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　朋

導論：中西方傳統(tǒng)的動員政治的特點

法國政治心理學家古斯塔夫·勒龐說：“（信仰）它們的理性價值微乎其微，但它們卻塑造著歷史，為各民族提供凝聚力或力量，使他們不再成為一盤散沙。人類在任何時候都需要宗教和信仰來指導自己的思想，引導自己的行為，至今還沒有哪一種哲學能夠替代它們。”^[1]能否賦予本國民眾一種政治上可以運用的信仰，直接關涉到統(tǒng)治者的權威和國家的實力。中國的幾千年歷史上，頻繁遭遇來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一個明顯的特征就是封建王朝始終未能（也似乎不能）系統(tǒng)運用宣傳力量動員其龐大的人力資源進行抵抗，而主要是依賴王朝自身和地主豪強的力量。面對突破關隘山川之后，進入平原地帶的游牧民族所擁有的機動靈活的軍事優(yōu)勢，歷代王朝都疲于應付。當然，封建王朝也并非全然未能與民眾運動相結合，例如慈禧太后利用義和團反抗西方列強，后來迅速轉變?yōu)殒?zhèn)壓。

總結來看，巨大人力動能的優(yōu)勢和無力動員的劣勢的矛盾在傳統(tǒng)中國始終未被破解，而近代之后，民族主義、共產主義等西方觀念和思想流入中國，與中國傳統(tǒng)相結合，從而顛覆了原有的中國政治活動的狀態(tài)，大眾動員發(fā)生根本變革。各方面均較為落后羸弱的中國，憑借對人力資源的充分發(fā)掘，在結束內戰(zhàn)之后以強國身份出現(xiàn)。

這不等于傳統(tǒng)中國沒有動員和宣傳，許多朝代在鎮(zhèn)壓農民起義中常常動員各地的官僚和地主，比如東漢末的各地地主武裝鎮(zhèn)壓黃巾軍、唐末各藩鎮(zhèn)直接募兵鎮(zhèn)壓黃巢武裝，更加為世人熟知的清末咸豐年間動員南方地主募兵對抗太平天國。這種動員的最終結果是削弱了中央的權威和統(tǒng)治力，造就了隨后的各類地方割據(jù)。

西方歷史在動員上有其自身特點，與中國大不相同。在近代之前的動員，往往求助于宗教和個人或家族榮譽。比如斯巴達監(jiān)察官斯提尼拉伊達為了動員斯巴達人投票支持對雅典開戰(zhàn)，他的號召是這樣的：“斯巴達人啊，表決吧！為了斯巴達的光榮！為著戰(zhàn)爭！不要讓雅典的勢力更加強大了！不要完全出賣我們的同盟者！諸神保佑，我們前進，和侵略者會戰(zhàn)吧！”^[2]無論是王朝內的戰(zhàn)爭還是對外的戰(zhàn)爭，宗教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最著名的是十字軍東征。世界歷史上最典型的是伊斯蘭擴張征服。通過個人或家族榮譽進行對內動員戰(zhàn)爭，比如雅典與斯巴達的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而近代之后，宗教退出了政治領域，西方國家的動員多數(shù)雷同，以和平、民主等政治理念或價值觀為依托。

到了“徹底”的革命主義力量共產主義出現(xiàn)之后，呈現(xiàn)了最大規(guī)模的革命場景，以至于很多國家，甚至包括世界大國在內都惶恐本國民眾被這些共產主義者動員起來革命。

中國有王朝誕生，就伴隨著政府通過動員來獲取政治支持的行動。不過，王朝動員的對象、形式和內容都大有局限，這使之規(guī)模極小。在漫長的歷史中，民眾起義和抗爭的頻率也非常多，盡管其中的動員還不是嚴格意義上的革命式動員，但是對這些歷史的概貌性研究能夠有助于揭示后代革命主義動員能量異常強大的原因。近現(xiàn)代從同盟會、國民黨到中共，動員越來越深入，最終展示了大眾動員的巨大歷史能量。

王朝動員：昭告天下和儒家倫理

夏朝實行兵民合一的體制，因此每次出征都要進行大眾動員，主要采取誓師的形式告知因何而戰(zhàn)。到了商朝，比較重視祭天和占卜的神秘儀式，無論統(tǒng)治者是否相信這些儀式及占卜的結果，這個過程客觀上造成了大眾動員的過程。有時候，這些儀式的結果并不能決定是否發(fā)動戰(zhàn)爭，也就是說，動員這一戰(zhàn)略方式服從于是否發(fā)動戰(zhàn)爭這一政治，例如，史載姜尚發(fā)動滅商之戰(zhàn)前占卜不利，但他說“枯骨死草，何知而兇”，力勸武王用兵。^[3]

