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中國化需要的哲學思考⁽¹⁾——兼評吳根友《在道義論與正義論之間》

□何卓恩

民主是近代中國的一個大題目。這個題目至少包含三個子題:中國要不要民主;中國要什么樣的民主;中國如何走向民主。

第一個子題，應該說已經(jīng)基本解決了。隨著清王朝退出歷史舞臺和民初兩次帝制復辟丑劇的收場，民主已經(jīng)成為中國各黨派、各學派關于中國社會演進的基本共識。即使是專制獨裁的蔣介石、順昌逆亡的“四人幫”，也并不敢公然反對民主，而只好以反對“西方民主”的話語來實質性地抵制民主。“五四”以來的各種文化保守主義，倡導傳統(tǒng)文化不遺余力，與西化派論戰(zhàn)不斷，但也同樣以民主政治為社會理想。孫中山說:“天下大勢，浩浩湯湯，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泵裰鞯闹贫日沁@種大勢之一。

然而，下面兩個子題，紛爭就出現(xiàn)了。中國要什么樣的民主?國民黨主張中西結合的五權憲法民主制;共產黨提出社會主義民主的概念;自由派堅持走上西方議會民主制軌道;新儒家則要求將王道貫徹到民主之中。中國如何走向民主?國民黨設計了軍政、訓政、憲政三步走的路線;共產黨以新民主主義民主作為過渡;自由派一面認為文化啟蒙是政治民主的基礎，一面堅信民主政治可以在庸眾的社會起步;新儒家主張從恢復文化信心入手，從內圣開出外王來。其他林林總總的民主模式和民主道路還有不少。

實際上，表示要民主而又將民主進行特殊界定的情況，也是一種世界性現(xiàn)象。近代革命取消了世襲君主制的合法性，民主成為世界潮流，但英、美認定自由主義民主才是真民主，德、意講的是民族主義的民主，蘇俄卻堅持社會主義民主是人類最高類型的民主。另外，各種文化背景的國家，也有自己的民主說法，如伊斯蘭民主、東亞式民主等。兩次世界大戰(zhàn)的結果，極端民族主義被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聯(lián)合陣線擊垮。蘇東事變發(fā)生后，自由主義又取得了與社會主義世界冷戰(zhàn)和競爭的暫時優(yōu)勢。于是自由主義的民主制度被弗朗西斯·福山看成“歷史的終結”。“歷史的終結”論，在全世界掀起軒然大波，擁護和批評的聲浪此起彼伏，但認為自由主義民主亦只是民主眾多類型之一的說法總體上仍然被接受。

在世界歷史“終結”之際，中國歷史卻并沒有“終結”。由于中國較早啟動了自由市場經(jīng)濟為取向的改革，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邁進，從而成功避過蘇東崩潰的沖擊波。這種“中國特色”主要在經(jīng)濟方面體現(xiàn)出來，而且在蘇東事件后益發(fā)活力四射。然而，這種活力中又蘊含著危機。市場經(jīng)濟的原始形態(tài)中國傳統(tǒng)并非絕對沒有，但作為系統(tǒng)的經(jīng)濟體制卻來自西方，在西方，自由市場經(jīng)濟與自由主義民主政治是一個硬幣的兩面。中國在基本維持蘇式政治體制的情況下引進的市場經(jīng)濟，就很難避免制衡市場效應的失靈。權錢交易問題便是其中突出者之一，而市場活力培植的自由個體，又提出了舊體制難以直接提供的人權訴求。如何有效堵住市場效應的漏洞，并且順應時代需要滿足民眾人權欲求，成為重新思考重建民主制度的重要契機。

