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平，擠”:三箭射地球

以前的一位學生、現(xiàn)在聯(lián)合國當同聲譯員的楊女士告訴我說，她是托馬斯·弗理德曼（Thomas Friedman）的鐵桿“粉絲”。那時，我剛讀完《紐約時報》這位三得普列策獎的記者大人的2005年暢銷書《世界是平的》。誠實地說，那本書授我印象并不太好。初看書題，以為作者要從地理角度挑戰(zhàn)哥倫布，誰知他之所以持“地平說”，原來是因為在對印度一家“信息系統(tǒng)”公司總裁的訪談中，后者不經(jīng)意間說了句:“操場正在平整（用的是英文動詞being leveled）?！?0分鐘后，弗君在歸程車上突然悟出對方說的其實是一句金玉良言:柏林墻倒了，世界各國的中產階級正在崛起，在生活程度方面相互接軌，信息暢行無阻而成對稱，坑坑洼洼給填平了，這世界不是變得“平”（英文形容詞flat）了嗎?原來這個“平”字不是與橢圓相對的“扁平”的“平”，而是“平整”、“平均”、“平等”的“平”:來到印度這樣傳統(tǒng)被認為貧窮的地方，開出租車的頭戴3M棒球帽，某些地方的環(huán)境又像在富國一樣，有上好高爾夫球場，球場四周都是“必勝客”的巨幅廣告:“百萬字節(jié)般的各色風味”，生活方式迅速西方化。然而，從“to level”到“flat”，我總覺得全書立論有點牽強乖謬。當然，后文的十大“平等化因素”的羅列還不乏信息，而記者慣于描述見聞軼事細部的文筆，內中雖也多含統(tǒng)計數(shù)字，畢竟比干巴巴的經(jīng)濟類學術論文有趣，但是因此說弗君是“當下美國最重要的專欄作家”，我考證了一下，乃是出諸弗君在《紐約時報》的同仁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之口，是否袍澤互諛，只有請讀者諸君自己去判斷了。

繼“平”書之后，弗君又在今年推出一部新作:《熱，平，擠:我們?yōu)槭裁葱枰粓鼍G色革命以及美國將如何因此新生》（以下簡稱《熱》書）。此書可算前書經(jīng)擴寫之后形成的姐妹篇，主旨差不多，都是環(huán)保和拯救地球一類的意思。其實，“末日警號”早就有人吹響。上世紀60年代被化工行業(yè)某些人罵作“歇斯底里老太婆”的雷切爾·卡森（Rachel Carson）寫的《死寂的春天》，當時就爭議不斷，最后導致筆者年輕時候再熟悉不過的殺蟲劑DDT遭禁，就屬這類文字；稍近則有比爾·麥吉本（Bill McKibben）的《大自然的終結》（1989年）和前美國副總統(tǒng)、人稱“臭氧之子”的戈爾（Al Gore）的奧斯卡獲獎紀錄片《難言之隱的真相》（2006年）等。這本是一個“烏鴉嘴”走紅的時代，今次的諾貝爾經(jīng)濟學獎不是頒給了美國的“危機先聲”保羅·克羅格曼嗎?看來，我們這兒一些人主張的“報喜不報憂”，絕對是屬于“前現(xiàn)代”的陳腐意識形態(tài)了。

“熱，平，擠”三箭齊發(fā)，朝地球射來，形成表示雪上加霜、禍不單行意思的“完美風暴”。書中對“熱”和“擠”兩箭，相對著墨較少，誠如有經(jīng)驗的讀者所料，弗君只是大量引用了現(xiàn)有關于全球氣候變暖或人口增長的數(shù)據(jù)資料。當然，調查研究也不少，一會兒爬上加州伯克利山頂，找勞倫斯國家實驗室專家，一會兒采訪比爾·蓋茨，還不憚辛勞，到世界落后地區(qū)作“文化苦旅”。因此較之前書，新鮮的東西也有，如卡特利娜颶風在本書中已可用作全球變暖的重要論據(jù)之一（雖有權威氣象學家質疑此說）；又如全球人口將從今天的67億增加到本世紀中葉的預計數(shù)92億，其中最令人憂慮的當是耗能嚴重的中產階級的膨脹，也就是“平”“擠”兩箭的重合?！稛帷窌闹刂兄匾嘣谟诖恕．a業(yè)革命以還，地球原已千瘡百孔，進入后現(xiàn)代，不發(fā)達國家“脫貧”而致中產階級大批崛起，生活中冰箱、電視、電腦、手機、汽車缺一不可，爭著搶著要“復制”美國生活方式。這樣，礦物燃料資源是否指日將被耗盡?——除非各國出臺峻厲苛嚴又行之有效的節(jié)能法規(guī)。替代能源（太陽能、地熱能、風能、水能，還有巴西人搞得很有聲勢的種甘蔗提取的乙醇能等等）^[1]是否只是“生態(tài)想象”（ecomagination），遠水救不了近火?地球是否因欠債太多而成“次貸”星球?面對太多這樣的問題，弗君當然不相信什么“250個拯救地球的簡易方法”（包括“如何行綠色房事”），那是他在醫(yī)院候診時信手撿起一本雜志時讀到的。他寧可先給時代定性，叫做“能量氣候時代”，簡稱E.C.E.，然后提出自己“代號綠色”的行動計劃，要求各國像當年拼殺“冷戰(zhàn)”一樣地實施這項計劃，甚至必須比那時更為上心。

