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個是真的李紱

李紱（1675—1750） ，號穆堂，江西臨川人，是歷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名臣，也是當時有點影響的學者，不過在思想史上似乎占不了多么煊赫的地位，但自打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標舉李紱為“陸王派之最后一人” ，他在兩百多年后的聲名似乎上漲得很快。上世紀三十年代，錢穆在自己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變本加厲，為李穆堂單辟一章，讓他跟閻若璩、毛奇齡、戴震平起平坐，不能不說是很讓人稱奇的裁斷。作為錢穆先生的再傳弟子，黃進興先生于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圍繞李紱展開研究，其中一部分成果以中文的形式收入1994年在臺灣出版的《優(yōu)入圣域》一書，而英文版的《十八世紀中國的哲學、考據(jù)學和政治：李紱和清代陸王學派》（Philosophy, Philology, and Politic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Li Fu and the Lu-Wang School under the Ch’ ing）于1995年出版，列入著名的“劍橋中華文史叢刊” 。2005年，楊朝亮先生的《李紱與〈陸子學譜〉 》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2月第一版）一書問世，這是中文世界關于李紱的第一部專著。2010年，黃進興的英文著作譯為中文，書名變?yōu)楹啙嵉摹独罴浥c清代陸王學派》 （江蘇教育出版社2010年1月第一版） 。不過，這個譯本相當糟糕，人名、引文的還原做得很差，下面探討黃進興著作內(nèi)容時，主要以英文本為準。

李紱的操守問題

除了在第二章結尾處被捎帶提及，要等到這本實在算不上厚的書（ 《李紱與清代陸王學派》中譯本共165頁）進展到三分之一處，主角李紱才姍姍登場，這一結構的選擇的確相當大膽。

第一章探討的是“朱陸異同”問題， 《優(yōu)入圣域》整章收入，想是黃進興的得意之作。第二章則講王陽明與“朱陸異同” 。余英時先生在序言中稱許這兩章是有關“朱陸異同”的“最明晰的闡述” ，我猜是指在英文的語境中，這種不厭其煩、循循善誘的方式也許能為那些對理學、心學純?nèi)粺o知的西方讀者掃清障礙，雖然我很懷疑有多少真正缺乏思想史背景常識的人會打開這樣一本書。第三章講清代以前的儒家“道統(tǒng)” ，這是一種回溯性的論述策略。作者依據(jù)王夫之所說的“天下所極重而不可竊者二：天子之位也，是謂治統(tǒng)；圣人之教也，是謂道統(tǒng)” ，構建了所謂“道統(tǒng)”與“治統(tǒng)”的對立，為自己在最后一章得出康熙皇帝將“道統(tǒng)” 、 “治統(tǒng)”合二為一的結論做好了鋪墊。不過，這也許是一種虛假的對立，關于這一點，容在后文詳述。這三章的內(nèi)容，不打算在此細細分析了，因為換另外一位學者來寫李紱，恐怕根本不會花這許多筆墨來談很難說與李紱有直接關系的論題。

第三、四、五章的內(nèi)容，結構最清晰不過，第三章述李紱生平，第四章介紹李紱思想，然而將他的思想按“命” 、 “道” 、“心” 、 “性” 、 “理” 、 “格物”等關鍵詞加以切割是否合理也是個問題，第五章談李紱的主要著作《朱子晚年全論》 、 《陸子學譜》以及對儒家經(jīng)典的研究。

應該說，除第四章外，黃進興對李紱生平、著作的理解幾乎沒有超出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的范圍，而錢穆贊美李紱的人格“磊落俊偉，光明簡切” ，李紱的學術為“有清一代陸王學第一重鎮(zhèn)” ，這一評價顯然極大地影響了黃進興的認識。那么，李紱其人是否真的那么“磊落俊偉”呢？他的《朱子晚年全論》 、 《陸子學譜》究竟又該如何評價呢？