社會主義民主，按照傳統(tǒng)的解釋，乃是無產階級的民主。與民族主義的民主強調民族的整體性、自由主義的民主強調個人的權利不同，階級的民主強調階級性。落后國家工人階級人數(shù)少，搞社會主義自然不能單純講無產階級民主，而要講“人民民主”?！叭嗣瘛笔且粋€政治概念，不同于法律概念的“公民”，“我們的人”才能叫人民。工農聯(lián)盟是中國革命的基本力量，工農階級是人民。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呢?可以是人民，也可以不是人民，要視政治需要而定，處在灰色地帶。這種革命斗爭的體制模式，不能適應建設時代，尤其是市場經(jīng)濟建設時代的執(zhí)政需要?！叭齻€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解決了革命黨向執(zhí)政黨的角色轉換，但是這種轉換的實現(xiàn)，還有賴于民主制度的轉換。有效堵住市場效應的漏洞，順應時代需要滿足民眾人權欲求，應該說都在這種民主制度轉換的功能范圍之內。

中國民主制度的改革勢在必行，十二大以來中共中央的黨綱都有正視，并越來越明確地提出了建立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目標。問題是這個“中國特色”究竟指向哪種民主模式。

所謂特色，是針對共性而言的。改革開放之初提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jīng)濟”，針對的是當時猶存的國際社會主義陣營，或者說人們思想中存有的“傳統(tǒng)的”社會主義經(jīng)濟理論;鄧小平視察南方講話中提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的概念，針對性改為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jīng)濟，但強調與資本主義市場經(jīng)濟不是類型之分，只是有其特點而已。那么，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究竟針對“東方”還是“西方”?

根據(jù)前述時代變遷和社會轉型的需要，顯然也應該是主要針對“東方”或者說“傳統(tǒng)的”社會主義民主理論的。用鄧小平的話說，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市場經(jīng)濟抓的是三個“有利于”(生產力、生活水平、綜合國力)，民主政治的體制選擇也應該抓幾個“有利于”，如有利于“防腐倡廉”，有利于“公民權利”，有利于“國家長治久安”等。在這樣的宗旨下，充分吸收全人類的智慧，尤其是近代以來奠定西方主要國家穩(wěn)定發(fā)展基礎的民主體制經(jīng)驗，完全是符合馬克思主義本義的。市場經(jīng)濟沒有主義之分，它是經(jīng)濟發(fā)展的手段，資本主義可以用，社會主義也可以用。同樣，自由民主體制本身亦是工具，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都可以借其達成自己的目標。自由民主體制下的“人權”、“自由”、“法治”、“監(jiān)督”等概念，已經(jīng)引進我們的政治話語之中，足以說明這種工具的中性色彩。在這種意義上，西方自由民主確有其借鑒價值。

但中國民主體制的轉型是否就等于“西化”呢?是否就應該達于西方自由民主體制而后止呢?

西方自由民主體制的弊端，馬克思早已進行尖銳揭露;即使宣告歷史“終結”的福山，也同時表達了對于這一制度的深遠憂慮。他質疑當代自由民主國家中公民所能獲得的認可是否足以使他們“完全滿足”?一個僅僅滿足于普遍的、平等的認可的人，是否算得上一種完整的人?自由民主制度能否真的長治久安，是否會終有一天被其他社會形態(tài)所替代?其實在中國，即使非無產階級的思想家，從早期提倡西方民主的梁啟超、孫中山，到后來反省西方民主制度的新儒家，也都看到了這種體制的缺陷。他們在主張學習引進的同時，也開始思考和設計彌補之道。其中徐復觀等新儒家在吸收傳統(tǒng)思想資源方面所做的理論思考，在當代思想界富有影響。

徐復觀是20世紀華人世界第一個公開聲明“不滿足于僅僅做一個自由主義者”的思想家。他在肯定自由民主是中國必由之路之同時，又特別指出，民主自由在中國生根需要中國歷史文化的滋養(yǎng)。在論述中國民主選擇時，他不用“取代”一詞，而用“接通”，將中國圣賢的民本理想與現(xiàn)代自由民主的政治原則“接通”起來。他說儒家思想是凝成中國歷史文化的主流，它既屬倫理思想，亦屬政治思想。其政治思想的構造，可以歸納為德治主義，民本主義和禮治主義?！暗轮蜗祷谌诵缘淖鹬?，民本與民主，相去只隔一間，而禮治的禮，乃‘制定法’的根據(jù)，制定法的規(guī)范。此三者，皆以深入民主主義的堂奧”，所以需要把這種中國原有的民本精神“重新顯豁疏導出來”，使這部分精神來支持民主政治，同時吸收西方的權利觀念，將人民的主體性確立起來，致儒家思想與民主政體，內在地融合為一，既為往圣繼絕學，又為萬世開太平。徐復觀認為，德治主義、民本主義和禮治主義，在價值上比之西方近代的民主政治所預設的價值要精純得多，可以補正西方自由主義主要依賴外在權力和法律而“維系不牢”的缺陷，為世界文明做出貢獻。⁽²⁾

