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們暫時離開法律權威這種思想，轉向審視取自文學研究上的某些例子。我想在此討論的第一個例子取自古典研究，盡管類似的例子也可以在更現代的文學研究中找到。

每個人都知道，當我們布置我們的本科生讀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著作時，英語(其他母語)中的那些熟悉的句子和段落是英語譯文。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用希臘文而非英文寫作，但它們是什么原文的譯文?推測起來，有人可以認為原文就是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自己的希臘文。但事情不是那么簡單，一些古代紙莎草書保存下來，我們發(fā)現其中實際上包含了我們所熟悉的古代作者著作的某些片段，盡管如此，事實上，我們關于古代文本的當前知識的基礎是手稿的復本(這個詞源自于manus——手，和scriptus——書寫的)，是很久以前從更早的復本拷貝而來。復本的拷貝明顯在某種程度上接近原本，但原本已散逸。以亞里士多德的《物理學》為例，在David Ross爵士的經典編輯中，以下版本都是《物理學》文本的主要來源:從公元10世紀到公元14世紀期間內的七種不同手抄本，公元10世紀的一種阿拉伯譯本，公元4世紀的一種釋義，以及公元3世紀和公元6世紀的評論者^[12]，這些來源外的文本就是當代學者制作的文本。

Ross把這些不同的手稿視為“權威”^[13]。這種“權威”的用意是什么?一古代文稿如何成為權威?確立一手稿，或更經常地是傳統(tǒng)手稿的權威性的過程十分依賴一種被稱為校勘的編輯過程，也是一種匯集的過程。兩種文稿被系統(tǒng)比較、逐字地、仔細記錄它們之間的差別，從這種記錄可推斷出兩文稿間的關系。任何保留至今的特定文稿都是通過手抄的方式從某種已存在的文稿創(chuàng)制而來，抄寫的過程當然并非萬無一失，這就是之所以甚至現代的出版者也發(fā)出校樣的原因。這些抄寫者(我們仍如此)所犯的最常見的錯誤重寫(把原本僅寫一次的字母或詞語書寫兩次)、漏寫(把原文中寫兩次的字母和詞語僅書寫一次)，以及忽略始于或結束于同一詞語的兩個分隔符中的其中一個，后者是個眾所周知的錯誤?，F在校對兩部手稿，如果一錯誤出現于一手稿中而未出現在另一手稿中，那么可假定沒有出現錯誤的手稿是較早的，因此這個較早的手稿在說到原作者實際上寫了什么時可能更權威;如果兩份手稿包含同等數量的錯誤，那么稍后的手稿不能為早期手稿的權威提供任何獨立的支持。Ross把對亞里士多德的《物理學》的古代評論視為“淵源”，在這些評論引用亞里士多德自己的話的情形下，它們對稍后的手稿有某種外在影響，既然它們成書時間更接近于亞里士多德生活的時代，那么可假定，在亞里士多德說過什么方面它們更為可信，盡管它們本身也是從復本中得出的。

通過校對，可形成一幅保存下來的手稿相互間獨立性和依存性的畫面。一特定措辭越是得到了這些被合理認為各自獨立的手稿的證實，該措辭就越真實，通過全文考察，該措辭存在一致性或近似一致性;沒有這種一致性，很難想象我們可以說我們擁有亞里士多德的文稿。這種一致性是確定一古代作品的權威文本思想的核心。

當不同手稿間存在差別，而這些差別又不能通過?？苯忉尀槌瓕懻叩腻e誤時，基礎開始動搖。這種動搖有兩個主要方面，首先是抄寫者本身，某些抄寫者就是復印機，但許多是有學識的學者，他們不僅對亞里士多德肯定試圖說什么的問題有自己的見解，而且在當時存在的其他各種解讀也有自己的選擇。其次是當代的編輯(他或她)本身，以兩種方式:其一，他們也在各種不同的理解間選出一種他們認為最有可能真實的理解;其二，如果他們相信沒有現存的手稿可以正確地代表原稿的話，他們也引入他們自己的修改。在不同理解間作出選擇以及修改明顯十分依賴對文本引入解釋的編輯，而確立文本權威的其他方式則是解釋中立的。這個一絲不茍的編輯(當然，他們中的大部分都是如此)將在腳注中顯示有別于他所選擇的其他主要理解，并且捍衛(wèi)任何原始的修改。但一個解釋性的選擇過程仍然在起著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