在仕途上，李紱“累蹶累起” （全祖望語） ，其中雍正皇帝對他的獎拔最值得注意。1723年，雍正即位，就將遭貶的李紱官復原職，署吏部侍郎，尋授兵部侍郎，次年即授廣西巡撫，再次年授直隸總督，可謂一帆風順。這時出現(xiàn)了一個插曲， “李紱任直隸總督時曾奉命將雍正的弟弟、同時也是敵人的九阿哥允禟 (即塞思黑)關押在保定。李紱把允禟關押在高墻內(nèi)，嚴加看管。允禟三個月不到就死了。于是有謠言說李紱受雍正之命殺害了允禟。對此事自是敏感的皇帝怪罪李紱對此事處理不當” 。事實上，不止“怪罪”這么簡單，當時刑部、議政大臣總結出李紱“罪凡二十一事，當斬” ，是雍正皇帝特別開恩，才免死，遣去八旗通志館。

李紱獲雍正信任，辦的是極機密的棘手事。雍正四年（1726）初，雍正將自己的異母兄弟、圣祖的第八子、第九子改名阿其那、塞思黑，加以迫害，很快二人相繼死了。王鍾翰在有名的《清世宗奪嫡考實》 （原刊于《燕京學報》 ，后收入其《清史雜考》 ）一文中提出： “阿、塞之死，決非良死，下手者李紱，而授意者則世宗也。 ”因為當時李紱有“俟塞思黑一到，我即便宜行事”之語，而世宗也有“俱交與李紱，爾不必管”的旨意。王鍾翰還指出，李紱《穆堂別稿》中有雍正四年五月十七日謝賜端午錠子藥、八月初四謝賜荔枝佛手柑及八月二十九日謝賜香水梨三劄子， “適在允禟抵保及其既死之第三日之間，賞賜頻頻，謂非世宗酬勞而何？”

錢穆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曾引章太炎的說法，即“胤禎既殺塞思黑，欲殺穆堂滅口，又恐臨刑宣泄，故不得不赦” 。黃進興書中仍沿此說。按，章太炎當時看到的史料太少，對不殺李紱原由的推斷不甚合理。無論如何，雍正欲殺李紱滅口，這是很可能的，但李紱被動抑或心甘情愿地替雍正害死了塞思黑，這種可能性更大。限于篇幅，這里就不展開了。

李紱的操守，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是如此，其平素為人作風又如何呢？汪景祺《讀書堂西征隨筆》中有《聞李侍郎紱擢粵西巡撫》一條，應該寫于 1724年，其中記述了李紱忘恩負義、翻臉不認人的事跡：于恩人張大受， “舊恩不復記憶也” 。為官時， “往往暗中取人金錢，眾人薄其所為。辛丑會試，為考官，頗通關節(jié)，先帝(指康熙帝)罷其官，發(fā)往永定河效力” 。文長不具引。老實說，汪景祺這個人是有幾分“呆氣”的，可也正因為如此，他的話才不大可能是捏造的，他在隨筆中明確記錄幾個當事人姓名，也可見其態(tài)度之認真。

當然，全祖望評價李紱，曾說： “公之好士，出自天性，故校士則蒙關節(jié)之謗，察吏則又遭鉤黨之誣。 ” （ 《閣學臨川李公神道碑銘》 ，刊《全祖望集匯校集注》第317頁）全祖望雖與李紱關系極為密切，所說的也未必全是違心之語。我認為，在李紱的操守問題上，我們最好持“兼聽則明”的立場，不能輕易相信哪一方，可也不能全不加考慮。前面提到的王鍾翰考證、汪景祺筆記，黃進興都未提及，究竟是避而不談，還是全不知曉，并非關鍵。問題在于，李紱號稱陸王之徒， “尊德性” 、 “致良知” ，必須躬行實踐才行，我們對他的道德水平有高于一般學者的要求，恐怕不能說是過分嚴苛的。尤其是錢穆所謂“磊落俊偉，光明簡切” ，是否準確恰當，更不能不加辨析。

