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中的高研院

◆許倬云

各位來賓、華東師范大學及上海市、教育部的各位領導，我奉命到這兒來做報告，心里很高興。今天是個“群會”，各個大學的精英齊聚一堂，見證華東師范大學高研院的成立，這是一件非常令人興奮的事情。剛才聽到三位領導的介紹之后，我感覺到人文學院并不是被扔到旁邊，沒人理、沒人問，很顯然，社會各界注意到我們(人文學院)了，這是好事情，下面就要看我們怎么做了。

我今天所做的報告，一面是敘述，一面是討論，是從世界上著名高研院成立的過程來討論，將我們能從中吸取什么經(jīng)驗作為我們今天的任務，在時空條件上，他們?yōu)槭裁匆O置、實行這樣的形態(tài)。我只選6所大學的高研院來講，即普林斯頓大學的高等研究院、斯坦福大學的人文科學研究中心、北卡州三角研究院區(qū)的國家研究中心、德國的柏林高級學術(shù)院、荷蘭的和瑞典的高研院。這6家組成了一個群體，它們合到一塊，簡稱“SIAS”(“幾個合到一起”的意思)，可稱最重要的高研院。我就以這6個組成成員為線，來說明高研院的發(fā)展過程。

1933年，普大高級研究院成立，最令人矚目的是，它一成立，就聚集了各類科學的巨星，愛因斯坦，梵布侖，郭德爾，這些數(shù)學，物理、化學等方面的大師，作為它們的成員。這在當時已經(jīng)震驚了世界。在德國反猶太之際，科學家們沒有地方去，如游方和尚一樣。其實，普大高研院并不是為了收容猶太學者而設。我們要知道，這是追溯到1930年代的時候。20世紀伊始，美國興旺的氣象、發(fā)展的迅速，與今天的中國類似。美國用了20年左右，壓倒了歐洲的地位，平分秋色，變成了世界工業(yè)重鎮(zhèn)。工業(yè)、商業(yè)非常發(fā)達。各個州都有州立的農(nóng)業(yè)大學、工業(yè)大學。這種新氣象只有20世紀初的中國才有。可是我們要了解，正是這值得我們警惕的，在20世紀30年代的時候，美國過熱的經(jīng)濟、過度的發(fā)展，從繁榮落到一個人人失業(yè)、無路可走的境地。那種刺激非常的強烈，使得當時很多人思考的問題集中在提升美國的文化與學術(shù)水平。美國每一個州都有大學，還有私立大學，但是自己解決不了以后發(fā)展上面臨的困難，發(fā)展所面臨的困難:牽涉到科學本身，牽涉到工業(yè)，牽涉到經(jīng)濟，美國自己的人文科學又如何面對危機?

20世紀初，美國的人文發(fā)展與歐洲有相當大的區(qū)別，落后落得很多。當時，他們所留學的地方是歐洲的一些學院，就跟我們今天要留學海外一樣。當時紐約美賽百貨公司的主人，Bamberger家族，度過了大恐慌的危機，為了提高美國學術(shù)水平，捐了一大片土地，作為普大，作為設立高研院的基金。今天，那些土地，寸土寸金。以財富而論，普大高研院可說十分富有。這個高研院分為四個部分:數(shù)學，物理科學，社會科學和歷史學。歷史是獨立的部門，然而它也不是狹義的歷史，卻是以變化為課題的研究。每一個單位不過三個、五個常任研究員，此外的都是輪流來輪流去，演變到后來，還有一些自費“掛單”的，這些人有的是3年任期，有的是5年任期，也有一些相當長的任期，但是不是常任的，每個部門只有三五個人常任，就是這些人制定了它們的發(fā)展方向。

第一任高研院的院長Abraham Flexner，他曾經(jīng)在John Hopkins教過書，美國的所謂的“全人教育”是他們發(fā)展出來的。他以為，研究人員自己在研究長征的途徑上，我們有時要歇站住腳，回顧來路，展望前途，看看四周，就像在旅途中在涼亭里歇口氣，看看我們走的方向怎么樣，與同伴說說話、看看前途風景如何，問問岔道的風景如何。他以為，這一個社群都是知識人，這個社群里面沒有約束、沒有限制，只有思考的嚴謹、只有思考的邏輯。一切由學科本身決定，不夾雜其他的考慮。這是高研院創(chuàng)所以來，就確立了的他們做事方向。

