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知”即“公共知識分子”。有人認為，“滿足這兩個條件就是公知；1、足夠出名，2、經(jīng)常對社會公共事物發(fā)表看法”。又有人認為，“公知是抱著大樹喊砍樹的人”。“公知”到底有沒有真?zhèn)?？又如何辨別？

近日，北大校友周濂先生寫的“當公共知識分子變成‘公知’”（財新《新世紀》2012年7月9日）一文，對“公知”問題作了精彩的分析。但是，由于周濂先生囿于既定的自由派立場，并且不能深入到文化的背景去解剖問題，所以，他的分析常常欲言又止，許多結(jié)論也往往似是而非。

本文主張，不要急著先給自己設(shè)定立場，應(yīng)該先徹底弄清“公知”的本質(zhì)，然后再根據(jù)自己的認識和偏好去選擇立場。

我們先來看看周濂文章的精彩之處：“真正的公共知識分子，并不是像先知一樣告訴他人必須做什么的人，也不是‘強化觀眾之預(yù)設(shè)、重申并滿足觀眾復(fù)雜愿望’的人，而是‘一次次地針對被視為不證自明的當然提出質(zhì)疑，打碎人們的精神習慣、行為模式以及思維方式，驅(qū)散人們熟悉而接受的觀念，重新審視規(guī)則和制度’的人。他們當然也同樣身處利益紛爭的時代，并且不可避免地會被裹挾到利益的漩渦之中，但是與此同時，他們有著足夠的意志和理性往后退一步，嘗試著去質(zhì)疑政府的權(quán)威、大眾的神話以及自我的公正。”

周濂針對的是“謀篇博文”，那篇博文提出：“‘公知’的形象被簡化成幾個漫畫式的特征，比方說‘初級公知’需要熟練掌握的概念有七個：自由、民主、人權(quán)、體制、憲政、選票和普世價值；‘中級公知’需要天天掃射專制、極權(quán)和暴政；而‘高級公知’私下里要占盡體制內(nèi)的所有便宜，但是表面上要為普天下的老百姓做義務(wù)代言人?！还苁鞘裁磳哟蔚墓?，其目標都是一樣，那就是以最小的代價占據(jù)最多的公共資源?！?/span>

周濂認為：“這種剝落金身、裸露泥胎的暴力解釋法，目的就是制造某種刻板的印象，迎合并坐實大眾所預(yù)期的‘事實真相’?！瓘墓残缘慕嵌葋砜?，某些‘非公知’絕不比‘公知’更少公共性；從自我賦予的使命和任務(wù)來看，‘非公知’更是認為只有自己才代表了客觀、公正、理性與良知；由此看來，把自由派公共知識分子污名化為‘公知’的隱微目的，恰恰是為了爭奪公共知識分子的正統(tǒng)地位”。

結(jié)果，“非自由派罵自由派是‘公知’，自由派反罵非自由派是‘公知’，自由派內(nèi)部互罵‘公知’，非自由派內(nèi)部也互罵‘公知’，草根則說你們?nèi)叶际恰瓕Α惫暗淖畲笾缚鼐褪牵髅魇巧硖幚鏇_突時代的”劉安“，卻要故作清高地扮演社會的守夜人！”

可是，如果大家不過都是在維護和推進自己的利益，那么出路在哪里呢？周濂提出：“如果單從利益分化的角度看，我不曉得誰是真正活在真空里？利益分化也許是一個分析的角度，但是如果本著利益還原論的思路去解釋一切，則未免太過粗疏而且錯漏百出?！硐氲臓顩r固然是在每一個公共問題上，各方都能基于公共理由進行充分協(xié)商并達成共識，但更加現(xiàn)實的做法也許是，鼓勵利益代言人為一己之私利充分地提供私人理由，而不必苦心謀劃‘所有人都能接受’的公共理由。事實上，中國的問題恰恰不是利益分化的太過度，而是利益分化的還不夠明白、不夠徹底、不夠公開，如果各種利益集團真的能夠開誠布公地發(fā)表觀點、選舉代表，就政治權(quán)力和財富分配進行理性的博弈，那么中國的公共空間和政治未來將會變得更好而不是更差”。

顯然，周濂設(shè)想了一個“協(xié)商民主”的美好結(jié)果，然后告訴我們說：“在這個過程中，一定會有人假借公共理性的名義來混淆視聽，一定會有人根據(jù)政治正確性站隊并打壓異己?！灰繕硕际悄乔靶新飞系拈T檻，不管是‘公知’還是非‘公知’，也不管是公民還是草民，你喊號子我掄錘子，你拆地基我運垃圾，都是在拆除門檻，相煎何太急？”

在我看來，周濂通過展望一個美好未來，而把當下的“公知爭斗”問題給取消了?？烧嬲膯栴}是，即便利益分化足夠明白、足夠徹底、足夠公開，即便各種利益集團，真的能夠開誠布公地發(fā)表觀點、選舉代表、就政治權(quán)力和財富分配進行理性的博弈，“公知爭斗”的問題依然還會持續(xù)下去。

