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中國孤兒的守護神
文 / 鄭 褚
一部關于霍格的好萊塢電影《黃石的孩子》的網上介紹中寫道:戰(zhàn)爭的裹挾、驚險的旅程、亂世的愛情,一起交織出一個真實的傳奇:責任讓無力者有力,愛心使悲觀者前行。在你永遠不知道下一刻會出現(xiàn)什么危險的景況中,一個異邦大男孩化身成為60多個中國孤兒的守護天神。
在今天,新西蘭人路易·艾黎的故事在中國早已廣為人知,可是他的朋友和伙伴喬治·霍格(George.Alwin.Hogg)卻顯得默默無聞。投資4000萬,周潤發(fā)主演的好萊塢電影《黃石的孩子》把霍格搬上了銀幕,不過銀幕上的霍格傳奇和真實的霍格并不是一回事。
記者霍格(123shoppingwar.com)1938年初,23歲的喬治·霍格跟隨他的姨媽,老牌和平主義者繆麗爾·萊斯特一起來到上海。一年前他剛剛從牛津大學畢業(yè),并在英國一家銀行獲得一個職位。上海只是霍格畢業(yè)旅行的普通一站,此前他已經游歷了美國和東京。
在繆麗爾·萊斯特的上一次旅行中,她在印度和甘地有過一番友好的交往。按計劃,霍格將在上海逗留兩天時間,然后回到日本,和姨媽一起乘船繞過中國大陸,再次前往印度。
但在上海的短暫逗留改變了霍格的一生。從后來他的朋友路易·艾黎披露的日記看來,這位牛津大學沃德姆學院橄欖球隊隊長對和平的熱忱絲毫不亞于他的姨媽。來到上海幾天之后,霍格告訴萊斯特:“對不起,姨媽,我不能丟下這些人們?!贝撕笏簧僖矝]有回到英國。
霍格沒有在日記和信件中太多描述自己的心理活動,我們也無從知道是什么激發(fā)了他對中國的強烈感情。他在上海只作了短暫逗留,很快應聘成為美國合眾社(后來與美國國際社合并,成立美國第二大通訊社合眾國際社,簡稱UPI)駐上海特約記者,他開始學習中文,并啟程前往當時抗戰(zhàn)的中心——漢口采訪。
漢口并非霍格的終點站,當時的西方戰(zhàn)地記者以采訪到延安的“老紅軍”為榮,到漢口以后,霍格也選擇了繼續(xù)西進,并在史沫特萊等人的幫助下對延安進行了采訪?;氐綕h口,日本人發(fā)現(xiàn)了他,將他驅逐到東京并要求他回英國,不過霍格又取道朝鮮回到了華北。
這一切都發(fā)生在1938年。年底的時候,霍格溜過封鎖線進入了河北的游擊區(qū),路上他差點死于傷寒,幸好偶遇的新西蘭護士凱瑟琳·霍爾將他帶去石家莊的醫(yī)院治療。凱瑟琳·霍爾當時在冀西安國縣一所教會醫(yī)院工作,她危險的業(yè)余活動是向華北農村的抗日游擊隊偷運藥品。
病愈的霍格則繼續(xù)他的中國抗戰(zhàn)觀察。他取道定縣至曲陽,進入了當時共產黨主持下的“晉察冀邊區(qū)”。在共產黨的幫助下,他從鄭太鐵路一路西進,最后到達陜西寶雞。
在這里,霍格找到了他在中國的真正使命。
霍格校長
孫必棟認識霍格已經是1942年的事情。在這一年的晚些時候,霍格拍攝了那張可能是在中國唯一的單人照片,這張照片是為他的書配的作者圖片,照片里他穿著大工裝褲和毛衣,手插在褲兜里,面帶微笑。孫必棟說霍格的鼻子不像別的西方人那么大,所以人們都認為霍格比別的西方人更為英俊。
孫必棟是陜西旬邑人,由于家境貧窮,他來到在陜西鳳縣北部一個叫雙石鋪的小村莊。這里開辦了一所“培黎學?!?,不僅可以免費上學,還能解決吃飯問題。而當時的霍格是陜西雙石鋪培黎學校的教務長。
提到培黎學校,就不得不提到它的創(chuàng)辦者,“中國工業(yè)合作協(xié)會”。1938年4月,埃德加·斯諾和新西蘭人路易·艾黎發(fā)起這一組織,主要從事安排難民、生產軍需和民用品,簡稱“工合”——英文直譯是“一起工作”。到1941年工合分支組織已發(fā)展到3000多個,成為支援抗日的一支重要力量。當時的國民政府也給工合一些補貼,但更主要的資金來源要靠路易·艾黎四處游說。