高研院內(nèi)，沒有學科的間隔。它每年請來的人，一半申請，一半邀請，現(xiàn)在基本上都是申請了，審查挑選的標準，只論學問，不論其他。

歷史研究這一部分，他們長期看家的人，是一位歐洲歷史源頭古代希臘羅馬史家Glen Bowersock教授，他跟我的年齡差不多，也退休了。目前在該院的歷史學家是Nicola DiCosmo，一位研究草原文化的學者和Johnathan Israel，一位歐洲近代史的專家。在這個研究所里，不同的時期都有人來做研究，它需要不同的文化的成員，不同階段歷史發(fā)展的成員在一起討論。他們在70年代的晚期，他曾經(jīng)兩次找我去，正是我在臺灣地區(qū)投身改革運動的時候，所以也沒有去。那個地方對我是非常不利的，都是山坡，蓋的房子都是三四層樓，坐電梯也要繞彎子，我不去也是考慮到這個難處。

跨學科，并不只是跨社會科學的學科，你也可以“飛象過河”，結(jié)合人文與科學。例如，博弈理論，即使數(shù)學與歷史，國際關系，幾個學科都有用的研究方法。普大高研院，每個單位也就那三四十人，總的來算也就兩百人不到，的確是一個小社群，大家交往，并不難。

1954年，另一家高研單位成立了。50年代是社會科學非常發(fā)達的時候，有些社會科學家以為，跟自然科學一樣嚴謹，社會科學一樣可以預測、一樣可以采取試驗的手段。那一年，福特基金會撥款，在斯丹福大學成立了行為科學高等研究中心。這個中心的學科，主要是人文學科，社會科學和從這些學科分出去的法學、管理學等。這幾個學科都從人和人的行為上做研究，找出模式，也可以用量化的方式加以陳述。這一個潮流在50年代是極強的。行為科學高等研究中心，跟斯坦福時分時合，但它也是一個獨立的單位，它們位居山頂，下面是斯坦福大學，氣象萬千。

這個學院雖然號稱社會科學，實際上人文科學一樣包含在內(nèi)，同時數(shù)學也包含在內(nèi)，所以它是非常堅持要跨學科研究，從開始到現(xiàn)在，不是靜止的看結(jié)構(gòu)，而是看變化。

第一，他們組織團隊，有計劃的研究具體的課題:經(jīng)世濟用，要對人類、對社會的問題，作有計劃的探測、考察和研究。我舉2008年的一個課題為例:在今天全球化的背景下，青少年面臨著全世界流行的文化，探討他們的心態(tài)、他們的行為和他們價值觀念。研究這些青年人，這就是一個課題。

又如另外一個課題:知識經(jīng)濟。今天的知識是商品，也是權(quán)力。在知識經(jīng)濟之下，過去勞資之間的對立，今天市場的結(jié)構(gòu)都不一樣了，今天的經(jīng)濟增長的力量不是馬達，不是引進，而是開發(fā)大腦，把大腦轉(zhuǎn)變成有用的東西，這和我們過去假定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階級意識都不一樣。我只列舉這兩個課題來論，其重要性可想而知，我自己對剛剛所說的兩個高研院、對這一個行為科學中心的做法，有所偏好。我認為我們花的錢，不管是納稅人的錢也罷，是基金會的錢也罷，都是公眾的錢，我們要用在有益公眾的課題上。

第二，這個組織分科目組成的團隊，研究到了一定的階段之后，他們會邀請全國對這可能有興趣的中青年的學者，舉辦工作坊，共享研究成果，分散傳播，以引發(fā)更多的研究。他們有時以夏令營的方式來完成，加州山頂上空氣很好，大家也很樂意去，而且去的人也很興奮，可以聽到、看到新的東西。

第三，在1978年成立的國家人文中心，是由美國國家人文基金設立，得到美倫基金會等單位的資助。中心設在北卡TRIANGLE PARK的大樹林中，是玻璃的房子，每一間都有三角形的窗子直插到樹林里，環(huán)景幽雅安靜。美國的國家人文基金，是由聯(lián)邦政府每年撥款，作為母金。設立之后，是獨立的基金會，有學術(shù)界管理。我建議，我們也可以搞一個中國人文基金，由學者委員會管理，支持大型的研究。

