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1月，姚文元發(fā)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浩劫十年，電影事業(yè)遭到極大破壞，面臨崩潰。

電影制片方面，從1966年到1972年，電影生產和創(chuàng)作處于癱瘓狀態(tài)，沒有生產出一部故事片。1967到1969三年只有新聞紀錄片。1970年到1972年共拍攝10部“樣板戲”。這主要因為電影生產、創(chuàng)作人員都被卷入政治運動中，被迫害、下放和清洗。人心惶惶，遑論藝術創(chuàng)作。自1973年后，故事片生產恢復，1973年到1976年9月，共拍攝76部故事片和若干舞臺戲曲片（注：沈蕓.中國電影產業(yè)史［M］.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05：192-193.）?！拔母铩笔辏骄磕旯适缕a量不足9部。

“四人幫”鼓吹“算政治賬，不要算經濟賬”，把制片生產管理和經濟核算制度統(tǒng)統(tǒng)說成是修正主義的管、卡、壓，要“建立沒有規(guī)章制度的企業(yè)”，使得制片成本大大提高，普遍出現虧損。7個故事片廠利潤從1965年的630.1萬元，下降為1976年的326.9萬元，降幅達48%。

電影發(fā)行方面，1949年到1966年攝制的數百部影片被誣為“毒草”，禁止發(fā)行放映。準予發(fā)行放映的只有8個樣板戲和“老三戰(zhàn)”影片?！拔母铩敝锌偣舶l(fā)行國產影片70部，其中6部是重拍的故事片，十幾部是樣板戲，還有36部是朝鮮、阿爾巴尼亞、越南、羅馬尼亞進口影片。由于節(jié)目數量少而單一，“文革”十年發(fā)行收入只增加59%。中影公司由一個年年盈利的企業(yè)變成虧損大戶，10年虧損達2089萬元（注：季洪.新中國電影事業(yè)建設四十年（1949—1989）.北京：內部資料，1995：155-156.）。

“文革”伊始，中影公司就放棄對全國的業(yè)務領導，新中國成立后成形的經營管理制度被誣蔑為“經濟掛帥”而遭否定。1970年6月，中影公司革委會否定“票房價值論”，新擬定票價：大、中城市分為四級，3角、2角5分、2角、1角5分；小城市（鎮(zhèn)）、縣城分兩級，1角5分和1角；農村不售票，以包場為主（注：沈蕓.中國電影產業(yè)史［M］.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05：194.）。票價進一步降低使電影發(fā)行放映盈利更加困難，雪上加霜。

電影放映方面，“文革”初期，城市電影院從1965年2528個減少到1966年1514個，減少1000多個。到1975年城市電影院數量只恢復到2413個，比“文革”前減少115個。由于多年來全國電影發(fā)行收入主要來自城市電影院售票收入，而且采取“以城補鄉(xiāng)”政策，所以城市電影院的減少直接影響整體發(fā)行收入。當然，農村集體出資興辦的放映隊10年間增加49298個，推動了農村電影事業(yè)發(fā)展，但對整體收入貢獻不大，而且很快遭到淘汰。農村放映隊和城市電影院數量相加，“文革”十年增加4.2倍，但觀眾只增加2.9倍，發(fā)行收入僅增59%。電影的經濟效益大大降低（注：季洪.新中國電影事業(yè)建設四十年（1949—1989）.北京：內部資料，1995：155-156.）。

“文革”開始后，大部分電影院由于政治運動，觀眾驟減，只能勉強維持放映，慘淡經營。北京的電影院在全國性大串聯中，還全部停止電影放映，改為紅衛(wèi)兵接待站。影院職工輪流值班為紅衛(wèi)兵服務，供應食宿、開水等。后隨著紅衛(wèi)兵白天外出串聯，各影院日場開始放映新聞紀錄電影和新聞特輯影片，免費招待觀眾（注：于麗.中國電影專業(yè)史研究：電影制片、發(fā)行、放映卷［M］.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06：111.）。這樣的影院奇觀也只有在那個年代才能見到。