春秋戰(zhàn)國時，戰(zhàn)爭頻仍，各國之間的動員頻繁，動員宣傳也受到重視，尤其是《孫子兵法》明確加以強調，“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放可以與之死，可以與之生，而不畏?！?sup>[4]，“上下同欲者勝”^[5]。不僅如此，孔子、老子、管子、尉繚子、孟子、孫臏、商鞅、荀子、墨子也都談到了爭取民心的重要性。^[6]韓非子的《心度》篇對此有集中的論述。^[7]

從秦漢開始，政府的戰(zhàn)爭動員基本采用了相對固定的模式，主要就是征兵制和募兵制，三國主要為世兵制，但具體的形式和制度很不一樣。歷史上的動員還談不上大眾動員，更很難說大眾動員宣傳，比較常見的行為是將征兵代替動員、將命令代替宣傳，所謂動員，它充其量也就是貴族地主動員。

王朝動員宣傳常常以昭告天下和檄文的方式進行，如《隋文帝伐陳檄》《大清國攝政王多爾袞南下告示》?！端逦牡鄯リ愊吩鴮懥?000份，在江南地區(qū)廣為散發(fā)。^[8]但是很多檄文和告示面向的對象是有實力的王公貴族或地主豪強。王勃在《為徐敬業(yè)討武曌檄》直接就點明其宣傳的對象是李唐官僚貴族：“公等或家傳漢爵，或地協(xié)周親，或膺重寄于爪牙，或受顧命于宣室。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倘能轉禍為福，送往事居，公立勤王之師，無廢舊君之命，凡諸爵賞，同裂山河?！?sup>[9]而且就文學化的檄文本身而言，這種宣傳對象一開始就限定在了統(tǒng)治集團或文人士紳的閱讀圈內。

宣傳的基本邏輯也是遵循封建王朝的倫理，無不采用儒家傳統(tǒng)觀念加以辯護，尤其圍繞“仁義禮智信”的倫理展開宣傳。

如宋濂為朱元璋寫的《北伐檄》，利用了天道、綱常、仁德等封建政治倫理道德加以宣傳：

其于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倫，瀆亂甚矣?！Y儀者御世之大防，……失君臣之道，……實乃天厭其德而棄之之時也。

當此之時，天運循環(huán)，中原氣盛，億兆之中，當降生圣人，驅除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今一紀于茲，未聞有治世安民者，徒使爾等戰(zhàn)戰(zhàn)兢兢，處于朝秦暮楚之地，誠可矜閔。

……

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大亂，為眾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式之地，得長江天塹之險，今十有三年?！恳曃抑性窬脽o所主，深用疚心。予恭承天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胡虜，拯生民于涂炭，復漢官之威儀。慮民人未知，反為我仇，絜家北走，陷溺猶深，故先逾告：兵至，民人勿避。予號令嚴肅，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永安于中華，背我者自竄于塞外。蓋我中國之民，天必命我中國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10]

甚至為封建帝國擴張服務的經典動員宣傳文獻——司馬相如的《難蜀父老》也采用了使“未化蠻夷”文明化的政治使命這一宣傳戰(zhàn)略。^[11]此后的中央帝國擴張屢屢打出文化蠻夷的旗號。

中國王朝的統(tǒng)治者和士紳精英幾千年來采取厚中華、輕“蠻夷”的態(tài)度，在與北方草原民族的對抗中，大力宣揚華夏的文化道德優(yōu)勢，不肯將草原民族視為平等或值得尊重的實體，從而造成了政治動員的道德文化動員傳統(tǒng)。^[12]

