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李　艷

在近代中國出現(xiàn)了鐵路及公路等運輸方式之后，接近現(xiàn)代意義的“春運”出現(xiàn)了。這已經(jīng)跟現(xiàn)代“春運”有點類似了——1927年，廣東就在農(nóng)歷臘月二十六到二十八加開臨客一次；1934年，京滬線也在過年期間加開返鄉(xiāng)快車。

1929年，南京國民政府發(fā)布命令，強令春節(jié)期間不準放假，提倡要過公歷新年，稱之為“廢舊立新”。因此，大年初一都要上班。但是，春節(jié)的團圓是如此有誘惑力，以至于返鄉(xiāng)過年的“春運”人潮一直沒有停止過。

雖然當時鐵路運力極差，跟今天的運力無法相比，但依舊人滿為患。民國時期的一本小說《平浦列車》（李同愈著）中就寫道：“日子離新年只有一禮拜了，誰不想回到家里快快樂樂吃一頓團圓飯？拉車的也好，做伙計的也好，做工的也好，既然大家都有一個家在鄉(xiāng)下，一到殘年，就本能地想回家去。”這本小說里還描寫了“春運”列車上的景狀：“每一節(jié)三等車中都擠得滿滿的了。從來沒見過這樣擠法，連針都插不進一枚了?！?/p>

對于什么叫“擠到針都插不進”，另一位民國時代的作家程瞻廬描述得更加細致。他說當時的一節(jié)三等車廂里可以坐五層人：最高一層人，直接坐在火車頂上；第二層人，爬到座位上方的行李擱板上趴著；第三層人，坐在座椅靠背上；第四層人，坐在座位上；第五層人，坐在過道的地板上。程瞻廬寫道：“因為擁擠的緣故，我左腳上的襪帶脫了，使一個金雞獨立姿勢，提起左腳，把襪帶搭好了，然后踏下，卻已失去了原有的立足地，原來我左腳的地盤已被他人占去了。踏在那兒，是人家的腳背；踏在這兒，又是人家的腳背。我懊悔爺娘給我多生了一只腳，以致現(xiàn)在沒有擺處……”

縱使再擠，也是幸福的，因為畢竟買到了回鄉(xiāng)的車票。這里可以參考一下民國時代的作家梁實秋的買票心得：“買票的時候，氣力稍微虛弱一點的人，就有性命之憂?！迸骷冶?929年12月回家，12月14日訂票只能買到19日以后的船票，而且還是比較貴的“官艙”。而為了去天津坐這一班輪船，她因為買不到從北京到天津的一般火車票，還去買了高價票。

冰心那趟回家，從北京到上海用了4天，這就算不錯了。魯迅1919年年底從北京回一趟紹興老家，路上需要中轉(zhuǎn)四趟火車和一趟輪船，此外還要雇人力車和轎子。這趟“春運”完成用了將近一周時間。比魯迅還費時間的是文學(xué)家吳虞。1922年，吳虞從北京回老家成都，全程用時25天，花費了200銀元，相當于當時北京市民一個五口之家一年半的生活費。這樣的“春運”費用可不是人人承受得起的。作家沈從文20世紀30年代在北京，從不回家過年，他說從北京回湘西的費用實在太高，超過預(yù)算，怕回得去回不來。

縱使如此，“春運”回家的腳步依舊紛雜不息，因為所有人都明白：票再難買，路再艱辛，也是值得的。因為過年了，一定要回到那個我們當初出發(fā)的地方，那里有家、有愛、有團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