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在招待所里不能安排家屬，所以有幾個同志在演出工作穩(wěn)定下來的時候，各自想方設法接家屬來京探望與團聚。我也在積極地策劃這件事，首先去地址設在北蜂窩的北京鐵道醫(yī)學院，找到正在那里學習的妹妹白九如，她一見到我，就在樓梯的拐角處哭了起來，引得好多女同學站在走廊里圍觀，一時弄得我有些尷尬。當她們知道我是她五年未見面的哥哥之后，都笑著說“真像真像”，把我讓進了她們的宿舍。五年不見，妹妹已是三年級的大學生了，說不完的別后之情，從父親的去世到自然災害的天津，又問我她沒見過面的嫂子和新生的小侄兒。當我告訴她目前團隊住在招待所，不能帶家屬，如何想法解決這個問題時。她說：“哥，你們忙，你就甭管了?！彼⒓磳懶沤心赣H來，因為母親在京有好幾家親戚，可以想辦法借房子安排這事兒。

果然，沒兩天母親就來了，因為想盡快見到自己的兒媳婦與小孫子，興致高極了，五十多歲的老太太，還是個裹過足的小腳，特別地起勁，馬不停蹄地跑了兩天到處走訪，終于在白塔寺的胡同，我的遠房叔叔院子里借到一間小屋，簡單地收拾了一下，事情就辦妥了。我馬上寫信又同時發(fā)了封電報，叫正在上海的妻子抱孩子速來北京。

6月1日兒童節(jié)那天，她們娘倆就已經(jīng)坐上了京滬鐵路的火車。當年南京還沒有長江大橋，過江靠輪渡，列車運行時間得24小時以上，所以6月2日才在北京站接到她們，第一次見到了出生六個月的兒子。這樣，我們一家人暫時過上了大雜院的市民生活。

我愛人頭一回住北京四合院的房子，很是興奮睡不著，又加上小孩子有些感冒，哭鬧不停，我每天工作演出早出晚歸，自然大家都休息不好。幸虧有母親的照料，經(jīng)過幾天，總算適應下來。一個星期天的早上，剛想睡個懶覺，只聽見北屋房東大爺罵起街來，開始不知道跟誰吵，我愛人很緊張，后來仔細一聽，才知道是對著他兒子媳婦在罵，原來那時北京經(jīng)過自然災害后，各單位正在加工資，可能沒有及時給老爺子增加贍養(yǎng)費，所以老爺子了解了情況以后就罵了起來：“……他媽的，你們漲錢，不給我加……你們看，我天天兒怎么過的？東屋咯，吃茴香餡兒餃子，西屋咯，吃羊肉打鹵的抻面，連人家西藏來的都頓頓兒大米白面，我他媽吃的什么？你們瞎啦，我盡吃一毛一堆的西紅柿，我苦啊，我上輩子造什么孽啦？……我比誰都苦，我他媽比雷鋒還苦！……”聽著聽著，我愛人笑了，說北京人真逗，吵架罵街就跟說相聲似的。

自從愛人、孩子和母親她們來了以后，我經(jīng)過領導同意，不住招待所，每天來來回回乘公共汽車就像上下班一樣，好在那時北京可以憑軍官身份證買月票，每月才三塊五毛錢。說起乘公共汽車也有趣事：全國都在學雷鋒，北京的公交售票員要在行車當中，抓空隙時間宣傳學雷鋒，我至今還記得一位女售票員說的宣傳語：“同志們，我們要向雷鋒同志學習，學習他對同志要像春天般地溫暖，對工作要像夏天般地火熱，——下一站宣武門到啦，前中門兒下車！”

我從白塔寺到廣安門之間，必須中途換一次車，一天早晨換車時，由于正是上班高峰，兩趟車之間來往的人特別多，急匆匆地我不知怎么突然與一名婦女相撞了，我人高馬大，沒覺得怎樣，可那名婦女卻仰面倒在地上，我忙去攙扶她，此時她們一起的同事圍了上來，七嘴八舌地指責我，怨我把她撞倒在地。我一肚子冤枉一肚子氣，兩個人走路不慎相撞，怎么能只怨我呢？又覺得這婦女有些耍賴，但身著軍裝不能對群眾發(fā)作，所以一面忍氣吞聲地向她們說對不起，一面將那婦女攙起。此時圍觀的人越來越多，有人就說：“沒事兒，沒事兒，人解放軍已經(jīng)說對不起了……”但是一個男的上來對我說：“同志，您是哪部分的？這么著吧，您留個‘條’，回頭我把她送醫(yī)院，有什么情況我去找您……噢，我和她們都是一個廠子的，是味精廠，我是廠工會的，您放心?！蔽亿s緊從手里的當天報紙上撕下一個邊兒，寫下“廣安門招待所，西藏軍區(qū)文工團白云洲”，趕快交與那人，心里又著急怕遲到，所以說了聲“麻煩您了，有事兒來找我好啦”。同他握了握手盡快地離開了是非之地，只聽背后有人說：“現(xiàn)在的軍人態(tài)度真好，要趕著過去……”快吃中午飯時，那人果然來找我了，拿了一張三塊多的醫(yī)藥費單子，說那個女工本來有心臟病，一檢查還好，沒出什么大問題，下午就可以上班去了。我也把心中的一塊石頭落了地。如數(shù)付了藥費，那人連說謝謝就“回見了”。