與其他新儒家相比，徐復觀對政治課題關注是最多的，但他畢竟是一個文化保守主義者，他的思路，基本在文化哲學的范疇之內。對文化傳統(tǒng)的感情，多少影響到其民主中國化思路的論證。徐復觀堅持，今后只有進一步接受儒家的思想，民主政治才能生穩(wěn)根。失去與文化傳統(tǒng)聯(lián)系，自由民主的文化得不到深厚文化資源的滋養(yǎng)，民主自由就不能在中國生根發(fā)芽。這種文化自信，與其說來自自由民主對儒家思想的邏輯或事實依賴，不如說來自新儒家的文化信念。

中國民主體制的轉型是否應該達于西方自由民主體制而后止，主要是個政治哲學問題，單純文化哲學的論證尚不足以令人信服。但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進入新世紀以前，中國內地政治哲學對此問題關注并不太多。20世紀80年代，政治哲學的基本方向是西化色彩的民主理論，90年代前中期新權威主義比較引人關注，直到90年代后期，改革開放的深化和民族的日益崛起，才開始將一些哲學學者的視線引導到思考既要吸收西式民主又要超越西式民主的路徑上來，陸續(xù)發(fā)表各種見解。最近吳根友教授出版的新著《在道義論與正義論之間》，可謂是這一新趨向的一個表征。

這部著作，是作者十多年來探索中國政治現(xiàn)代化和國際政治問題的眾多論文的結集。文集共分四編。甲編主要討論中國古典政治哲學中有關道義、法的形上學基礎、權力轉移的過程以及政治體制改革及其新的人性基礎等問題。乙編探討儒家的“王道天下觀”和各家貴和的思想及在當代世界秩序重建中的意義。丙編著重從現(xiàn)代民主政治中最為核心的概念之一“自由”的分析開始，考察中國思想中“自由”一詞的演變，儒家思想、馬克思主義與現(xiàn)代自由主義精神的可通約性，意在揭示中國現(xiàn)代民主政治的可能思想基礎。丁編立足比較政治哲學的視野，看中國政治哲學如何能走出中國，走向世界。簡言之，本書討論了道法、和平、古今、中外四大政治哲學范疇，道法、和平，是廣義道義論內容的闡述;古今、中外，是道義論與正義論對接的可能與前景的討論。這個框架布局，很清晰地顯示了作者構思的規(guī)模和運思的匠心。

論著在中國民主轉型的必要性、正義論民主的普世價值、正義論民主與中國道義論政治傳統(tǒng)連接的思想基礎、道義論對于豐富正義論民主的意義等方面，都有立足于政治哲學的闡述。

關于借鑒西方民主經(jīng)驗、彌補西方民主不足的問題，論著的討論從兩個最基本的范疇入手:“正義論”、“道義論”。作者根據(jù)列維·施特勞斯的觀點，將政治哲學界定為追求關于政治活動的真理的學問，認為不同時代有不同的政治哲學主題，各民族政治哲學關注的重點也有所不同。作者通過多年對中西政治哲學的對比考察，發(fā)現(xiàn)西方政治哲學關注的是政治權力運用的方法論、政治權力制約問題，中國傳統(tǒng)政治哲學的核心問題是思考政治權力來源的合法性、政治權力行使的合理性及政治活動的目的性。這兩種類型的政治哲學各有得失，分別可以用“正義論”和“道義論”來描述。