這種對待草原民族的觀念完全依賴于對草原民族的無知甚至不屑了解，而單純依賴于本就不確切的傳統(tǒng)典籍。阿瑟·沃爾德倫的研究，深刻地揭示了中國文人中的這種觀念?！皾M腹文墨才華和道德文章的學者們出生和成長在非常精致的環(huán)境里，從未見過任何‘蠻子’，只是從已經過時千年的典籍中知其一二，就是這些人愈加復興起一種煽情和排外的愛國高調，它在被用來反對朝廷里的溫和派的時候證明非常有效。此類輿論有力地促成了糟糕的政策?！?sup>[13]這些文人學士，往往以清流自居，加之對傳統(tǒng)典籍不加鑒別的援引，進一步造成了中國對草原民族看法和輿論的不切實際。春秋大義和賈誼的言論^[14]成為很多文人士大夫展示自己悲天憫國情感的重要依據(jù)，但是，這里面所隱含的對“蠻夷”的蔑視和無知，卻甚少被提及。^[15]這種言論展示的一種王朝忠誠和那個時代的“愛國情懷”在政策辯論中頗具感召力。賈誼等儒家學者和官僚的言論充滿了中原王朝的優(yōu)越感，這種優(yōu)越感在文人士大夫閱讀和信奉的典籍中不斷被閱讀和強化。盡管典籍和文人對草原民族的各種偏離實際的“描繪”，就動員和宣傳而言有直觀的效果，但就決策而言，這種效果恰恰破壞了決策的審慎。

只是到了近代，中國被更加遠離華夏文化的西方“蠻夷”屢屢輕易擊敗后，中國的這種傳統(tǒng)和文化傲慢才徹底改觀。

傳統(tǒng)的農民造反：偶然和蒙昧

中國歷史上的農民造反、抗爭是重要的接近“革命主義”重大行動。

農民起義往往以大眾動員開始，起義的領導者通常的方式都是反復模仿秦末農民起義的方式，將自身的領導者宣傳為“天命”所歸。

陳勝、吳廣首次喊出“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口號，其帶來的抗爭和反叛色彩，影響了秦末以及后世不甘苦難的下層民眾。不過，這一革命色彩的口號，盡管從動員宣傳的角度來看包含了訴求“平等”的政治理想，比較容易鼓動起大眾的反抗熱情。但是，農民起義的一個固有特點是缺少系統(tǒng)的政治理論，因此他們提不出能夠進行系統(tǒng)宣傳和動員的戰(zhàn)略?！按蟪d、陳勝王”的鬼狐伎倆充分說明了農民起義動員宣傳的偶然性和蒙昧性。歷史上的農民起義總是會想出一兩個鮮明的口號來做動員宣傳。比如：“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動黃河天下反”“迎闖王，不納糧”。這些口號一方面有吸引人的成分，但又包含了難以改天換地的農民抗爭的基本邏輯。這些口號，只是迎合了民眾的呼聲，也注定是臨時策略。這些起義缺少建立大眾動員系統(tǒng)的基本條件——系統(tǒng)的革命理論或理想。更為嚴重的是，很多農民造反動員宣傳通過了神秘主義的范式，追求的恰恰是動員宣傳的技術效果而不是它長期的政治效果，這反映了農民抗爭的蒙昧性。

在諸多中國傳統(tǒng)的檄文中，多數(shù)出自文人學士或官僚貴族，因為文辭講究，天道倫理是必然要訴諸的對象。而農民造反運動，也往往是在接受地主知識分子的全番改造之后，才得以具有動員地主豪強支持新王朝建立的可能。李自成的《剿兵安民檄》是一篇反映農民造反者樸實精神的動員文本，李自成自稱“本營十世務農良善。急興仁義之師，拯民涂炭”^[16]。從其文風，可以判斷這絕非出自儒生，這篇檄文絲毫看不到一種封建天命觀，而后者常常是儒家知識分子動員文本最基本的行動依據(jù)。且這種檄文雖對于底層民眾而言便于理解，有影響力，但未必符合豪強地主的希望，他們可能更加看重統(tǒng)治者的傳統(tǒng)政治倫理觀，這一點上，取代李自成大順政權的滿清貴族理解得更加透徹。

