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意之辯，是關于語言和思維、思想的關系問題的辯論，是魏晉時代一場涉及哲學認識論、語言學和心理學的大辯論。爭論的焦點是，語言能不能如實地反映客觀事物和人們的思想，即語言能否表達思想，思想能否離開語言而存在。爭論大體上分為兩派，一派主張“言不盡意”、“忘言忘象得意”，認為事物的本質是不能完全認識的；一派主張“言盡意”，認為事物及其本質是可以認識的。

王弼的得意忘言論是和他的本體論完全一致的。他從崇本息末的本末之辯出發(fā)，闡述言意之辯，宣揚“言”是末，“意”是本，主張“忘言得意”。王弼吸取《老子》的“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的觀點和《莊子》的思想，在《周易略例·明象》中充分地發(fā)揮了自己的論點。其主要論點有三：

第一，“言生于象，象生于意”。語言由“象”產生，從具體的形象中產生，象又由意（思想、認識）產生。而且，“象者，出意者也；言者，名象者也”。象是表達思想的，言則是用來說明象的，二者都是得意的必要工具，是不可缺少的，更是不能否定的。這是肯定語言的作用，肯定具體的形象以及事物的可知。

第二，“意以象盡，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意通過象而得到表達，象通過言而顯現它的含義。因此，言語是用來明象的，如果已經顯現了象的含義，言語就可以忘掉。象是用來表達意的，如果已經得到意，象也就可以忘掉。這里，王弼進而主張忘言忘象。猶如人們過河，橋是過河的工具，過了河，橋就可以拆除。

第三，“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然則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意思是說，言象是得意的工具，而不是意的本身，如果僅停滯在語言本身，就失去了說明象的作用；如果只拘泥于象本身，就會失去表達意的作用。因此，只有忘掉了象，才能得意；只有忘掉了言，才能得象。忘言、忘象又成為得意的必要條件。在王弼看來，語言和思想并沒有直接的聯(lián)系，只是間接的工具和手段，能夠表達現象的認識，不能表達本質的認識，其作用是暫時的、有限的，而且只有忘言、忘象才能得意，最后把語言和思想對立起來，認為思想離開語言而存在，最終否定了語言的作用。

王弼所講的言、象、意三者的關系，是通過解《易》提出來的，同時也是一般的認識論原則。這種認識論就它的對象、目的和方法來說，從原則上來講，是不正確的，王弼所要認識的對象，并不是客觀世界，而是本體“無”。本體“無”是“超言絕象”，不可名言，不可擬喻，既不是感覺的對象也不是思維的對象。王弼講的認識目的，是教人追求本無。王弼對于認識的對象和目的的看法，決定了他采用忘言、不言、廢言的方法。可見，從哲學理論來看，王弼的認識論具有直覺主義的特色。

從古代認識論發(fā)展史的角度來看，王弼的認識論，取代了漢代經學的“以名正實”和象數比附術，拋棄了瑣碎寡要的方法，強調以簡御繁，注重探求義理，這對于打破經學的沉重桎梏，在客觀上起到了積極作用。

王弼提出言以名象、象以達意的研究《易》的方法，較之于經學解《易》的象數比附方法也是一種前進。王弼關于言、象、意三者關系的論述，提出了認識對象和認識的媒介、工具的區(qū)別，以及認識工具和認識內容的區(qū)別，客觀上暴露了思想和語言概念不能完全符合客觀事物的矛盾，揭示了思想的相對性和語言的局限性，對于認識論的發(fā)展也是有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