在1938年的那次延安之行中,霍格與路易·艾黎成了朋友,在對太行山八路軍的采訪中他們第二次相逢。霍格到寶雞以后也加入了工合,并和艾黎一起收養(yǎng)了4名聶姓孤兒,他們的父親是一名共產黨,在華北敵后打游擊戰(zhàn)。
陜西雙石鋪的培黎學校是1942年建立的。在各地建立“培黎學?!币彩枪ず系娜蝿罩?,這些學校收養(yǎng)當地的貧窮子弟和戰(zhàn)爭孤兒,并為工合企業(yè)培養(yǎng)技術人才。1942年年底霍格來到雙石鋪,擔任這所培黎學校的教務長。這所學校的規(guī)矩是,教師沒有工資,只得到生活費。
在霍格剛剛到培黎學校的日子里,他仍然經常出去采訪。1943年,霍格接到了美國最大的出版社之一,里特爾-布朗公司的出版合同,他的書稿《黃河觀察》更名為《我看到了新中國》在倫敦和波士頓出版。這本書向西方世界介紹了中國人民正在進行的艱苦卓絕的抗日斗爭,幫助中國贏得了國際同情?;舾翊蛩銓懙诙?,不過這個計劃一直沒有完成。因為他當了校長,學校的工作越來越多的占用了他的時間。之前這所學校已經換過8位校長,他們都是外國人,學校只有60多名學生,但他們既有孫必棟這樣的西北農村孩子,也有不少從沿海地區(qū)逃難出來的富家子弟,將這些學生真正融合到一起是一件困難的事情。
霍格采用英國公立學校的規(guī)則管理他們。孩子們黎明起床,在冰河中游泳,然后用含硫的油膏擦身治療疥瘡和虱子。孫必棟印象里,艾黎似乎更富于浪漫色彩,而霍格則是一個嚴謹務實的“管家”。培黎學校經費有限,每年只能供養(yǎng)一定數量的孩子,因此一些成績較差的孩子則可能會被淘汰,請他們回工合的工廠做工養(yǎng)活自己,而這種令人傷心的事情總是讓霍格來做。1942年年底霍格找到孫必棟,神情嚴肅地告訴他,他的成績是班上倒數第三名,可能得回到他入學之前工作的紡織車間。孫必棟向他保證,自己成績不好是因為剛剛入學,只要再給他一個學期讓他調整過來,一定會取得好的成績?;舾裢饨o他一個機會。第二天霍格又來找他,說只要他有這個決心,他可以進行單獨輔導。
培黎學校幾乎沒有固定的經費,有錢寄來的時候霍格要去寶雞的工合辦事處領取。到那里取錢很不容易,需要騎自行車翻越秦嶺,走100公里山路。有一次霍格去取錢,回來的路上經過草糧驛地區(qū)時,他看見前面有一伙人,喊叫著要他站住,他知道這些人都是土匪或逃兵,他們不僅搶劫而且常常殺人,霍格高聲呼喊著拼命蹬車前進,居然幸運地沖破了他們的包圍。
在培黎學校的時候霍格的中國話已經說得很流利,而且很喜歡唱中國歌,每一個見過霍格的培黎學校學生都還記得霍格唱歌的事情。他拿小本子收集很多甘肅民歌和在難民中間流傳的別的省的民歌,每周星期六的晚上學校都舉行“娛樂會”,學生就讓霍格表演唱歌,并且一直叫他“再來一個”不讓他停下來,最后大家一起哈哈大笑起來。
霍格的長征和終點
1944年,一個學生向艾黎寫信,告訴他國民黨來學校招了一批“秀才兵”。當時他跑到學校后山找霍格商量怎么辦,發(fā)現(xiàn)霍格在僻靜處獨自流淚。
這一年,培黎學校面臨的威脅似乎越來越多。陜西的國民黨政府認為培黎學校有赤化嫌疑,打算對學校進行審查,隨后鳳縣本地政府對培黎也變得不友好。當時所有人都認為日本人很快將向西推進,從陜西進入四川,雙石鋪將很快成為日占區(qū)。
艾黎和霍格商量,把全校師生往西邊的甘肅轉移以避開日軍計劃要開辟的橫貫中國的占領區(qū)。艾黎在蘭州的工合組織建立過一所學校,可是現(xiàn)在這所學校的校長擔心得罪政府,不愿意收留雙石鋪的孩子們,只愿意為他們提供暫時的落腳之地。艾黎和霍格認為,為了避開戰(zhàn)亂,學校不妨再偏僻一些。秋天結束的時候,艾黎在甘肅山丹縣城租到了房子,叫霍格為學校打點行李準備上路。