那年北京在最熱的季節(jié)發(fā)生了一場特大暴雨，白塔寺叔叔家的房子漏了，院子里也積了很深的水，我們不能再在那里居住，沒辦法只好搬到離招待所不遠的胡同里一家小旅店。這家旅店，條件是說不上好，但是它便宜，包一間屋子一個月只要30元，有床、被，有公用伙房、廁所，熱水開水供應不斷，還算比較方便，最重要是離招待所很近，到團里工作起來很方便，不會因為散居在外受到影響。實際上有好幾位同志與來隊家屬已經(jīng)在里面住了很多日子了，那陣子一到休息，小院兒里可熱鬧啦，我們樂隊的同志們也過來，大家說說笑笑，講各地的故事、新聞，講演出中發(fā)生的趣事。夏文均新結(jié)婚的愛人小李，名叫昌華，從四川來，帶來許多特產(chǎn)，我們一道燒苦瓜炒肉，我第一次吃，覺得又苦又辣，吃不來。她從瀘州帶來的新鮮龍眼，北方人不常見，我覺得稀罕，方知原來冬天買補品的干桂圓就是這個東西，我愛人笑話我是“戇大”。郭鴻圖向來愛開玩笑逗人樂，說他當初是如何在蓮花池打鳥認識了他愛人戴玉蘭的，我們說正像湖南花鼓戲《打鳥》一樣，“一槍，打出一個大姑娘”。因為只有我愛人帶著一個小孩，大家都喜歡他，抱他玩兒，開始有些認生，后來好了，但他不懂認人的模樣，只認得我們所佩帶的領章，所以他只要見到抱他的男同志帶著領章，就叫“爸爸”，逗的大家哈哈大笑。我的小兒子會吃爆米花了，一天他竟然覺得一粒一粒地抓著吃不過癮，索性翻撒在床上，趴下來用嘴舔來吃，結(jié)果粘了滿臉全是米花，又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遇到休息日我們相約去參觀故宮，游香山，逛北海、中山公園。周義之同志有一架非常好的（好像是德國的康采司）120照相機，他一同帶去給我們拍照。有一天到天安門廣場去照相，小東西對華表十分害怕，緊皺眉頭伸張雙手，哇哇叫著不肯上去，我愛人只好在后面拽住他，這一瞬間被小周搶拍下來。

還有一件事發(fā)生在暴風雨之后的一天下午，分別十幾年沒見面的大姨媽，知道我來到了北京，不遠千里從老家趕來看望我這個外甥和沒有見過面的外甥媳婦與孩子，找到叔叔家才知我們已經(jīng)搬出，只知道我們在廣安門招待所，老人家見我心切，立即一個人到招待所來尋找，一個外地小腳老太太，極少來北京，在車水馬龍的大城市，半路上迷路了，急的她坐在路邊直哭，一位過路青年問她怎么了？她說她要找住在廣安門招待所的西藏軍區(qū)文工團，不知怎么走。那青年很熱心，說：“老人家您放心，我領你去找。”于是他攙著老太太，自己掏腰包買車票，一直把大姨媽送到我們的面前。姨媽不停地說著那位青年“真是個好孩子，真得好好謝謝人家，要不是他，我今兒就不知道到哪兒啦”。當時我的感激之情，真難于言表。更動人的是我問這位同志姓名并要給他車錢，他高低不收，并回答說“雷鋒做好事從來不留姓名，也不要任何報酬，這點車錢不算什么，我為咱西藏的隊伍盡點兒力，也是難得找不著的事兒，你們在邊疆多辛苦?。　痹掃€沒說完，沒等我說聲謝謝他就急忙朝外走了，我半天都被此情籠罩著，回不過神。這些事使我多年來一直流連那時北京市以至全國的社會風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