用“正義論”描述西方自由民主理論，并不稀見，羅爾斯干脆將他重建西方民主理論的大著名之《正義論》。以“道義論”概括中國傳統(tǒng)政治哲學的主流，卻是吳著的貢獻。作者認為帶有政治哲學內涵的“道義”一詞雖出于現(xiàn)代漢語，但內涵早已蘊含在傳統(tǒng)政治思想中。這樣概括使得民主中國化問題更清晰地集中到正義與道義比較研究的方向。

經(jīng)過系列比較研究，吳著肯定了道義論與正義論本質相通的精神。作者發(fā)現(xiàn)，道義論中的確蘊含著足以接通現(xiàn)代民主法治體制的“人道主義、理性精神”⁽³⁾，因此，處于道義論主體的“仁學”與處于正義論核心的自由主義便具有了“對話的基礎”⁽⁴⁾。論著就人道主義這一點做了具體說明:仁學與自由主義都比較重視人的價值，都從“人是目的”、“把人當人”的基本理念出發(fā)，卻又從不同的側面將這一理念具體化。仁學作為一種倫理型的政治學說，主要從倫理關懷的角度，發(fā)展了人的同情心;而自由主義則主要以一種社會政治學說的面貌，將同情心轉化成權利論。但這種分別又不絕對，自由主義也有其倫理關懷，這種倫理關懷與政治關懷相配合，落實為“個體的自主與自律原則”;仁學也有其“弱勢的權利觀”體現(xiàn)在對仁政的要求中。所以，“作為東方古代的人道主義的儒家‘仁學’和作為西方近現(xiàn)代的人道主義的‘自由主義’，都是‘人道主義’發(fā)展過程中不同時代、不同地域的一種表現(xiàn)形式”。⁽⁵⁾

道義論與正義論本質相通的精神不僅在仁學和自由主義的比較分析中呈現(xiàn)出來，也在“民本”與“民主”的同向演變中展示出來。中國道義論傳統(tǒng)中有悠久的民本思想傳統(tǒng)，《尚書》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的重民思想，在儒家政治哲學中得到充分的貫徹，其他諸家也有“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等命題相補充，歷代相襲。到了明末清初思想家那里，更出現(xiàn)“公天下”、“賊帝王”的意識，與現(xiàn)代民主政治的思想相距已經(jīng)不遠。民本思想與西方思想傳統(tǒng)中的民主理論，都肯定人民在政治生活中的主體角色，都是發(fā)展著的理性的、現(xiàn)實主義的思想體系。民本思想在歷史上雖然與君治思想并行不悖，“但從學理上看，與現(xiàn)代西方的‘民主’思想也不是相反的、敵對的思想，而是一種具有內在一致性的思想”，“將西方民主思想中的民治思想引進來，則中國傳統(tǒng)的‘民本’思想就可以發(fā)展出中國式的‘民主’思想”。⁽⁶⁾作者同情地了解了徐復觀等思想家試圖從民本導出民主的努力，認為這是值得探索、具有啟發(fā)性的一個路徑。

作者又從近代西方自由觀念在中國古代傳統(tǒng)中的意涵的角度，來說明道義論社會通向正義論社會的潛力。作者指出，中國思想傳統(tǒng)中確有“自由”的思想觀念，但在先秦時期不是以“自由”這個詞來表達的，道家講的“任真”與“任自然”，儒家講的“為己之學”與“大丈夫”人格中都有自由的某些因子?！抖迨贰分小白杂伞币辉~常有出現(xiàn)，既指一種與制度相抵觸的個人任意，也指與制度相適應的主體能動性。然而，總體上說，自由的觀念，在古代居于負面的意義要多于正面意義，“秩序的要求壓倒了思想自由與生命力展示的要求”。這一傳統(tǒng)甚至延續(xù)到近代中國的一些重要黨派，“直到今天仍然深深壓抑著中國人的思維，特別是政治家們的思維”⁽⁷⁾。不過，從梁啟超等思想轉型時期啟蒙家對現(xiàn)代自由觀的介紹方式看，對傳統(tǒng)自由觀念的積極方面進行發(fā)掘，仍然是充滿潛力的。