人文中心的研究員，都帶了研究課題，來中心完成一部著作。金堤就在這里翻譯Ulysis。他們多半都帶有一個成熟的綱要進入中心，在一個小房間里寫作，每個星期輪流有人做報告，大家一起討論。中午大家一起做三明治、喝咖啡，之后大家自由會談討論，由此互相影響，彼此啟發(fā)，得到新的靈感，所以書稿跟平時寫出來的書稿就不一樣了。它本身沒有圖書館，每天由專人從北卡的三家大學借書，在圖書館和他們那里來回運書，如你今天要書的話，你寫個書單交給秘書，第二天你要的書就送給你了。這里住的人不多，大概有30多個人，每個人都有一個小房間。他們的前任主任Robert Connor說，中心是一個場地，學者們彼此激發(fā)，也互相復核，就是這樣一個場地，這里提供彼此挹注的精神資源。

美國的三家，各有特色。美國的高研院，不只它們?nèi)?，我只選了它們?nèi)遥粌H它們具有成就，因為它們本身就代表了幾種形態(tài)。

歐洲的高研單位，第一家模仿美國的是1960年設在北萊因-衛(wèi)士伐利亞地區(qū)Bielefeld大學的科際研究中心。它特別注明了是以促進學科之間合作為宗旨的單位，德文縮寫是ZIF。這個中心資源不足，影響不大。到1970年，荷蘭皇家學院設立了一家高研院，也是美國行為科學中心模式。荷蘭學術(shù)界一向有高度國際性，就是由他們開始，邀請二戰(zhàn)期間離開的猶太人回歐洲，這里就變成了國際性的研究中心。荷蘭“小國寡民”，自己人力資源是不夠用的，就靠它心胸開闊，什么人它都找去幫它發(fā)展，它是讓荷蘭走向國際，這是這個單位的特殊意義。

德國在1978年成立了一個重要的高研院:柏林高等學術(shù)院。德國的洪堡大學，是歐洲學術(shù)重鎮(zhèn)。戰(zhàn)后東西德分裂，學術(shù)地位大受影響。德國在1978年已經(jīng)不錯了，成立了一個像我國中科院和臺灣地區(qū)中研院的研究機構(gòu):MaxPlank，它的特點是某一個所擺在某一個大學，它只是一個虛設的名稱，它的總部相當于中科院的本部。這一研究單位，是由國家撥款設立基金，獨立運作，分給它的預算那就是它的，屬于它支配，即使換總理了也是一樣不變。新設的這一家高研院，經(jīng)費由洪堡基金會與MaxPlank基金共同支持，也有民間基金會的投入，甚至還有瑞典皇家銀行基金會的捐款。因此，柏林的高級學術(shù)院，也是一所國際性的學術(shù)機構(gòu)。

瑞典的皇家銀行基金，由瑞典的國家銀行投錢，就是諾貝爾經(jīng)濟學獎的主人。瑞士銀行團支持德國的柏林高研院，它不只是德國的，一開頭就是國際性的機構(gòu)，內(nèi)部包括人文、社會各學科，也有生命科學——人本身就是生命現(xiàn)象，生命科學包括生理學、醫(yī)學等都在，是極為寬廣的學門。就是這樣，柏林學術(shù)院維持著科技之間的合作，也有獨立研究的人，也有創(chuàng)作的人，也有團隊組織。換句話說，它一個高研院兼包了美國三個高研院的作風:三種組織方式，三種運作方式，它都采納了。緊接著，柏林學術(shù)院開始在中歐各處，如匈牙利、奧地利等地設立分院。它在瑞典也設了一個分院，瑞典決定自己辦，所以瑞典自己也辦了一個高研院。這個單位里面，有個很特殊的一點，還是國際性。它很注重青年學者，一年它給你兩年的薪水，一年在本來的大學研究，一年來院研究。在這一年里，學員還有半年的時間到別的國家去，作有關的科目的研究，真正做到學術(shù)無國界。

它們這6家，德國的柏林一家，瑞典的一家，荷蘭的一家和美國的三家，這6家也組成了一個聯(lián)盟，希望人們加入它，加入它有四個條件:(1)純學術(shù)，這個很容易做到，不搞學術(shù)斗爭，不抱其他的目的，只搞學術(shù);(2)審查和選擇的過程透明，沒有私心;(3)獨立自主的，但要與某一個學校掛鉤，是個半獨立性的;(4)有錢足夠自主獨立，這一條就比較難，要找到一個大財主死心塌地的捐錢，很不容易。滿足這四個條件，都可以做它的會員，會員可以資源互通，人員可以自己挑選我到哪里做研，你就可以去，這就是全世界的高研院，所以在東方我們目前看來，是還沒有符合這個條件的保證。