而一些起義，尤其是黃巾軍、白蓮教和太平天國的起義，某種程度上還有紅巾軍的起義，都帶有了強烈的宗教色彩，采用了宗教作為動員宣傳的戰(zhàn)略。太平天國在進入湘南后，楊秀清在檄文中稱“三七之妖運告終，而九五之真人已出，胡罪貫盈，黃天震怒，命我天王肅將天威，創(chuàng)建義旗，……蓋皇上帝當初六日造成之天下，今既蒙皇上帝開大恩，命我主天王治之，……予興義兵，上為上帝報瞞天之仇，下為中國解下首之苦，務期肅清胡氛，同享太平之樂”^[17]。不過，由于這些宗教未能有廣泛的影響力，領導者也未能對這種宗教或神秘主義加以政治化的改良，結果導致動員宣傳的效能降低。“定都天京之后，尤其到了后期，洪秀全沒有能夠隨著斗爭的深化而提高認識水平……這非但不能再很好地起到動員群眾、組織群眾的作用，反而貽誤大局。”^[18]更加重要的是，反抗行為本身和支持反抗的革命理論之間缺少必要的聯(lián)系，根本上缺少替代王朝政治的政治前景，因此，這些宗教在實際的動員和起義中，逐漸由動員戰(zhàn)略的作用轉變?yōu)榱瞬呗孕缘淖饔?，并進一步被工具化，這尤其反映在了太平天國的動員宣傳中。這與阿拉伯世界伊斯蘭教的興起完全不同，穆罕穆德的伊斯蘭教不僅成為抗爭的政治學說根源，也成為建立宗教國家的政治藍圖，伊斯蘭教的興起采用的宗教動員宣傳不僅僅是戰(zhàn)略性的，也是政治的本身。

近現(xiàn)代革命：從教育國民到動員人民

孫中山的政治建國的方式并未將動員放到第一位，在他看來，優(yōu)先進行革命，然后在建立以黨治國的基礎上，開展廣泛的大眾教育，從而實現(xiàn)制度化的政治。孫中山建議成立一個黨治國家，以使新的大眾民主政治風格，亦即大眾“感化”的政治走向制度化。^[19]孫中山的大眾宣傳是一種感化宣傳或者說教育宣傳，而非動員宣傳，這大大不同于毛澤東。毛澤東的動員宣傳一定是服務于政治斗爭的明確目標，因而更好執(zhí)行。孫中山的感化宣傳和教育宣傳因為沒有明確的政治目標，所以常常不好執(zhí)行且費時費力。這與孫中山的個人特點類似，“他太真誠，所以不做一個簡單的機會主義者；他又是太實際，所以不執(zhí)著于一種意識形態(tài)?！?sup>[20]他的個性太不像一個革命家了，反而像一個典型的中國士大夫。但中國革命的大趨勢已經給孫中山的方式留不下時間了。內外交困的中國已經沒有時間和機會進行緩慢的大眾教育。共產國際的代表不滿孫中山對待大眾宣傳的態(tài)度。“馬林（1923年）5月宣稱，只有通過民眾宣傳，國民黨才有望領導一場民族革命。國民黨的注意力曾經過于狹隘地集中在‘政客議員秘密的計劃’上，今后應重新回到‘有力的、有系統(tǒng)的宣傳事業(yè)’上來?！?sup>[21]

在中國邁入近代國家的進程中，國民黨從蘇聯(lián)和共產黨那里學到了動員、宣傳的必要性和重大價值，始終試圖仿效，但限于國民黨不是一個真正“革命主義”的政黨，這種仿效未能夠成功。

國民黨的動員與共產黨的動員對象有一個本質的區(qū)別，這反映了二者在政治理念上的根本差異。這種區(qū)別反映在了“國民”和“人民”使用上，在國民黨看來，中國的國民幾乎全部都是革命可以依靠的力量。在國民革命時期，“孫中山宣傳，民族革命是一種愛國主義的事業(yè)，因為全體中國人都是愛國者（至少，當他們在國民黨人訓導下最終覺醒過來時，他們將變成愛國者）。所以革命在國內的唯一敵人，很可能存在于殘留的滿清失意軍人和官僚當中?！?sup>[22]而毛澤東的人民總是隨革命目標的不同而有所調整，但是他使用“人民”一詞主要是為了與大眾中的“敵人”相區(qū)分，雖然他們是少數(shù)。毛澤東的人民的基本構成總是包含著工人和雇農，他們構成了中國人的多數(shù)。