李紱的鄉(xiāng)曲之見

李紱一生捍衛(wèi)陸王學派的聲名，這當然是毫無疑義的?？伤麨楹问冀K如此推崇陸王，尤其是“陸子”陸象山，我覺得黃進興、楊朝亮都沒有認真對待這個問題。

李紱出生于江西臨川，其父本是安徽人，他們定居臨川后，當?shù)厝怂坪醪⒉粴g迎，李紱要在臨川參加科考，還受鄉(xiāng)人反對過。假如現(xiàn)代心理學家來分析，或許會提出，李紱正因為這一敵視的氛圍，反而對臨川、對江西形成了極深的心理錯綜。張舜徽在《清人文集別錄》中謂： “大抵紱于學術，宗陸九淵；于經(jīng)濟，則取王安石；于文章，則取歐陽修、曾鞏，皆不免鄉(xiāng)曲之私。 ” （第112頁）錢鍾書在《談藝錄》中謂“穆堂鄉(xiāng)曲之見甚深” ，又謂“李穆堂袒護江西鄉(xiāng)先輩，時人以為口實” （中華書局補訂本第86頁，第402頁） 。錢鍾書引用了阮葵生在《茶余客話》中的記載，阮葵生說李紱“持論多偏。在明史館，謂嚴嵩不可入奸臣傳。纂修諸公爭之。李談辨云涌、縱橫莫當，諸公無以折之” 。而嚴嵩，自然也是江西人。

李紱對江西先賢的推崇幾乎到了不問是非的程度，這種狂熱的“鄉(xiāng)曲之私” 、 “鄉(xiāng)曲之見”對其學術判斷怎么會不發(fā)生影響呢？全祖望對李紱的《陸子學譜》就提出過不少批評（見《奉臨川先生帖子二》 ，刊《全祖望集匯校集注》第1683頁） ，李紱將蔡幼學、呂祖儉、項安世、戴溪等本不屬于陸派學者或陸門弟子的人都掃數(shù)列于陸象山門下，這種為壯大聲勢不惜歪曲事實的舉動其實在李紱的學術著作中絕非罕見。

《朱子晚年全論》的撰作，也是承王陽明《朱子晚年定論》之余緒，千方百計想要證明朱熹晚年是與陸象山的見解達成了一致。事實上，羅欽順早就指出過王陽明《朱子晚年定論》中的顛倒紕繆，比如王陽明誤把朱熹早年的話當成“晚年定論”加以申說。王陽明寫《朱子晚年定論》 ，有調(diào)和“朱陸”矛盾、為自己的學說尋找現(xiàn)實合法性的目的，這種目的值得同情，但從學術上說，這是一種從一開始就朝著錯誤方向出發(fā)的嘗試。而李紱沒有注意及此，反而花更大的力氣要證明一個不成立的命題，只能說是狹隘的門戶之見遮蔽了他的眼睛。當然，這樣講并不是要全盤否定《朱子晚年全論》的學術價值，畢竟在考證方法上，李紱要比王陽明精密得多，然而其中牽強拉扯之處也并不少。至于在《穆堂初稿》 、 《穆堂別稿》中從方方面面攻擊、詆毀、刁難朱熹，例子就更多了，連錢穆也承認“穆堂所言，亦有激而然耳，未足以服真為朱學者之心” 。

李紱在經(jīng)學、心學上確有不少卓見，他的學問也著實廣博，但他的如果不是錯誤至少也是很成問題的出發(fā)點使得我們在考察他的學術成績時不能不加倍小心。在這方面， 《李紱與〈陸子學譜〉 》表現(xiàn)得相當不節(jié)制，作者對李紱幾乎處處回護，有時簡直到了可笑的程度。我們研究古人，無非是希望得古人之實，像這樣對自己的研究對象護之如目睛，著力要將其塑造成一個完人，實在是對學術的戕害而非貢獻。

黃進興著作的第六章和第七章，各提出了一個宏大的命題，相信這也是他對李紱的研究的最終目的所在。不過，在我看來，李紱的個案似乎哪個命題都證明不了。

第六章的命題是，清代盛期的考證學是有義理為背景的，一個證據(jù)就是李紱考證活動的展開是有義理之爭為其深層動力的。其實，這個命題最早是余英時先生在研究戴震時提出的。我認為，在戴震身上，這一命題體現(xiàn)得更完整，而余英時對這一命題所加的諸種歷史限定也更易令人信服一些?？墒?，在李紱這里，考證只是達到其早已預設好的結論的橋梁、工具而已，這種形式上的、表面上的考證失去了考證學的真精神。乾嘉考證學是學術“科學主義”的一次集中體現(xiàn)，它的唯一追求是真知，是對經(jīng)典及歷史的真切把握。李紱的“先入之見”橫亙在胸，他的考證貌似科學，然而在最核心的層次上，卻是對考證精神的背叛。實際上，錢穆始終將李紱放入“朱陸異同”的脈絡中去講，這是很對的，因為李紱所參與的是門派之爭，他的考證無非是一種裝點、一個門面，跟王陽明搞《朱子晚年定論》的動機沒有多大分別。因此，李紱不能與于清代考證名家之列，充其量只是一個有些底子、有點想法的學者。而黃進興想用他為例證證明“清人考證有義理為背景” ，難度還是很大的。