在日本也設了一個，不過不是很出色，大概也是才起步。我想我們的前程萬里，喻意前程路長達萬里，萬里又暗示我們可以有很多路可以走出來，我盼望我們有非常好的發(fā)展過程。

剛剛講的6個單位的成立都有它的時空背景，都是有所感觸，使得我們有些人覺得我們要辦成事業(yè)。但我們還面臨著很大的困難。

第一，東方站起來了。不僅中國站起來了，而且整個東方都要站起來，并且是幾個地方、前后紛紛簇站起來。盡管南方的印度也不錯，但是孤峰獨起:而東亞卻是幾處一起長，長得還滿茂盛的，東亞將來比南亞的前途大。東方站起來，并不是要“東風壓倒西風”，也不是“西風壓倒東風”，我們不要林黛玉和薛寶釵，我們要賈寶玉，東西都用。未來的世界，不必也不應只是繼承西方的主流文化，我們要的是東西合璧的新文化，不對立，而是融合。融合，也不是僅僅采納，而是以我們的成分修正它、補充它。為了實現(xiàn)這一個特定愿景，我們必須集中精力，集中人力、物力，集中思想的腦力，做成這一事業(yè)。打仗的時候，要有先鋒營，由最精銳的部隊，突破難關。但我的意思不是去突破西方，而是我們突破未知，我們用已知的知識打進未知，擴大已知的領域。打入未知的時候沒有任何學科可以單獨地承擔任務。打入未知，未知一定是個無人地帶，今天的學科所涵蓋的范圍都不附屬。我們還無法預知這些未知的領土，過了河，是流沙河?還是沙漠?還是崇山峻嶺?我們不知道，我們在這邊要預設種種可能，所以各種學科的可能性，我們先鋒營里面都要顧及，我們必須控制一個缺口，因為未知正在出現(xiàn)，未知越來越多。

第二，我們目前知識的領域不僅是未知的區(qū)域，補足我們以前的知識。主流文明從啟蒙到現(xiàn)在，構(gòu)成了西方主流文明的特色，這個特色到今天卻已面臨困難，需要修改:把資本主義修改為福利國家主義;將民族國家發(fā)展為多民族的國家，即區(qū)域集團;現(xiàn)在的聯(lián)合國代替了以前的獨立的主權(quán)國家。許多變化已經(jīng)出現(xiàn)。最要緊的是，啟蒙時代到20世紀，自然科學、生命科學的種種演變，從進化論開始，一直到今天我們深入生命現(xiàn)象的內(nèi)部。一方面生命科學進入了新的領域，另外一方面“上帝”死亡，諸神隱退。

我們新開了一個領域，即使從科學探測生命。生命的領域，卻又是人文的延長。人的生命，是能動能跳、能叫能跑的肉體，還是也要一個能思能想、能哭能笑的靈魂與精神?如果我們把生命領域和人文領域分開，把人和生物分開，我們不能忽略:醫(yī)學的確解決了我們的細胞、血液、基因的問題，但是，如果我們沒有安身立命之所的人生價值，我們怎么活下去?在生命領域我們知道得非常多，但是在精神領域，我們兩手空空。高研院是先鋒營的地方，不僅是一個突破未知，而且要建構(gòu)我們的價值，不能單單以主流文明留下的痕跡當作我們?nèi)祟愇拿鞯慕K點站。

20年前，臺灣地區(qū)的學術(shù)界將“現(xiàn)代化”提到討論的日程上，我那個時候反對，因為我是學歷史，我以為現(xiàn)代是一個動的點，不是一個定點，永遠有現(xiàn)代，那么我又怎么能現(xiàn)代化?到后來，“后現(xiàn)代”這個名詞出現(xiàn)了，所以現(xiàn)代不是終點站。我們努力趕上了“現(xiàn)代”列車，怎么到了終點一看，竟是蔓煙荒草，頹垣殘壁?怎么辦?

我以為，我們要界定自己的存在，確定安身立命之所——我們今天正要邁進一個新的文明。那個文明代替了啟蒙時代的又一文明，這是全球的、人文的，不是靠神，是靠人的文明，在這個世界里面也許我們不再人殺人，也許我們懂得人尊重人，也許我們能活得和諧，但是我們必須先要界定這些價值。

我的理想中的高研院，是一個我們知識界的文化先鋒營，這先鋒營也許是蒙著眼睛沖鋒，因為前面看不見。也許沖鋒了一半，我們才恍然大悟，我們沖出了一個世界——新天新地，是一個未來人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