毛澤東的“人民”與孫中山、蔣介石的“國民”存在地位上的顯著不同。在毛澤東眼中，共產黨人要向人民學習，從人民中總結然后上升為理論，人民的生活和實踐具有至高無上的價值。而孫中山、蔣介石則不同，他們看待國民從一種外國人尤其是西方標準的參照中來看待國民，盡管他們努力爭取民族的獨立和國民的尊嚴，但是這種爭取的目標仍是參照于西方標準的?！啊瓕O中山和蔣介石建議國人培養(yǎng)個人美德，目的在于與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控制展開競爭，而他們的建議中又隱含了對殖民的種族主義表示敬意。的確，在他們眼中，中國人應當有贖罪感，成為新民，這一點與歐洲種族主義對中國人的缺陷的表達不無關系，這揭示了現(xiàn)代中國民族主義核心之處的一個悖論?！?sup>[23]而毛澤東則完全沒有，他眼中的人民不僅是革命的力量，還是革命者的老師，他認為為了教育群眾，“首先要向群眾學習”，他對從事動員宣傳的人講“群眾比你們強”。^[24]人民不需要進步，他們本身就是最先進者，如果需要的話，就是盡可能地動員他們發(fā)揮主動性和積極性。

到了南京國民政府時期，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則不再強調動員民眾，甚至是反對動員民眾的。^[25]

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共革命：一種全新的政治動員模式

毛澤東相信，民眾是政治的根本力量，而動員民眾是聚集這種力量的唯一方法。在《組織起來》一文中，毛澤東說：“‘三個臭皮匠，合成一個諸葛亮’，這就是說，群眾有偉大的創(chuàng)造力。中國人民中間，實在有成千上萬的‘諸葛亮’，每個鄉(xiāng)村、每個市鎮(zhèn)，都有那里的‘諸葛亮’。”^[26]正是基于這一根本的政治理念，毛澤東一生都認為和強調“放手發(fā)動群眾”^[27]。毛澤東早在青年時代就已經深信民眾的力量，在1919年7—8月，毛澤東以《民眾的大聯(lián)合》為題先后在《湘江評論》上三次發(fā)表文章，他直言“國家壞到了極處，人類苦到了極處，社會黑暗到了極處。補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興業(yè)，努力，猛進，破壞，建設，固然是不錯，有為這幾樣根本的一個方法，就是民眾的大聯(lián)合?！?sup>[28]抗戰(zhàn)時期，毛澤東多次批評蔣介石不動員民眾的錯誤思路。^[29]毛澤東認為：“……參戰(zhàn)的地域雖然是全國性的，參戰(zhàn)的成分卻不是全國性的。廣大的人民群眾依然如過去一樣被政府限制著不許起來參戰(zhàn)，因此現(xiàn)在的戰(zhàn)爭還不是群眾性的戰(zhàn)爭。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戰(zhàn)爭不帶群眾性，是決然不能勝利的?！?sup>[30]扎根于中國實際國情的毛澤東創(chuàng)造性地掘出了深藏于中國這個巨型國家的人力資源，通過大眾動員的方式，制造了人民戰(zhàn)爭的革命方式?！把芯棵珴蓶|戰(zhàn)爭方式的起源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毛澤東的‘人民戰(zhàn)爭’戰(zhàn)略與他的西方對手所采用的理論背道而馳，最后，毛澤東的中國式的戰(zhàn)爭道路取得了勝利?！?sup>[31]

與列寧的革命鼓動不同，毛澤東眼中的大眾動員宣傳不是單向度的，也不是簡單互動的，而是學習式的，重要的不僅是將方針政策向大眾宣傳，更是從大眾中發(fā)現(xiàn)妥當?shù)恼叻椒ǎM而廣泛加以宣傳。從大眾中學習是這種宣傳動員方式的核心。毛澤東在闡述他眼中的馬克思主義認識論時，也詮釋了他認可的大眾動員宣傳的基本模式：首先從群眾中來，而后再到群眾中去，這是不斷循環(huán)的過程。^[32]

毛澤東的動員思想將革命者作為了群眾的教師和學生，革命者并不是一切發(fā)明創(chuàng)造者，動員的過程也是學習的過程，“共產黨員又應當成為學習的模范，他們每天都是教師，但又每天都是民眾的學生?！?sup>[33]毛澤東將革命主義的宣傳理解為雙向互動的過程，來源于群眾，并回到群眾中去，這是毛澤東的基本宣傳思路。在這種雙向互動的過程中，共產黨員和骨干的作用尤其重要，毛澤東認為，黨員的領導保證了群眾的積極性得以持久，保證了方向的正確性，也為這種積極性上升到一個新的層次提供了可能。但是，毛澤東認為，這樣的黨員和骨干不是天生的，而是從群眾中形成的，他實際上再次強調了群眾智慧優(yōu)先于有力的黨員和骨干。^[34]

