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戶德川體制的建立，首先依靠的是幕府御用文人藤原惺窩和林羅山，是他們把中國儒學的精華引入日本政治思想中去。當時的德川家康考慮政權的正統(tǒng)性問題，出臺了諸如武家諸法度和公家諸法度等文件，這就與繼承霸權的豐臣秀吉很不一樣。這個時候日本將自己定位為：日本是中國這個大國模式的迷你模式，其方程式是：中華模式—天皇—德川幕府。用中華模式來確定自己政權的正統(tǒng)性，雖怎么看都有點滑稽，但這也確實表明德川日本還是認同東亞的老大是中國，自己甘做“迷你中國”。

但日本的這一模式最終沒能得到實現(xiàn)，或者說這一模式被強制性地折斷了。主要原因是就在這時候明朝滅亡了。這在當時的東亞社會是個大事件，對日本影響也甚大。明滅清出，非漢族抬頭。這對用意周到的德川家康來說，連做夢都沒有想到。這是因為日本一直以中國為“真”，自己為“假”；中國是“真名”，自己是“假名”?，F(xiàn)在“真”出問題了，“假”就陷入了困惑。本場中國自己的正統(tǒng)性都出了問題，大前提的軸也就斷裂了。這是日本日后走向鎖國然后又走向擴張的一個重要理由。因為在日本人眼中，中國就是華人（漢族）為其代表的（金和清的體制都是非中國體制）體制。室町幕府的第三任將軍足利義滿，同意日本以屬國的名義對明朝進行朝貢貿(mào)易。明成祖則賜足利義滿“日本國王”金印一枚，足利義滿回書自稱“日本國王，臣源義滿”。這個行為模式揭示了當時日本人的共同心態(tài)：只認可漢族的中華帝國。所以明朝滅亡對日本打擊很大的原因也在這里。

由此，日本開始嘗試建立獨自的國家體制。首先建立獨自的生產(chǎn)體制和經(jīng)濟體制。開始走向“實學”，開始國產(chǎn)化。但幕府在焦急，日本究竟應該是個怎樣的國家呢？便召集文人開始議論日本的模式。沒有中國模式，日本自身的模式是否可行？對此，山鹿素行在《中朝事實》中提出議案：日本等于中華模式。要注意的是，這里中朝的“朝”并不是指朝鮮，而是指中國與日本（本朝）朝廷相比的話，日本反而更具有一貫性。山鹿素行認為：與經(jīng)常有異民族作主導的中國王朝相比，日本王朝則保持了天皇家同一血脈。這種具有一貫性的日本，才是中華秩序的發(fā)源地。所以日本也就成了中華秩序的中心。既然日本是中華秩序的中心，“脫中國”的設想也就呼之欲出了。山鹿素行這一本末顛倒的意識形態(tài)論，對日后的日本走向產(chǎn)生了很大影響。因為如果從這一邏輯推導下去的話，就會得出日本歷史的發(fā)展才是中華文化圈全體的發(fā)展結(jié)論。這與以后的“五族協(xié)和”、“大東亞共榮圈”、“八纮一宇”等與戰(zhàn)爭相伴的思想出臺，在根性上有其驚人的一致性?；蛘吒纱嗾f，后者就是前者的翻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