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我的父親曹禺
懷念我的父親曹禺
萬 方
一百年前,一個嬰兒誕生。一百年稱得上漫長歲月,然而人們沒有忘記他,一百年過后還在紀(jì)念他,這是為什么?他做了什么?回答很簡單:他寫了幾部戲。正是他創(chuàng)作的這幾部戲劇,使他今天還和我們大家在一起,進(jìn)行著思想和情感上的交流。他給了戲生命,戲劇也給予他生命。
我父親的一生都和戲劇緊緊連在一起。小時候他就是個小戲迷,才三歲,母親、我的奶奶就帶他到戲院看戲,小小年紀(jì),就被舞臺的奇妙所吸引。長大一些,他和小伙伴在自家的院子里演戲,可以算作他最初的戲劇實踐。上了南開中學(xué)后,他參加了南開新劇團(tuán),演戲、導(dǎo)戲,翻譯西方戲劇,從那以后,戲劇就成了他一生的迷戀與追求。
《雷雨》是他最著名的劇作,上演至今已經(jīng)70多年了。我記得他和我講過,那時候他還在南開中學(xué)念書,有一個同學(xué)叫楊善全,他和楊善全說,我有一個故事想寫出來。楊善全就說,那你講講吧。他講了,頭緒很多,講得很亂,楊善全沒聽出所以然來,只說,很復(fù)雜呀,你寫吧。
后來有人采訪我爸爸,我聽他對采訪的人說:“你們要我講繁漪是從哪兒來的,有什么原型?有,肯定是有,好多好多。但要我說出張家老太太,李家少奶奶,王家小姐,有什么用?講了也是白講,你們也不認(rèn)識?!独子辍愤@個名字,如果硬要我講,雷,是轟轟隆隆的巨大聲音,驚醒他們;雨,是天上而來的洪水,把大地洗刷干凈。”我曾經(jīng)陪我爸爸去過他的母校,清華大學(xué),他是在清華大學(xué)的圖書館里寫的《雷雨》。他指給我看他過去坐過的位子,說:“不知廢了多少稿子呀,都塞在床鋪下邊。我寫了不少的人物小傳,寫累了,就跑到外面,躺在草地上看天空,看悠悠的白云,湛藍(lán)的天?!彼€說,“當(dāng)年圖書館的一個工作人員,他待我太好了,提供我許多書籍,還允許我閉館之后還待在這里寫作。那些日子真叫人難忘??!”他說當(dāng)時他就是想寫出來,從來沒有想到過發(fā)表,也沒有想過演出。
他還給我講過寫《家》的劇本的時候,是在四川長江邊的一條小火輪上,天熱極了,他是個特別愛出汗的人,汗流不止,從早上到天黑,他一句句一幕幕地寫下去,筆追趕著他思路,江水拍打著船底怦怦響,就像人的心跳,沒有電燈,夜晚就在油燈下寫……
在我小的時候我也看到過那樣的情景,那是在鐵獅子胡同的中央戲劇學(xué)院宿舍。爸爸的書房是一排小北房里的一間,院子里有一棵很大的海棠樹,我和同學(xué)經(jīng)常在海棠樹下跳皮筋,一扭頭就能看見我爸爸趴在窗前的書桌上寫作。炎熱的夏天,我爸爸寫作時就光著膀子,那時候從沒聽說過空調(diào),也沒有風(fēng)扇,書桌上放著一個大臉盆,里面裝著一大塊冰。他汗流浹背,稿紙粘在胳膊上,字跡都被汗水弄得模糊了,毫不知覺。有時候他會在屋子里走來走去,經(jīng)常劇烈地?fù)项^,就像腦袋里憋著千頭萬緒,只有拼命地痛快淋漓地?fù)项^才能把它們梳理清楚。經(jīng)常,他反復(fù)琢磨,念念叨叨,一遍遍讀出人物的臺詞。我聽他朗誦過“膽劍篇”和“王昭君”。他的朗讀與眾不同,甚至可以說不同凡響,打動我,使我不忘,因為他根本不知道聲音的存在,他用感覺讀,讀得那么有味。
再看《北京人》的劇本,有評論家說《北京人》是曹禺創(chuàng)作歷程中的高峰,是他寫得最好的戲。作為一個編劇,我感到驚異的是,要具有怎樣的感悟力,體味多少不愉快,刻骨的厭惡,埋得極深的苦痛,才能寫出老太爺曾浩那樣的人物,而我爸爸那時還是個青年。記得我曾經(jīng)問過他寫東西時的感受,他回答說:“生活中往往有許多印象,許多憧憬,總是等寫到節(jié)骨眼兒就冒出來了。要我說明白是不可能的,寫的時候也不可能。”我一直覺得《北京人》里每個男人身上都有他的影子,他比他們加在一起還要豐富生動。
