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來認為自己的歷史知識不算淺陋，除了學校里學的加上自個兒讀的，懂得不算少了。但是，近讀喻權域先生發(fā)于《當代思潮》的大作《中共黨史的主體應該是什么？》，我才覺得自己委實無知。

喻先生舉人權問題為例。他說：“當年江西中央蘇區(qū)頒布的《憲法大綱》、《勞動法》、《婚姻法》，在尊重人權、維護人權方面非常先進，規(guī)定得非常細。不僅三十年代西方國家的法律沒達到中央蘇區(qū)法律的水平，就是到九十年代，西方許多國家也還沒達到。可是，我國出版的黨史著作對此不著一字。筆者在中、加兩國聯合舉辦的人權學術會議上拿出來，加拿大學者大吃一驚，說是從來沒聽說過，你們中國也沒有宣傳過?！?/p>

因為“不著一字”，所以別說加拿大學者吃驚，中國人更是吃驚。一說中共黨史，那就是黨內路線斗爭、黨外階級斗爭和民族戰(zhàn)爭，反正是“與人奮斗”，斗走了日本鬼子，斗跑了蔣介石，斗贏了美帝國主義，也斗敗了陳獨秀王明張國燾等等，于是就“其樂無窮”。居然有尊重維護人權的革命傳統(tǒng)？我輩見所未見，聞所未聞。

喻先生是人權問題權威，相信他不會也不敢篡改黨史。他接著說到抗戰(zhàn)時期“共產黨領導的各個根據地都頒布了《保障人權條例》，現已收集到十三個，那些條例非常先進，訂得很細，而我們的黨史著作中也一字未提”。

因為“一字未提”，熟讀黨史（不能不熟，要考試的）的我們便一無所知。在我輩腦袋里，人權這兩個字是有定語的，即“資產階級人權”，一如“人性”、“人道”之類都屬資產階級騙人的玩意兒一樣，別說倡導，沾邊就心顫。在階級斗爭年代，許多文藝家和許多文藝作品的罪行，就是宣揚這“三性”，批判的武器當然是“在階級社會里只有階級性”，誰料，共產黨早在抗戰(zhàn)時期就有了《保障人權條例》，而且“非常先進”。

寫到這里，我感慨萬端，胸口悶悶的，真想喊一聲“嗚呼——”“嗚呼”常連著“哀哉”。我確實有點“哀哉”……

人權、人性、人道、人情，都是絕好的東西，為什么我們都要“送”給資產階級？中共明明有史籍可據的維護人權的傳統(tǒng)，我們的黨史為什么“不著一字”？倘若人權傳統(tǒng)能一貫到底，我們的現代史將減少多少“無情斗爭”中的冤魂？倘若江西蘇區(qū)載有人權的《憲法大綱》能貫之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胡風反革命集團”、“右派分子”、直至“劉鄧司令部”還會人為地制造出來嗎？

看來，革命史上曾載人法典的人權終究被階級斗爭的急風暴雨淹沒了，特別是“萬歲”聲起之后，人都成為俯伏在神像下的工具，人權不屑提更不配有，干脆拋到大洋彼岸去了。這是怎樣的哀哉喲！

終于從泛黃的歷史中找回了“人權”，而找回“人權”恰恰是“人權”回歸的需要。這是值得慶幸的進步，這是人權高揚的希望。

1998年

商子雍（1942年生），

河北廣平人，1942年生于西安，著名作家，長期從事雜文、散文、報告文學創(chuàng)作，有《求是齋雜品》《商子雍文集》等傳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