這是一個危險的決定。山丹是一座半荒廢的小城,位于河西走廊上的干旱地區(qū),從雙石鋪到蘭州有七百公里,從蘭州到山丹還有四百六十公里,而且這一路還要翻過兩個海拔三千多米的山口。
1944年11月28日,霍格一行帶著六十多個遷往山丹的孩子們上路了,他們租了一輛卡車和十多架馬車,這些馬車每架需要四五匹騾馬來拉,能運兩噸左右的東西。優(yōu)先運送的物資包括一臺車床、一部卡車發(fā)動機、兩部小型柴油發(fā)動機、一臺紡機、兩臺織機。此外,食物、書籍、蘋果樹、山羊都要占用馬車的很多位置。還有一臺巨大的高斯紡紗機。艾黎認為假如蘭州和陜西被日軍占領,這大概就是西北高原唯一的高斯紡機了,于是它被拆成了十五箱零件,需要四五架馬車來裝?;舾駧ьI制圖班的學生在拆卸的同時一邊繪制草圖,否則在山丹沒有人能再把它組裝起來。
除了一些最年幼的孩子,人們很多時候都必須步行。在這個20年來最寒冷的冬天,他們像是一群跋涉在冰天雪地中的乞丐。在冰雪覆蓋的路上他們經常大聲唱歌來振奮精神。從陜南到隴西是一個愈見寒冷和凋敝的旅程。到蘭州之前這一路沒有一所像樣的醫(yī)院,一個孩子死在了冰雪覆蓋的路上,翻越高山的時候,有兩輛馬車和拉車的騾子一起滑下懸崖,不過他們終于到了蘭州。
在蘭州,霍格租到六輛老式“奔馳”柴油發(fā)動機卡車來代替馬車繼續(xù)前進。由于這些卡車太舊了,于是又租了一輛“道奇”汽油發(fā)動機卡車來照顧它們。早上啟程的時候,常常需要道奇汽車拉著第一輛啟動裝置失效的卡車直到它發(fā)動起來,然后又去拉第二輛。一路上它還要幫助經常掉隊和拋錨的車輛。
1945年3月,霍格帶領已經精疲力竭、處于半饑餓狀態(tài)的孩子們結束了他們的長征,在山丹縣城附近的一座古廟安身下來,開始重建學校。霍格在日記里說,他計劃一年內完成重建。日記里還記載了另外一件事,“……我很吃驚地看到旗子仍在旗桿上飄揚。后來有人告訴我,因德國人投降,連著升旗三天。好消息,但還沒有詳細消息?!?/p>
霍格沒有來得及看到重建的學校,他的中國使命在四個月之后就結束了。學生們在重建學校的過程中修了一個籃球場?;舾翊蚧@球時傷了腳趾,他的腳太大了,在穿當地人穿的麻鞋時總是把大腳趾伸在外面,而他對一切傷病總是很不在意。
山丹沒有醫(yī)院,也缺醫(yī)少藥,霍格越來越不舒服,當地衛(wèi)生站的人認為他感冒了。幾天后艾黎去學校時看見霍格坐在凳子上,面前放著一個饅頭和一碗已經冷掉的菜湯,一雙手痛苦地托著下巴,眼巴巴地等著醫(yī)生想出對策。直到第二天霍格發(fā)生第一次痙攣,人們才意識到他感染了破傷風。
艾黎發(fā)了瘋似的地趕往蘭州尋找治療破傷風的血清,山丹的孩子們也盡一切努力搶救他們的校長,甚至敲掉他的牙齒給他喂湯。
劍橋大學已故教授,著名地質學家布賴恩·哈蘭在霍格去世前幾天去看過他。哈蘭說:“他強忍痛苦,在臨終前表現(xiàn)得很平靜,在孩子們的歌聲中安詳地去世。木工班的孩子們忙了整整一夜為他趕制一副木頭棺材?!?/p>
霍格于1945年7月22日安葬,墓地就在縣城南門外的小溪邊。放在棺木里的還有一面校旗,培黎學校每一個人都在上面簽了名。下葬的時候學生們排著隊,每個人在棺木上蓋上一捧土。
那是西北高原上一年里最好的季節(jié),這里的一年大部分時間里都干燥寒冷,風沙肆虐,但是在夏天里,這里也一樣顯得生機盎然,遠處南山的高峰和山頂的冰柱像一串串水晶,在夏日的陽光照耀下晶瑩明亮,林蔭覆蓋了霍格的墳墓和墓旁的溪流,溪流的水面泛著粼光淙淙流去。學生常常在清涼的夏夜里走過霍格的墓前,他們在小溪里洗澡,衣服晾在霍格的墓碑和水泥墳頭上。