毛澤東一直在謀求一種革命宣傳的紀律化的目的感^[35]，毛澤東的大眾動員首要的前提條件是黨內的意識形態(tài)統(tǒng)一，每次大眾動員的展開都先進行一次黨內的政治討論和思想統(tǒng)一行動，也就是黨內動員，然后將黨內動員的效果向大眾開展。這點毛澤東不同于國民黨人，國民黨人的大眾動員盡管也進行得很努力，但是國民黨的動員始終不是一個清晰統(tǒng)一的戰(zhàn)略目標、運作連貫協(xié)調的方式。這與國民黨的政治不統(tǒng)一的先天缺陷有關?！皣顸h遠非鐵板一塊。它在軍隊、政府和各級黨組織中的各種個宣傳機構，既是作為一個整體的組織在說話，也是在為各自說話；它們之間的種種差異，常常反映了更廣闊的民族主義范圍內部的各種分歧?！?sup>[36]

新中國成立后，一系列的制度和體系建立，以及相對穩(wěn)定的政治環(huán)境，使得這種革命宣傳的紀律得以最大化的實現(xiàn)，但是這種革命化的宣傳紀律卻日益變得由上而下。一切來源于民眾的毛澤東理念與之恰好矛盾。毛澤東試圖打破這一點，掀起了“文化大革命”，但卻制造了混亂的政治，從而破壞了宣傳戰(zhàn)略取得成效的前提條件——政府運作的系統(tǒng)統(tǒng)一，黨內高層不斷出現(xiàn)動蕩的人事變化和觀點變化，紀律化則完全丟失掉。不同于歷史上的大眾動員，毛澤東大眾動員是以革命主義并結合民族主義為先導的，毛澤東的大眾動員強調向大眾解釋，爭取個人的獨立和擺脫壓迫一定要使國家和階級獨立和擺脫壓迫，因此，個人要謀求自身的利益，首先就要參加到為民族和國家奮斗的大的革命事業(yè)中來，從而最終實現(xiàn)個人的利益。而歷史上的農民起義，其口號無論多么誘人，如“王后將相，寧有種乎”“均田地”“不納糧”都是直接求助于喚起大眾個人的利益快速實現(xiàn)，并沒有包含整個大眾本身的內涵，因此這種動員往往能達到“揭竿而起”的快速效果，但是卻無法實現(xiàn)長期和大規(guī)模的動員，因為起義者的利益一旦實現(xiàn)，往往喪失進一步前進的動力，這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為什么農民起義很快就會轉變?yōu)橥醭瘧?zhàn)爭，即新王朝與舊王朝的戰(zhàn)爭，而不是新政治與舊政治的斗爭?？梢赃@么認為，毛澤東的革命主義宣傳將個人利益整合進了遠大的革命奮斗目標之中，這種革命的動員更能持久，使追隨者將革命理想化，變成一種信仰，從而實現(xiàn)了動員宣傳的強化。

總之，毛澤東及中國共產黨人與歷史上的王朝、農民軍以及近代的各種力量大不相同，他們在革命時期卓有成效地進行了民眾動員，而且一掃之前農民動員的蒙昧狀態(tài)，絕不求助于神明，而是更加革命化、激情化，完全采取否定神明的觀念，相信群眾宣傳和教育，從根本上將自身調整到為群眾利益服務，保持黨與民眾利益的一致性上來，從而顛覆性地造成了新形式的群眾反抗運動。

（作者系中國傳媒大學廣告學院公共關系系助理研究員）

【注釋】

[1]〔法〕古斯塔夫·勒龐：《革命心理學》，佟德志、劉訓練譯，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0頁。

[2]〔古希臘〕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史》，謝德風譯，商務印書館1960年版，第69頁。

[3]范曉光主編：《中國古代戰(zhàn)爭動員》，軍事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頁。

[4]參見《孫子兵法》，計篇。

[5]參見《孫子兵法》，謀攻篇。

[6]范曉光主編：《中國古代戰(zhàn)爭動員》，軍事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49－51、68、81、82－86頁。

[7]史學家尚不能確定該篇是否是韓非子所撰，但基本認同該文是對韓非子思想的體現(xiàn)。

[8]芮沃壽（Arthur F．Wright）：《隋朝意識形態(tài)的形成》（581—604年），載于〔美〕費正清編：《中國的思想與制度》，郭曉兵等譯，世界知識出版社2008年版，第71頁。