這些分析都從政治哲學的立場，力圖回答道義論和正義論結合的可能性問題?？赡苄哉撌龅谋澈?，是作者對中國民主轉型課題的關心。作者認為:“當代中國人應當認真地總結自己的政治文化傳統(tǒng)，認真考察西方民主政治的經(jīng)驗，建設既具有現(xiàn)代性的普適性、又切合中國文化的民主政治模式，努力減少因制度安排的缺陷而造成的經(jīng)濟、政治與人的精神損耗，充分發(fā)揮中華民族的聰明才智與創(chuàng)造能力，為人類文明再次作出新的貢獻?！?sup>(8)

什么是“既具有現(xiàn)代性的普適性、又切合中國文化的民主政治模式”?吳著用“政治的民主化”與“民主的中國化”這兩個相互勾連的概念來表達⁽⁹⁾。政治的民主化與民主的中國化實際上是中國歷史轉型的二重必要性問題:政治的民主化是制度轉型的必要性，民主的中國化是制度特色的必要性。這兩重必要性以往常常由不同的學派所主張，而且往往形成對立的觀點，20世紀50年代殷海光與徐復觀的論戰(zhàn)，多少帶有這種意味。本書作者站在前賢的肩膀之上，兼容并包，綜合創(chuàng)新，既考慮到現(xiàn)代性，又正視了民族性，體現(xiàn)了中國民主思想探索過程漸趨成熟的走向。在這一結合思考之后，作者進一步又將民主的中國特色與世界貢獻結合起來思考，在當代世界“混合型的萬民民主政治模型”的討論中，探索中國化的民主政治對世界的可能貢獻，這對于以往新儒家偏向于從中國思想自身去“體會”傳統(tǒng)價值世界意義的角度，又有一層發(fā)展，也使得中國民主模式問題的討論有了更加宏闊的視野。

該書雖是論文集，卻貫通了一條精神主線，就是要打通中國道義論哲學與西方正義論哲學的任督二脈，使中國思想傳統(tǒng)煥發(fā)新的生命。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該著為當代中國政治哲學建構提供了一條新的途徑，也為民主中國化問題的思考開辟了一種新的前景。

當然，思考中國民主轉型的特色問題，相當浩繁復雜，不可能一蹴而就。吳教授的論著也留下一些疑問有待進一步厘清。比如，中國民主走向正義論的轉型，究竟主要是建基于一個思想的選擇還是一個歷史的選擇?中國歷史上民本思想的瓶頸究竟何在、為何跨不過那最后的門檻?中國傳統(tǒng)道義論如何具體落實到可操作的正義論體制之中?民主的“中國特色”如何避免事實上對“普世價值”的排拒，不流于狹隘民族主義窠臼?政治哲學固然追求的是“關于政治活動的真理的學問”而非“關于政治活動技術與技巧的系統(tǒng)學問”，但惟其“學問”能夠向“技術與技巧”的嚴密性著力，這個學問才既可欲，又可行。

另一方面，作者所思考的“民主的中國化”，針對的中國語境，不僅僅是一個有著道義論哲學傳統(tǒng)的中國，也是一個社會主義的中國。社會主義的平等追求，對民主又有更多一層的要求。這就意味著“中國化”的民主，除了必須處理道義論與正義論的關系，還要處理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關系。這方面，作者一則透過殷海光與馮契殊途同歸的自由論述，論定“這兩種看似水火不相容的理論，其實在價值目標上有異曲同工之妙”，一則提出“人民的民主”的說法。這兩種闡釋究竟關聯(lián)如何，“人民的民主”與過去習而用之的“人民民主”差別何在，似乎也有進一步討論的余地。

杜威曾說，“民主需要隨時更新”。民主這篇大文章需要在歷史的自然演進中漸次塑成，關于民主如何“既是世界的又是中國的，既是中國的又是世界的”的思考，也需要與時俱進，逐層深入。吳著也許沒有完全解決我們所希望得到答案的一切難題(事實上任何一部著作亦不可能)，卻以其深邃、富于拓展性的思想力，回應了時代所提出的重大政治哲學問題，將啟發(fā)并激發(fā)著更多有志于此學術問題的同道進一步地去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