霍格的墓碑上刻著他所喜歡的英國從軍詩人朱利安·格倫費爾寫的一首詩。
彩色絢麗的生命啊光輝而又溫暖
為了它人們一直奮發(fā)向前
他已逝去從此不再奮戰(zhàn)
在戰(zhàn)斗中逝者的生命卻更加光輝燦爛
后事
艾黎沒有再離開學校,他搬進霍格的屋子,留下來繼續(xù)霍格的事業(yè)。1949年時,培黎的學生、教師、工人和家屬達到了一千人之多。
戰(zhàn)爭終于結束了,霍格收養(yǎng)的四個孤兒被送到東北與父母團聚。孫必棟和他的很多同學一起離開了培黎學校,他們成為甘肅最專業(yè)的技術工人。張魁元是一個河南農民家的孩子,他被派到重工業(yè)部門工作,后來他寫下了離校的情景:“我在學校已經有十年了,我到擂臺去向艾黎告別,在離他辦公室還挺遠的地方,我就聽到了他在打字。我進去時,他高興地和我打招呼。他熱情地握住我的手,用堅定的目光望著我的眼睛說:‘我希望你為新社會,為建設你的祖國努力工作’。我向他告別,我們再次握手,卡車緩緩地駛離了學校,許多學生都來為我們送行,向我們揮著手,呼喊著,每個人的臉上都笑呵呵的。這時,我們心里也懷著同樣的感情,向他們揮手,直到離得很遠很遠??ㄜ嚰涌炝怂俣龋┻^街道兩旁的商店,出了城,上了公路?!?/p>
1953年,因為山丹大地震,培黎學校遷往蘭州,路易·艾黎也回到了闊別已久的故鄉(xiāng)新西蘭。1982年蘭州的培黎學校40周年校慶的時候,艾黎回來參加了活動。他說當時建校的初衷是為農村培養(yǎng)人才,可是蘭州的學校離農民太遠了。甘肅省政府同意了他的建議,在山丹重新建立了一所“山丹培黎農林牧學?!?。2005年蘭州培黎學校和蘭州師專合并成立蘭州城市學院,山丹培黎農林牧學校正名為山丹培黎學校,這是中國僅存的最后一所培黎學校。
霍格的墓碑和半身像毀于“文化大革命”,現(xiàn)在我們能看到的是八十年代新修的。1988年路易·艾黎也回到他的身邊,艾黎的墳墓就在離霍格十米之外的地方。
孫必棟已經80歲了,之前他多次向英國使館寄信,澄清英國媒體對霍格的介紹中的一些錯誤。比如人們說霍格在雙石鋪曾經愛上一位姓任的姑娘,而這事實上沒有發(fā)生。
外國人沒有忘記這位傳奇記者,一部關于霍格的好萊塢電影《黃石的孩子》的網上介紹中寫道:戰(zhàn)爭的裹挾、驚險的旅程、亂世的愛情,一起交織出一個真實的傳奇:責任讓無力者有力,愛心使悲觀者前行。在你永遠不知道下一刻會出現(xiàn)什么危險的景況中,一個異邦大男孩化身成為60多個中國孤兒的守護天神。
這個故事的原型顯然是來自霍格和他的孩子們從雙石鋪到山丹的艱苦歷程,但如今孫必棟已經沒有力氣再去糾正什么了。他很少出門,甘肅寒冷漫長的冬天對他是個不小的考驗,他的老校友高道南常常來他的家中坐坐。高道南是江蘇人,也是躲避戰(zhàn)禍來到工合的。戰(zhàn)后他在蘭州煉油廠工作直到退休,他家離孫必棟只有兩站路。他們在一起收集報紙上所有關于霍格的資料,一起用放大鏡看他們老朋友的事跡幾十年后仍在流傳。最近霍格收養(yǎng)的聶家四孤兒之一寫了一本紀念霍格的書在9月份出版,而一位作者發(fā)現(xiàn)在1939年5月出版的《晉察冀畫報》創(chuàng)刊號上在“抗日擁蔣大會”上講話的美國合眾社記者“郝喬治先生”就是霍格。
孫必棟說,他現(xiàn)在覺得這些補充包括虛構的也好,都是很好的。六十二年前霍格在他的懷中緩緩閉上了雙眼,他現(xiàn)在還能想起那一幕。每一個關于霍格的新消息,都又讓他不停地想起那一幕。在采訪中他平靜地對記者說,他離這一天也不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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