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外報”性質(zhì)與它產(chǎn)生的影響

清末年間，外國人在寧波出版的幾種中文報刊，大多為外國傳教士所辦，唯有《德商甬報》主辦者是外國商人。這些“外報”，盡管辦報宗旨有所差異，宣傳內(nèi)容各有側(cè)重，其性質(zhì)都是外國侵華勢力的輿論工具。因此，駐甬外國人所辦報刊，傳教士辦的也好，商人辦的也好，從宏觀上看，出版動機和目的是一致的，歸根到底是在為外國帝國主義的戰(zhàn)略利益服務(wù)。

鴉片戰(zhàn)爭后，外國帝國主義為配合其經(jīng)濟侵略，不惜采用各種手段進行文化和意識形態(tài)的滲透，包括傳教、行醫(yī)、經(jīng)商、辦學尤其是出版書報。作為重要手段之一，外國人在中國的辦報活動，實質(zhì)上是一種文化侵略活動。用他們自己的話說，“我們還有一辦法，一個更迅速的辦法，這就是出版書報的辦法”，“別的方法可以使成千的人改變頭腦，而文字宣傳則可以使成百萬的人改變頭腦”。⁽¹⁸⁾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在《給英駐上海領(lǐng)事白利蘭的信》中還說，控制了中國的主要報刊，“我們就控制了這個國家的頭和背脊骨”。⁽¹⁹⁾正是出于這種用心，外國人透過出版報刊宣揚基督教和西方文明，說穿了是企圖以西方模式影響中國人，為最終欲使我國變成外國殖民地而效力。這從寧波“外報”也可得到印證。

《中外新報》聲稱“以圣經(jīng)之要旨為宗旨”，并稱“序事必求實際，持論務(wù)期公平”，事實上怎么樣呢？如上所述，它的主要內(nèi)容卻是新聞和時評，而不是“闡發(fā)基督教義”。某些重大事件的報道、評論，該報基于自身的立場和偏見，沒有也不可能真正反映實際和持論“公平”。例如英法聯(lián)軍入侵京津的報道，它就不講入侵而講“進攻”，有關(guān)遭到“滿兵”抵抗一節(jié)，則是輕描淡寫，諱莫如深，表現(xiàn)出明顯的政治傾向性?！娥畧蟆吩B續(xù)登載《勸戒鴉片說》，從創(chuàng)刊號到第10卷每卷1篇。它的創(chuàng)辦人還刊文說：“中土之沉迷鴉片日盛一日，其害伊于胡底，安忍袖手其旁作秦越人之視哉！”⁽²⁰⁾正在向我國大量輸入鴉片的“大英帝國”，其傳教士所辦報刊，怎么倒反向中國人“勸戒鴉片”，這不顯得太滑稽、太可笑了嗎？其實醉翁之意不在酒，用心良苦。當時鴉片源源輸入，其勢愈演愈烈，包括寧波人在內(nèi)的廣大中國人，莫不為之深惡痛絕。鑒于這種情況，“外報”自然不方便公開鼓動吸毒，于是乎便借“勸戒”之名，行辯護之實。細讀10篇《勸戒鴉片說》，很容易發(fā)現(xiàn)其著眼點是：一曰中國人“天生羸弱多病，鴉片入口能暫為解救，然病去癮深”；二曰鴉片“既不能使之不來，又不能戒眾不食”；三曰鴉片產(chǎn)在印度，“華人歸咎于英美之賈”，使英國“蒙受不潔之名”。這明明是在為輸入鴉片辯護，以“勸阻”中國人的強烈憤慨和反抗。

以上種種，寧波“外報”所起的負面影響顯而易見。但并不否認，“外報”的某些內(nèi)容，不論出于何種用意，客觀影響倒也有積極的一面。例如，譯載西方哲學論著，尤其對科學文化知識的介紹，什么電氣行船、機器浚河、人工致雨、奇墨印書、治虐妙藥等等，在當時確是傳播了新思想、新知識、新技術(shù)，讓長期處于封閉落后環(huán)境的人們大開眼界。鉛印技術(shù)也是隨外國人的出書報活動傳入我國的，《中外新報》最先采用的“元寶架”鉛字排版方法，曾為各地報刊沿用半個多世紀。外國人在寧波既有辦報特權(quán)，也就有獨立撰稿權(quán)，可以自行采編稿件和出版報刊，并曾發(fā)表《新聞紙論》、《新聞紙后論》等文，大談辦報的重要性，竭力鼓吹興辦報紙。

泰西各國之有新聞紙也，上可以明國政之是非，下可以見民情之善惡。大可以表山川之險要，小可以載庶物之新奇。其事雖微，其曾甚溥。泰西各國之君相知之，各國之士庶知之，各國之官吏商賈亦知之。因之流布日廣，銷售日多。獨至中國雖知之，而不能盡知之；中國雖行之，而不能廣行之。何哉？蓋中國自秦漢以來君國之權(quán)甚尊，臣民之分甚卑。處士清談盛朝不取，庶人末議禁典所嚴。從未有如新聞紙之有事必書，無辭不達，足為世人口碑，而比史書之直筆者。雖中外通商已久，新聞紙創(chuàng)于中國近十余年，而中國人之視新聞紙非諫言謗出，即曰街談巷議。流布不能廣者，即此之故也。⁽²¹⁾

以上引文是《甬報》發(fā)表的《新聞紙論》一文中開宗明義的一段。該文接著列舉辦報的“利益”，有六：一是“隨時隨事一一錄出，可以去薄海之猜疑”；二是“秉筆直書，公是公非不難立分，可心解下民之冤抑”；三是“事事言之，使天下一一知之，可以開中國之風氣”；四是“奇奇怪怪，是是非非，廣聞見而資談?wù)摚梢栽鼍幟ブ娮R”；五是“善則善之，惡則惡之，使事前有所鑒觀，事后有所顧忌”；六是“價廉而家家可購，文淺而人人可觀，耳濡目染，可以勵男女之品行”。⁽²²⁾《甬報》還以答讀者問形式發(fā)表《申報質(zhì)疑》一文，回答了當時對“新聞紙”（近代報紙）的責難和疑慮。由此可以認為，寧波幾種“外報”的出現(xiàn)以及倡言辦報的論述，其指導(dǎo)思想雖是資產(chǎn)階級的民主觀和新聞觀，但在清王朝專制獨裁的封建統(tǒng)治下，對于啟迪國人的民主觀念和辦報意識，對推動浙江民間國人自辦報刊，應(yīng)當說有一定的歷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