[9]《舊唐書》，卷六七《李傳》。

[10]《明太祖實錄》，大明太祖高皇帝實錄卷之二十六。

[11]時殷弘：《文明帝國主義的中國版本——司馬相如〈難蜀父老〉及其他》，《文化縱橫》2011年第4期。

[12]阿瑟·沃爾德倫：《14至17世紀的中國戰(zhàn)略》，載于〔美〕威廉森·默里、麥格雷戈·諾克斯、阿爾文·伯恩斯坦：《締造戰(zhàn)略：統(tǒng)治者、國家與戰(zhàn)爭》，時殷弘譯，世界知識出版社2004年版，第94－96頁。

[13]同上，第114頁。

[14]賈誼說，“夷狄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漢書·賈誼傳》

[15]儒家主要典籍《春秋》里有“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昵，不可棄也”的看法。班固認為“是以《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發(fā)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隨畜，射獵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絕外內地。是故圣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內，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使曲在彼，蓋圣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卑喙痰倪@番言論，與其說是對漢代處理與草原民族關系的經驗教訓總結，不如說是對后世這類問題的誤導。在這一點上，他的見識顯然及不上司馬遷。即便說出“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的李世民，也認可了其大臣的觀點，認為“中國百姓，實天下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葉，擾其根本以厚枝葉，而求久安，未之有也?！北灰暈橥醭蔚墓倭诺浞兜奈横缯f，“匈奴人面獸心，非我族類，強必寇盜，弱則卑伏，不顧恩義，其天性也?！边@些人對草原民族的看法，對孔子儒家倫理道德進行了闡發(fā)，但這種政治態(tài)度極大地破壞了平等和實事求是的處理與草原民族及其他民族關系的理性政策討論，如果不能夠平等地看待草原民族，中原王朝就無法獲得與草原民族交往中的妥當戰(zhàn)略思維。

[16]〔清〕彭孫貽：《平寇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26頁。

[17]《太平天國印書》，轉引自范曉光主編：《中國古代戰(zhàn)爭動員》，軍事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477頁。楊秀清：《奉天討胡檄》，載于梁忠實編著：《檄文經典》，泰山出版社2003年版，第184－186頁。

[18]范曉光主編：《中國古代戰(zhàn)爭動員》，軍事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477頁。

[19]〔美〕費約翰：《喚醒中國：國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階級》，李霞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4年版，第28頁。

[20]〔美〕費正清：《偉大的中國革命：1800—1985年》，劉尊棋譯，世界知識出版社2000年版，第180頁。

[21]孫鐸：《吳佩孚與國民黨》，載于《向導》1923年第24期，第5－6頁。轉引自〔美〕費約翰：《喚醒中國：國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階級》，李霞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4年版，第306頁。

[22]〔美〕費約翰：《喚醒中國：國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階級》，李霞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4年版，第261頁。

[23]同上，第157頁。

[24]毛澤東：《同晉綏日報編輯人員的談話》，《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321頁。

[25]〔美〕費正清：《偉大的中國革命：1800—1985年》，劉尊棋譯，世界知識出版社2000年版，第264頁。

[26]毛澤東：《組織起來》，《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3頁。

[27]毛澤東：《愚公移山》，《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1頁。

[28]毛澤東：《民眾的大聯(lián)合（一）》，中共中央宣傳部辦公廳中央檔案館編研部編：《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文獻選編（1937—1949）》，學習出版社1996年版，第117頁。

[29]毛澤東：《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為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zhàn)勝利而斗爭》《國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務》《和英國記者貝特蘭的談話》《論持久戰(zhàn)》《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43－351頁、第352－358頁、第362－372頁、第373－386頁。

[30]毛澤東：《和英國記者貝特蘭的談話》，《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75頁。

[31]羅斯·斯特羅澤斯：《毛澤東：一個向歷史學習的戰(zhàn)略學家》，載于〔加〕阿蘭·D·英格利施等著，王彥軍、戴艷麗、白介民等譯：《變化中的戰(zhàn)爭》，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15頁。

[32]毛澤東：《關于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9頁。

[33]毛澤東：《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zhàn)爭中的地位》，《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3頁。

[34]毛澤東：《關于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8頁。

[35]〔美〕費約翰：《喚醒中國：國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階級》，李霞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4年版，第32頁。

[36]〔美〕費約翰：《喚醒中國：國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階級》，李霞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4年版，第3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