弗君在《熱》書里一說美國，二說世界。先看看他說到美國時有無什么新鮮的觀感。有。那就是批評9·11“情結”:朝野齊刷刷死盯著這個日子，“高筑墻”防恐，兩種心態(tài)占了上風，一謂“dumb as we wanna be”（知笨犯笨），二謂“we’ll get around to it when we get around to it”（臨機處置不遲），焦點于是錯置，反而忘了9·11之后還有9·12，忘了反恐同時都該干些什么其他正經(jīng)事情；忙著幫伊拉克“立國”而忘了美國自己急需來一次新的“立國”。弗君用了一句他自稱是中國諺語的話——我“上窮碧落下黃泉”也想不出有這么條諺語——大意是:風向轉時，有人筑墻，有人建風車（中國人好像只踏水車，英文叫waterwheel，沒見過歐式風車的）。美國經(jīng)過9·11全神貫注于前者，忽視后者，真乃“知笨犯笨”。除了9·11，《熱》書殺青時，次貸危機已經(jīng)冒頭，所以弗君害怕一個“次貸美國”的出現(xiàn)。幸好，當時投資銀行出局、華爾街大崩盤的金融危機尚未發(fā)生，“海嘯”尚未由美及英沖擊大西洋彼岸，全球尚未慌亂救市，還沒人提出de-globalization（去全球化）的新理念，不然作者可以用來說事的材料就要多得多，不知將伊于胡底。

弗君對美國能源政策的抨擊，在我這個對國際政治知之不多的一般讀者看來，也是言之成理的。這不但表現(xiàn)在歷屆總統(tǒng)和國會在能源政策上的搖擺態(tài)度（在這方面最為缺乏遠見的是里根，他把前任卡特裝在白宮屋頂?shù)奶柲軘z取器統(tǒng)統(tǒng)拆了?。?，也不單單表現(xiàn)在國會山上，民主黨多代表汽車制造商和汽車工人工會，而共和黨一般都為石油大王說話，兩相博弈癥?，更反映了美國依靠進口外油已成第二天性，政客為求選票，不敢要求公眾作出犧牲，哪怕1加侖加1塊美金的汽油稅。在這方面，弗君異想天開，說是要美國過上一天（他強調只能是一天）中國式的日子試試。他指的是一個命令下來，2008年6月1日起，中國商鋪全部禁用塑料購物袋的事。由此又想到，使用無鉛汽油，中國只花1年時間于2000年實現(xiàn)，而對美國說來，嘴皮子磨來又磨去，竟為此花去22年（1973—1995）的工夫。美國能源政策的最大失誤，在弗君看來，是9·11之后給美國自己和恐怖組織同時供血而不自覺。一邊從國外源源進油，自我輸血，一邊石油美元滾滾流出，經(jīng)某些石油輸出國之手，輾轉落入恐怖組織腰包，以資助下一波的自殺襲擊。弗君以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教授羅斯（Michael L.Ross）2001年以169個國家為例作出的研究成果《石油妨礙民主嗎?》為基礎——有評論說以下是弗君首創(chuàng)觀點，筆者不敢茍同——總結出所謂“石油政治第一定律”，即大凡油價上漲，民主必然削弱，反之亦然。據(jù)說2001年時的普京是“可以信賴的”，因為當時油價低迷，一桶僅25—30美元；待到油價飆升到每桶百美元，普京就準變臉；1950年代，在出產石油以前，中東富油各國雖軍事政變不絕，就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態(tài)論，原已相當自由化，原教旨穆斯林（作者稱之為“沙漠穆斯林”）比之開羅等處的“城市穆斯林”顯得勢單力薄。出油賣油致富以后，反而明顯轉向保守，伊斯蘭基要主義抬頭，以致鬧出今年5月1日開羅君悅大酒店宣布禁酒，并將價值1400萬美元的酒類傾倒一空的國際笑話。波斯灣諸國中，弗君似特別屬意于巴林，原因是1998年該國油盡井閉，政治乾坤卻反而從此清朗起來。

