事態(tài)聯系起來?？刂剖腋鶕@些信息繪制出全國供需情況的實時圖，這些數據幫助經濟部門及時應對卡車司機罷運后導致的食品短缺，使得阿連德政府在危機中仍然能維持經濟運轉。

　　 智利賽博協(xié)同工程，并不是停留在空想中的烏托邦理念，而是在二十世紀歷史中真實存在過的，由政治行動所激發(fā)的對革命性未來的實踐探求。這段歷史表明，政治意識形態(tài)不僅表達了一種世界觀，而且有助于新技術的設計和應用，來重新配置國家權力。它的歷史還突出了戰(zhàn)后自然科學和政治思想脈絡中的相似理念，以及這種共享的知識結構如何將控制論原理和社會主義原則結合在一起。借由此案例，若我們能夠把目光從個別國家放眼到“全球六十年代”的普遍視野，也許可在二十世紀世界史的意義上重新打撈“烏托邦”這一能指的政治意涵。

　　 馬思樂（Maurice Meisner）在他的分析中指出，馬克思主義和歷史上的世俗烏托邦運動及其理念之間的關系具有兩重性。一方面，馬克思勾畫了蘊涵在歷史發(fā)展規(guī)律中的共產主義遠景；另一方面，馬克思又把許多社會主義的觀念和幻想譴責為“烏托邦”式的，因其“空想”的性質違反了歷史發(fā)展的物質規(guī)律。

　　 然而二十世紀的革命實踐本身創(chuàng)造了一種不同于“空想”的“積極”歷史形式。在馬思樂那里，消極的烏托邦主義常常采取的形式是對美好社會的學究式的描述。它是西方烏托邦悠久傳統(tǒng)的一部分，這種烏托邦思想可以追溯到柏拉圖，并在整個中世紀作為一種持久不斷的傾向反復出現。在中世紀至啟蒙時期各種不同性質的宗教烏托邦以及伴隨早期工業(yè)化而來的大量社會主義方案中（如托馬斯·莫爾），它也總是一再地浮現，成為一種綿延至今的古老思想。然而，積極形式的烏托邦主義的歷史意義顯然比前者更加新鮮，它不僅提出了對未來社會的想象，而且把這種想象與一種期望結合起來，即認為烏托邦的降臨或多或少已迫在眉睫，至少處于正在到來的過程中。這種烏托邦主義可使人們相信能夠靠自己在現世的行動創(chuàng)造更好的新秩序，這就要求根據對必然之物的構想去采取集體的政治行動以改造社會。

　　 經由此種區(qū)分，馬思樂指出，正是在二十世紀落后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中，烏托邦主義找到了一種“積極”的表達方式，用以區(qū)別傳統(tǒng)的“消極式”烏托邦，為馬克思主義與烏托邦思想之間的二重性矛盾找到一種解決方案。在這一方案中，是作為“行動者”（activist）的人的意志和活動，而不是物質基礎成為烏托邦的首要條件。換句話說，正是在毛澤東所謂“落后的辯證法”中，即物的限定性中，生成了社會主義的組織原則和技術形式；甚至，物的限定性對于能夠超越限定的“新生事物”而言，是一種歷史的必需。

　　 例如，脫離全球市場成為導致智利技術創(chuàng)新的必要條件。如果美國不實行貿易禁運，如果智利擁有足夠的財政和技術資源，那么團隊可能直接按照圖紙使用新材料而不是向車間工人咨詢替代方案；或者在信息傳輸中，利用更高效的計算機處理更多的數據，而不是依靠工人參與和分散式決策。此外，社會主義革命創(chuàng)造了擁抱變革的氣氛，鼓勵人們以新的方式思考。這使得弗洛雷斯，一個有新技術思想的年輕工程師有可能占據高級別的政府職位，并獲得足夠的權力，與并非馬克思主義者的英國控制論學者合作，讓一個離經叛道的實驗獲得許可。

　　 此外，“落后的潛能”也解釋了為什么賽博協(xié)同這樣的創(chuàng)新在智利出現，而不是在科技更發(fā)達的英國、美國或蘇聯。不同的國家對計算機技術的發(fā)展有著非常不同的軌跡，政治、經濟和地理因素在歷史中的偶然交匯構筑了特定創(chuàng)新的必要條件。智利民主社會主義創(chuàng)造出的計算機技術，進一步推動了智利革命的具體目標，而這在冷戰(zhàn)中的美國是不可能出現的。智利的機會也與蘇聯不同。因為智利在國土面積、人口數量和工業(yè)規(guī)模方面遠遠小于蘇聯，建立一個全國計算機網絡來調節(jié)經濟是一件更易于實踐的事情。蘇聯的解決方案使用計算機進行集中自上而下的控制，匯集巨量有關工業(yè)生產活動的數據，目的是改進國家計劃；相比之下，賽博協(xié)同團隊利用比爾對管理控制論的觀點來創(chuàng)建一個強調行動與反饋的網絡，將有限數量的信息提交給政府層，試圖在不犧牲國有經濟體穩(wěn)定運轉的前提下最大化工廠的自主管理。