第七章的命題是，在康熙皇帝這里，原本相互獨立的“道統(tǒng)”與“治統(tǒng)”合一了，皇帝“占用”或“挪用”了本屬于儒家知識分子的“道統(tǒng)” 。這個命題初聽上去似乎有些道理，然而在我看來，所謂儒家的“道統(tǒng)” ，乃至“道統(tǒng)”與“治統(tǒng)”的相互獨立，不過是儒者內(nèi)部虛構出來的，其歷史的真實性和概念的必要性都很可疑。這關系到更大范圍的歷史認識。王夫之提出“道統(tǒng)” 、 “治統(tǒng)”不過是為他展開民族主義的論述創(chuàng)造條件而已，而黃進興理解的“道統(tǒng)”是儒家具有獨立性的批判現(xiàn)實政治的傳統(tǒng)，試問這一“道統(tǒng)”是歷史的真實存在物，還僅只是儒者的道德理想和政治期盼？我認為，儒家知識分子對政治的批判，其能否得以體現(xiàn)，是兩個因素交互作用的結果，一個因素是帝王統(tǒng)治的專制程度，另一個因素是整個國家的興盛程度。當專制程度、興盛程度同時增強，如康雍乾時期那樣，儒家知識分子的批判必然弱化；反之，當專制程度、興盛程度減弱，如南宋，這種批判就會增強。所以，并不存在一個不絕如線的“道統(tǒng)” ，只存在儒家知識分子批判的聲音能否或者是否有必要發(fā)出的問題。儒家知識分子所謂的“獨立性” ，在歷史現(xiàn)實中不過是一種理想，是從未實現(xiàn)過的理想。李紱這類官員學者，恐怕根本連追求“獨立性”的一閃念都不曾有過，就算他沒有為虎作倀，拿他來做有獨立意識的儒者代表也是不合適的。錢穆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感慨“穆堂之在圣朝，得保首領已萬幸，尚何高言踐履功業(yè)” ，也許是有感于當日現(xiàn)實而發(fā)。實則對康雍乾時期，根本不必談什么“占用道統(tǒng)”與否，直截了當說是專制程度加深即可。

文獻的解讀問題

當代學者研究古人，總不免存在文獻解讀是否正確的問題。《李紱與〈陸子學譜〉 》中斷句斷錯、理解有偏差的地方不少，《李紱與清代陸王學派》扎實一些，不過也不是沒有疏誤處。下面各舉一例，試加說明。

《李紱與〈陸子學譜〉 》附錄二《李紱學術編年》引用《與陳彥瑜書》 ，并考證說：陳彥瑜（震）卒于雍正九年，而《與陳彥瑜書》中有“自新年抵館，今七閱月矣”之語， “李紱一生中曾三次任館職，即：雍正五年十二月入八旗志書館、乾隆元年十二月充三禮館副總裁、乾隆六年三月充明史綱目館副總裁。由上可知， 《與陳彥瑜書》一文應作于雍正六年” 。這是用的“排除法” ，將不可能的排除掉，留下似乎就是正解?？蓡栴}是，作者沒意識到，此“館”非彼“館” ，這里所說的“抵館”跟什么八旗志書館、三禮館、明史綱目館全都沒有關系。

實際上， 《與陳彥瑜書》當作于康熙四十九年，當時李紱考中進士后被選為庶吉士，在翰林院內(nèi)學習，所謂“抵館”就是入翰林院，信中“季有考，月有課，日有館務”等語，說的就是庶吉士學習期間的情況。況且李紱在信中說的盡是些讀書砥礪之類的話，還貌似謙抑實為炫耀地開列出自己七個月里讀的幾十種書，這種意態(tài)又豈是人過中年所宜有？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引《與陳彥瑜書》 ，是用作李紱入翰林后“益勵于學”的證據(jù)，這當然是很正確的。黃進興亦引此信，不過沒有注明寫信的時間，在英文原著里也并未將“抵館”字樣譯出，而是直接省略了。