弗君在“平”字上做足工夫的同時，不忘美國第一。綠色革命，對他來說，就是美國自救與美國救世合二而一。弗君自稱完全理解不發(fā)達國家新興中產階級對美國的不平衡心理:“我們吃完開胃小吃，享用了主菜，又把甜品差不多吃光，這時請他們過來喝杯咖啡，一邊還對他們說:‘飯錢咱們對半拆賬吧?’”（此話原為一位埃及閣僚對弗君所說。）后來者當然不高興。所以，美國必須帶頭節(jié)能，研發(fā)與信息技術（IT）一樣重要的能源技術（ET）。他對中國學生口頭上說:“你們要是能撐背跳到我們前面去（leap-frog），歡迎”，可實際上知道，中國人還停留在偷盜窨井蓋以利用廢鐵資源的階段。看到新加坡的機場比美國機場更為現(xiàn)代化，輪到弗君不平衡了，于是嘲笑不發(fā)達國家新興城市天際線被橫七豎八的起重機吊臂破壞得丑陋不堪，城市“像是需要理發(fā)”；印度的現(xiàn)代化天橋開通，先要大做法事，通車前預嘗大塞車的滋味；北京某富豪小區(qū)里，廚下一應現(xiàn)代化設備俱全，卻偏要擺出塑料仿真水果，反顯老土；酒店、飯莊什么名字不好取，偏叫海德公園、好萊塢等等。在作者看來，對世界各地新興中產階級而言，美國生活方式也不是那么容易簡單“復制”的。

《熱》書最后一部分——全書共分5大部分——專論中國。中國的污染是駭人的，排污居世界首位，毛主席如活在今天，斷不肯下長江游泳。弗君認為，從某種意義說，中國綠色革命的成敗，決定著地球的命運，而他這部《熱》書的精粹不妨以兩個問題概括:“美國能真正領導一場綠色革命嗎?”以及“中國能跟上來嗎?”他引用前《遠東經(jīng)濟評論》編者錢達（Nayan Chanda）的比喻，認為中國像1994年美國影片《生死時速》里的那輛巴士，時速50英里，不得減速或停車，否則爆炸。中國走的是從毛主義到GDP主義繼而向著綠色GDP主義前進之路，而鄧公名言中的“白貓，黑貓”不改成“綠色”，貓和老鼠只有統(tǒng)統(tǒng)完蛋。對于GDP主義，弗君是這樣定義的:“治理國家的是我們，爾等民眾只顧富起來就是。爾等只要接受治理。我們保證你們越來越富?！彼€提出一個匪夷所思的問題:先給中國人民“呼吸的自由”（freedom to breathe），焉知這一自由不會最終導致“言論的自由”（freedom to speak）?果真如此，那將是世界民主運動的一大創(chuàng)新。弗君還認定:從毛主義轉到GDP主義，固然困難；要從污染型GDP主義轉到清潔的GDP主義，就像給那輛瘋跑中的巴士換引擎，難中見險。特別如果在轉型過程中，朝滌夕污，為官者都有雙重人格，進一步退兩步。當然，弗君對中國最近發(fā)生的毒奶、潰壩等事件沒來得及評論，在寫作的那一刻，這位理想主義者希望看到的是，美國成為一個“民主的中國”，即在維持美國式民主不變的前提下，借鑒了中國自上而下命令式的行事慣例。當然，弗君屢訪中國，對“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深有體會。就像辦公室空調最低打到26℃的限制令，一半以上單位做不到，幸好有媒體給曝了光。

有人已經(jīng)在嘲笑弗君了，說《熱》書出版以后的第一個月，他老兄的促銷行程已經(jīng)排定。坐著珍寶噴氣機在天上飛來飛去，至少排出3噸二氧化碳，相當于城市越野（SUV）跑半年的廢氣量。

（原載2008年10月26日《東方早報·上海書評》）

【注釋】

[1]民主黨總統(tǒng)候選人奧巴馬保證，如果當選，將在這方面投入1300億的研發(fā)經(jīng)費，多乎哉不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