1966年8月22日大光明寬銀幕電影院改名為“東方紅電影院”，于1970年4月恢復使用大光明原名。1966年12月8日起至1967年3月因串聯停業(yè)。這對影院品牌來說是毀滅性打擊。品牌是消費者評價和認知一個企業(yè)產品、服務、文化價值的主要方式，是可以觸發(fā)受眾心理活動的商品標識。而標識一般不輕易改動，因為改動會帶來受眾的困惑、陌生感和品牌價值喪失。大光明品牌一直口碑良好，在全國人民心中含金量頗高。這種不顧經濟規(guī)律的做法只有在“文革”混亂時期才可能出現。

1967年4月17日大光明恢復上映電影。但放映影片只有樣板戲《紅燈記》、《智取威虎山》，國產片《南征北戰(zhàn)》、紀錄片《掀起革命大批判》、《全國學大寨》和蘇聯片《區(qū)委書記》以及阿爾巴尼亞故事片《海岸風雷》等（注：周逸童，曹永孚.大光明電影院史略.內部資料，1989.）。從大光明電影院1957年到1976的財務報表可見，影院收入從1961年起就不斷下滑。1966年比1965年營業(yè)收入降低19%，1967年比1966年更是下降48.5%，到1968年跌到谷底。1969年后雖有小幅增長，但再也無法達到“文革”前水平（見圖4-7）。1976年“四人幫”強行下放電影發(fā)行放映管理體制，削弱專業(yè)計劃、統(tǒng)一領導，上下脫節(jié)。幸好“四人幫”被及時粉碎，避免電影業(yè)的進一步混亂?！拔母铩笔陮Υ蠊饷髌放频臎_擊巨大。

圖4-7　1957—1976年大光明電影院年收入與盈虧示意圖

1976年10月“四人幫”被粉碎，全國上下百廢待興。1978年全國發(fā)行放映系統(tǒng)得以整頓，中影公司恢復對全國影片的管理和拷貝供應計劃，重建全國統(tǒng)一的財務統(tǒng)計制度，恢復業(yè)務計劃四項指標的制訂工作；并擬定《關于整頓影片發(fā)行渠道的意見》，對全國發(fā)行渠道進行梳理和整頓，加強對放映網的管理，為重回正軌奠定了基礎。經過整頓，1977年全國電影放映收入大幅度提升，比1976年增加2.15億元。1978年又比1977年增加2.87億元。電影業(yè)的元氣慢慢恢復（注：沈蕓.中國電影產業(yè)史［M］.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05：194-197.）。

圖4-8　1974—1978年全國電影放映收入走向

1966年到1976年“文革”十年浩劫，電影生產停滯而畸形，影院難為無米之炊。國家經濟制度遭到摧毀，電影事業(yè)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計劃經濟體制也不幸中斷，是無計劃、無管理、無經營、無片源的10年。大光明電影院的個體遭遇是整個行業(yè)縮影。其新中國成立前實行的資本主義經營管理制度轉型為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拔母铩笔暌彩谴蠊饷髌放撇ㄕ鄣?0年，影院營業(yè)、內部管理、影院宣傳都處于無序狀態(tài)，連基本資料和信息也難覓痕跡。“大光明”這一品牌能在如此混亂的年代存續(xù)下來已屬幸事。

小結

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大光明進入社會主義改造和“一五”建設時期，轉型為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國營企業(yè)，影院名稱改為“大光明電影院”。在計劃經濟管理模式下，電影放映業(yè)逐漸恢復活力，取得較好的經濟和社會效益。“大躍進”后，政治對電影放映業(yè)的影響進一步加強，大光明電影院的經濟屬性進一步削弱，品牌發(fā)展進入社會主義軌道。電影發(fā)行放映業(yè)雖然進行了一系列經營管理體制的改革，但一切隨著“文革”到來戛然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