　　 作為一個尖端的創(chuàng)新系統(tǒng)，賽博協(xié)同使用的計算機和聯網設備遠不是同時代最先進的技術，這挑戰(zhàn)了先進技術需要復雜基礎的觀念。復雜的系統(tǒng)可以使用“落后”的技術構建，只要特別注意人的交互關系以及技術如何參與改變這些交互的形態(tài)。同時，這也挑戰(zhàn)了流行的技術本質主義——關于“先進”淘汰“落后”的進化論式假設。最終，賽博協(xié)同無法生存，實因為它被捆綁在一個不被冷戰(zhàn)構造所許可的政治項目之上。簡單地說，國際地緣政治是解釋技術變革的重要部分，特別是在冷戰(zhàn)時期作為意識形態(tài)前沿戰(zhàn)場的第三世界國家。即技術前景的喪失源于行動主義烏托邦方案的中斷，而并非技術本身的劣勢。從而烏托邦的現實可能不在線性的技術進步當中，而在具有行動力的替代性政治愿景當中，當下總是強調了前者，而忽視了后者。

　　 最后，智利的例子依然具有其獨特的復雜性。賽博協(xié)同的實施，不僅源自物的限定，也來自對人意志的限定性的把握?？刂普撆c民主社會主義方案的耦合，以及對特定技術形式中內嵌價值的敏感，意味著阿連德和比爾嘗試在不必然擁有高度覺悟革命群眾的世俗意志環(huán)境中，探求向社會主義轉化的可能性，這就必須將技術治理（technocracy）納入和轉化，而并非排斥出一個訴求從現實資本主義通往自由人聯合體的行動方案當中。

　　 或者可以說，一條可行的社會主義道路正如同一個控制論模型，必須在行動者與物質力量（包括技術與制度）之間的辯證轉化中不斷向前開掘，以使得二者的限定和潛能得到持續(xù)地相互彌補和激發(fā)。進而任何共產主義假設，也都需要建基在關于社會技術工程的嚴肅辯論之上。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阿連德的智利留給我們的遺產，可被稱作一項“技術行動主義烏托邦”（sociotechnical-activist utopianism）。

　　 技術是參與創(chuàng)造的人的產物，以及他們所生活的歷史時刻。智利社會主義源自對美國和蘇聯經濟模式的拒絕。于是，新的政治實驗導致新的經濟架構和技術可能性的出現。并且，新的社會主義模式使技術專家能夠反思政治如何塑造設計，以及設計如何進一步實現政治目標。然而，阿連德的智利不是唯一一個將技術納入社會主義變革組成部分的國家：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納賽爾的埃及，鐵托的南斯拉夫和尼赫魯的印度都曾經聚焦“人民的技術”，并在各自的探索中取得或多或少的成就。

　　 這是全球六十年代第三世界技術行動烏托邦的協(xié)奏。他們不是祈福于未來的科技神話，而是在現有的社會關系和物質條件內部，通過行動去檢驗烏托邦方案的可行性和限定，探求社會轉變的道路。發(fā)掘這些被邊緣化的技術政治史，讓我們得以重訪烏托邦這一概念在二十世紀的展開方式，重新理解二十世紀作為“烏托邦時刻”的世界歷史意義。

　　 計劃經濟系統(tǒng)和社會自主性之間的緊張關系，反映了中央決策和分散權力之間長久的歷史斗爭，而這正是阿連德的社會主義理想最關鍵的內容。賽博協(xié)同和阿連德的政府都強調個體自由的重要性，同時認識到需要在某些情況下為整體利益犧牲個別群體的自由。關于社會主義均衡管理和自由人政體的求解，與當下的“大數據”技術現實和未來道路構想密切相關。作為二十世紀工人國家道路與自治論（autonomist）、合作化等解放政治之間的橋梁，阿連德的政治技術理想調和了“控制”與“自治”的緊張關系，給出了一個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意義上的烏托邦綜合項。

　　 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一日清晨，皮諾切特的部隊在北部城市瓦爾帕萊索（Valparaíso）發(fā)動了顛覆阿連德的軍事政變。隨著消息傳入圣地亞哥，賽博協(xié)同中央指揮部的同志開始焚毀項目的程序磁帶。賽博協(xié)同工程具備通往自由和奴役的雙重可能，他們必須防止它落入錯誤的人手中。大概下午兩點鐘，阿連德在總統(tǒng)府前飲彈身亡，“全球六十年代”終止在這一刻。而在那些磁帶燃盡之前，在冷戰(zhàn)所開啟和封閉的短暫時空里，在由工程師、革命者、工人、藝術家和電子機器共同組成的事業(yè)里，我們或許匆匆瞥見了一條來自烏有鄉(xiāng)的消息。

（Eden Medina, Cybernetic Revolutionaries: Technology and Politics in Allende’s Chile,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11.本書中文版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