黃進興在《李紱與清代陸王學派》第七章，也是全書最后一章的結尾處說： “康熙二十五年，著名反滿學者黃宗羲在給友人的信中贊揚當時的情況是‘今儒者遭遇之隆，蓋未有兩。五百年名世，于今見之’ 。黃宗羲的評價值得我們注意，因為它說明，盡管他從來沒有背叛自己為明朝遺老的身份，但他并不愚忠。他對康熙皇帝的贊揚反映了：他預見到，一兩千年來儒家夢寐以求的圣君降臨的理想即將實現(xiàn)。 ” （第161—162頁）

其中涉及引文的那一句，黃進興的英文原文是說，黃宗羲prais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as“the time Confucian scholars have been best treated, and so one unexpectedly witnesses the coming of a grand age” 。這段話直譯過來，就是講，黃宗羲稱贊當時是“儒者們獲到最好的待遇的時期，人們不期然地成為一個偉大時代來臨的見證人” 。那么，黃宗羲表達的是這個意思嗎？

事實上，上述引文出自《黃宗羲南雷雜著稿真跡》中的《與徐乾學書》 ，這是康熙二十五年黃宗羲寫給徐乾學的一封信的信稿，開頭是這樣寫的：

去歲得侍函丈，不異布衣骨肉之歡。公卿不下士久矣，何幸身當其盛也。今圣主特召，入?yún)⒚芪?，古今儒者遭遇之隆，蓋未有兩。五百年名世，于今見之。朝野相賀，拭目以觀太平，非尋常之宣麻不關世運也……（按:“函丈” ， 《真跡》釋文作“函文” ，誤； “骨肉” ，釋文作“胥肉” ，不可解， 《真跡》影印效果差，此處筆畫模糊難辨，從字形上看，疑為“骨肉” 。明清間習用“布衣昆弟之歡”一語， “布衣骨肉之歡”或與之相類。 ）

其實，在這封私人信件里，黃宗羲所說的每一句話都是針對徐乾學個人的，并未就當時儒者的普遍處境進行總結。信的大意是說：去年跟您相處得很融洽。一般居高位的官員丟掉禮賢下士的傳統(tǒng)已經(jīng)很久了，而您居然待我這么好，實在是我的幸運。現(xiàn)在皇上特別下旨，讓您參與重大機密的決策，古往今來儒者所獲的寵幸沒有趕得上您的了。五百年才出一位的有名臣子，現(xiàn)在終于得見。聽聞這個消息，朝野士人相互道賀，都認為太平盛世不遠了，這一任命顯然跟那些與國家前途沒有關系的一般詔令不同。

有趣的是， 《李紱與清代陸王學派》的譯者，在還原引文時，似乎有意將“古今儒者遭遇之隆”改為“今儒者遭遇之隆” ，因為不這樣改，就跟黃進興的理解對不上了。事實上，所謂“五百年名世” ，典出《孟子·公孫丑下》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 。 “名世” ，本義是聞名于世，而所謂“名世者” ，自來都特指輔佐君王的儒者士人。比如清初有“名教罪人”之稱的錢名世，字亮工， “亮工”典出《書·舜典》 ，意思是輔佐天子以立天下之功，剛好可以印證名字里“名世”二字的含義。黃進興把“名世”理解為“一個偉大時代” ，顯然是錯的。

自從白壽彝主編的《中國通史》引用了《與徐乾學書》中的內(nèi)容，這封信就被許多對那段歷史并不十分了解的人當成黃宗羲晚年肉麻地吹捧康熙政績的一個證據(jù)。黃宗羲晚節(jié)確有可議之處，這封信里流露出的語氣似乎也確與遺民的身份不甚相符，然而，我之所以要在此不憚煩地加以解說，乃是因為像黃進興這樣誤解文義、擴大古人言說的有效范圍，非但對大儒黃宗羲不公平，對理解明清之際士人的真實處境與真實想法也很不利。

無論從哪個角度看， 《李紱與清代陸王學派》 、 《李紱與〈陸子學譜〉 》恐怕還只是李紱研究的一個起點、一個不能算是特別高的起點。

（原刊于《東方早報·上海書評》2010年6月6日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