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康德的盲點

康德把啟蒙得以順利推展的主要原因歸功于腓特烈大帝，他甚至認為“啟蒙的時代”就是“腓特烈的世紀”。康德對腓特烈大帝的態(tài)度帶有一些崇拜情結(jié)，一方面他歌頌腓特烈大帝為支持啟蒙的開明君主;另一方面他似乎無視于腓特烈大帝仍是專制體制的最高掌權(quán)者，而這專制體制使得他一生必須面對出版不自由的壓迫，包括為了1793年出版《單純理性限度內(nèi)的宗教》所惹來的禍，盡管1786年腓特烈大帝已經(jīng)去世。當康德撰寫《對這個問題的一個回答:什么是啟蒙?》時才1784年，文中對于腓特烈大帝的稱許是否過當，或者是出于真情流露，甚或只是策略運用，則屬見仁見智。

值得觀察的是，康德是否有些自我矛盾，比如他說:“但是，只有一位自己已經(jīng)啟蒙、自己并不懼怕幽靈，同時手中握有一支保障公共和平的百萬精兵的統(tǒng)治者，才能夠說出一個共和國不敢說的這種話:盡管爭辯，不管你想要什么，想要多少，但是必須服從!”康德稱許腓特烈大帝已經(jīng)啟蒙，自然就是一位合格的監(jiān)護者，進而把他“手中握有一支保障公共和平的百萬精兵”正當化了，歌頌腓特烈大帝不懼怕幽靈而能夠說出一個共和國所不敢說出的話。康德沒有看到軍事強權(quán)——而非理性——才是腓特烈大帝勇氣的來源，武力后盾——而非主張“理性的公共使用”——讓腓特烈大帝寬宏大量地包容異議。

哈曼顯然對腓特烈大帝的評價與康德截然不同，他直率地說:“不成熟的人們的那位盲目的監(jiān)護人，當他手握一支龐大的、訓(xùn)練有素的軍隊來保證他的絕對正確和正統(tǒng)地位時，一個在火爐旁昏昏欲睡，卻還在進行推理和沉思的人還能以什么樣的良知指責他們膽怯呢?”哈曼指出“百萬精兵”才是保證腓特烈大帝“絕對正確和正統(tǒng)地位”的主要原因，這使得他以監(jiān)護者自居卻無法擺脫盲目，而歌功頌德的康德在哈曼看來則有如昏昏欲睡一般無知，竟然無視于“百萬精兵”才是人們膽怯的主要原因，看不見帶有“百萬精兵”的監(jiān)護者才是真正的問題根源，甚至連自己也依附在監(jiān)護者的一方而指責被監(jiān)護者的一方。

盡管康德主要著眼于百萬精兵保障公共和平的價值，但他仿佛沒有看到軍事強權(quán)往往是鎮(zhèn)壓“出版自由”的武器，畢竟康德期盼的自由是相當程度受到限制的自由，他接著的說法遮掩不住其偏保守的心態(tài):“一種高度的公民自由看起來有利于人民的精神自由，然而在它面前它卻設(shè)置了不可逾越的限制;相比較而論，程度較小的公民自由卻為精神自由留下了余地，使它的能力能夠充分地得到發(fā)展。”康德鼓勵限制程度大的公民自由，期待在穩(wěn)定中發(fā)展，而反對限制程度小的公民自由，擔心可能造成混亂而摧毀自由的基礎(ch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