“文革”時期,我爸爸被打倒,被揪斗。有一段時間,被關(guān)在牛棚里白天掃大街,晚上不能回家。他曾回憶說:“我羨慕街道上隨意路過的人,一字不識的人,沒有一點文化的人,他們真幸福,他們?nèi)匀荒苓^著人的生活,沒有被辱罵,被抄家,被奪去一切做人應(yīng)有的自由和權(quán)利?!焙髞矸潘丶伊?,他把自己關(guān)在屋里,能不出門就不出門,吃大量的安眠藥,完全像一個廢人。
粉碎“四人幫”后,我爸爸恢復(fù)了名譽(yù),擔(dān)任了很多職務(wù),參加很多社會活動。但他最想做的是寫出一個好劇本。在他的內(nèi)心,他始終是一個劇作家,他的頭腦就像被鞭子抽打的陀螺,一刻不停地轉(zhuǎn),我爸爸這一生從來感受不到“知足常樂”和“隨遇而安”的心境。晚年的日子里,他一直為寫不出東西而痛苦。這種痛苦不像“文革”時期的恐懼那樣咄咄逼人,人人不可幸免。這種痛苦是只屬于他自己的。我曾經(jīng)反復(fù)琢磨這份痛苦的含義,我猜想:痛苦大約像是一把鑰匙,惟有這把鑰匙能打開他的心靈之門。他知道這一點,他感到放心,甚至感到某種慰藉。然而他并不去打開那扇門,他只是經(jīng)常地?fù)崦@把鑰匙,感受鑰匙在手中的那份沉甸甸冷冰冰的分量。直到他生病住院,身體越來越衰弱,他才一點點放棄了他的痛苦,放棄了由痛苦所替代的那種強(qiáng)烈的寫作愿望。他不再說“我要寫東西”了。有時他說:“我當(dāng)初應(yīng)該當(dāng)個老師,當(dāng)個好老師,真有學(xué)問,那就好了?!彼z討自己過去不用功,沒有系統(tǒng)地看書。偶爾他會談起他年輕時怎樣寫作,寫得怎樣酣暢,就像講一個他做過的誘人的美夢。
當(dāng)年我爸爸寫出《雷雨》之后,給了他的好朋友、中學(xué)同學(xué)章靳以。當(dāng)時章靳以、鄭振鐸和巴金一起在辦《文學(xué)季刊》。靳以叔叔把劇本放在抽屜里,放了一年,大約因為我爸爸和他的關(guān)系太近了,反而覺得不好講話。我曾問過我爸爸:你為什么不問問呢?他說:“那時候我真是不在乎,我知道那是好東西,站得住?!币荒旰?,巴金伯伯看到了《雷雨》,讀過后立刻決定在《文學(xué)季刊》上發(fā)表。我爸爸年輕時是那么的自信,而晚年,他不止一次地問我他寫的東西是不是真的好。我勸他不要想了,我說這不是你的事?!霸趺粗v?”他問我。我說出看法,“你寫了劇本,盡了你的力,以后就由時間去衡量了?!?/p>
“那我的戲是不是還算經(jīng)得住時間考驗的?”他又問。
“你說呢?”我反問他。
他沒有再說話,我相信他心里是有答案的。
他曾說:“我喜歡寫人,我愛人,我寫出我認(rèn)為英雄的可喜的人物,我也恨人,我寫過卑微、瑣碎的小人。我感到人是多么需要理解,又多么難以理解。沒有一個文學(xué)家敢說:我把人說清楚了?!痹谒卦L母校南開中學(xué)時,為中學(xué)生們講話,他又說:“我一生都有這樣的感覺,人這個東西是非常復(fù)雜的,人又是非常寶貴的。人啊,還是極應(yīng)當(dāng)把他搞清楚的。無論做學(xué)問,做什么事情,如果把人搞不清楚,也看不明白,這終究是一個很大的遺憾?!?/p>
寫人,寫出人的靈魂,對人永遠(yuǎn)滿懷熱忱和興趣,我想這就是我爸爸寫作生涯的寫照。
記得我爸爸84歲的時候,北京人藝又演出《雷雨》,他生病住在醫(yī)院里,我去看了,再到醫(yī)院去看他,他問我:你覺得怎么樣,能看得下去,觀眾坐得住嗎?他愛聽普通觀眾嘴里說的話,比如:挺有意思,真來勁,聽到這樣的話他最高興。那天我告訴他劇場里很安靜,我能感到那是一種全身心被吸引的安靜,他聽了笑了。前些天我在首都劇場看“日出”,劇場里坐得滿滿的,我再一次感受到那樣的一種安靜。我想象著我爸爸坐在觀眾席里,和大家一起看著臺上演出的戲,隨著演員的表演,心中掀起一陣陣無聲的波瀾。
演出結(jié)束了,演員們走出來謝幕,觀眾們紛紛站立起來,齊聲鼓掌,他們的掌聲和情緒讓他知道,他沒有辜負(fù)他們的期望,他們被他的戲打動,獲得了精神上的滿足。對于我爸爸,一位劇作家,這是多么幸福的時刻。
選自《散文海外版》201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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