所以我認為，周濂在“公知爭斗”上的“世界觀”是有問題的。因為，“公知爭斗”的本質(zhì)，是通過“品牌競爭”去爭奪“意見市場”的“市場份額”，利益分化的程度、透明度及利益的表達與分配機制，根本沒有改變“公知爭斗”的本質(zhì)，不同的僅僅是“公知爭斗”的方式；通過展望一個美好未來及“相煎何太急”的勸說，根本就是文不對題的“鴕鳥主張”。

按照這個簡單的道理，公知“以最小的代價占據(jù)最多的公共資源”，就不是一種什么“裸露泥胎的暴力解釋法”。哪個公知大褂底下及背后的東西都是利益，大家的目的都是“制造某種刻板的印象，迎合并坐實大眾所預(yù)期的‘事實真相’”。更加重要的是，大家都在利用現(xiàn)體制的僵硬和空隙之處，去尋求自己的獲利優(yōu)勢。

按照這個“世界觀”，真正的公知固然不是先知，但烏合之眾就是喜歡盲從，公知一個正確往往可以遮擋很多錯誤，所以誰是“真正的公知”其實根本無法判斷?！百|(zhì)疑”、“打碎”、“驅(qū)散”本身也是一種“意見產(chǎn)品”，所以問題不是“質(zhì)疑”、“打碎”、“驅(qū)散”，問題是誰會相信特定的“質(zhì)疑”、“打碎”、“驅(qū)散”本身就是“真正的”。就是說，即便能夠知道誰在“裝成先知、嘩眾取寵”，誰又在“質(zhì)疑政府的權(quán)威、大眾的神話以及自我的公正”，我們也很難讓所有人都感到黑白分明。

因此，周濂文章的精彩完全是表面化的；問題不是哪種利益更正確，問題是利益沖突根本就不是一個真理沖突問題，根本就不存在一種可以用于判定“真正公知”的“一看便知的中立客觀標準”。自由派公知確實并不比非自由派公知更高尚，我們只有這樣假定，才不至于鼓勵有更多的人去冒充自由派公知或非自由派公知。所以，背離“利益還原論”才會導(dǎo)致“太過粗疏而且錯漏百出”。

現(xiàn)在清楚了，當公共知識分子變成“公知”時，真正的問題不是制度背景，真正的問題是人們?yōu)槭裁从憛挕肮?。人們討厭“公知”，僅僅是因為他們不喜歡特定的“意見產(chǎn)品”，更不喜歡別人的“意見產(chǎn)品”削弱自己或自己認同的“意見產(chǎn)品”及“產(chǎn)品份額”?！耙庖娛袌觥鄙蠜]有真理，只有偏好，而偏好就意味著情緒與理性的混雜，意味著情緒能夠壓倒認識。事實往往被意見所污染，“意見市場”充滿了“損招”及“惡招”，永遠不可能有公平的競爭和理性的協(xié)商。

不幸的是，討論中的“公知爭斗”，還因為中國特色的“小圈子文化”而使是非更加混濁?！靶∪ψ游幕笔侨饲槊孀拥奶焯?，卻是理性原則的地獄；“粉絲”就是“情絲”，“利益共同體”不相信眼淚，更不相信真理。所以，中國的“公知爭斗”沒有出路可找，通過“現(xiàn)體制的僵硬和空隙之處”去確立自己的分配優(yōu)勢，就是所有“公知爭斗”的硬道理。

“意見市場”本質(zhì)上是分割及碎片化的市場，不管是用道德義憤還是意識形態(tài)的手段，“意見產(chǎn)品”的生產(chǎn)者及消費者不僅要擴大自己的利益，還要增加別的“意見產(chǎn)品”的成本。所以，“以最小的代價占據(jù)最多的公共資源”，就意味著以盡可能少的代價去“媚人數(shù)盡可能多的俗”或“仰仗勢力盡可能大的權(quán)”。不少人把“意見市場”幻想成“思想市場”，可即便存在“思想市場”，也不可能存在所謂“開放的思想市場”。“思想市場”要么受政治邏輯的壓抑，要么受費用邏輯的壓抑，要么兩者兼有之；“思想市場”或“意見市場”是相對封閉的。

總之，很難做到“有著足夠的意志和理性往后退一步”，這意味著不從既定立場出發(fā)，至少在分析問題時這樣做。有一點是明擺著的，動機問題清楚而不必討論，別人的動機有多骯臟，你的動機就有多無恥，“人格資歷”而不是“實質(zhì)內(nèi)容”的關(guān)注，往往是“偽公知出籠”的明確信號。

僅僅是在利益的盡頭，如果能夠超脫于“情絲”和“小利益共同體”之上，能夠盡可能降低“利益相關(guān)度”，能夠以盡可能純粹的邏輯去分析問題，“公知爭斗”的真相才有清晰的可能。即便是這樣，我所說的也僅僅是一種微弱的可能，它對人的“有限理性”要求太高了。人本來就是愿望而不是理性的動物，人有理性僅僅是因為理性碰巧與愿望重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