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本文考察了抗爭政治研究中一個亟須認真研究但尚未深入探討的問題——抗爭政治對社會變遷的影響。依據抗爭主體對社會變遷過程中衍生的社會心理危機、文化認同危機、社會資源分配危機和政權合法性危機所作的不同回應，本文將抗爭政治劃分為“情感導向型抗爭政治”、“價值導向型抗爭政治”、“利益導向型抗爭政治”與“政權導向型抗爭政治”四種類型。在此基礎上，考察了它們各自影響社會變遷的具體途徑與機制，并將它們分別提煉為“呈現模型”、“塑造模型”、“分配模型”與“變革模型”。此外，文章進一步闡述了抗爭政治的能動性與其實現社會變遷程度之間的關系，即抗爭政治實現社會變遷的程度受到自身動員規(guī)模、策略選擇、組織水平等社會運動內部諸要素的影響。盡管如此，抗爭政治實現社會變遷的程度，并不完全取決于抗爭政治的動員規(guī)模、策略選擇與組織水平中任何單一因素，而是各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關 鍵 詞：抗爭政治/社會變遷/群體性事件/資源動員

　　 21世紀以來，社會運動、革命、群體性事件等各種形式的集體抗爭行為在世界范圍內重振旗鼓。其中一些抗爭事件如2003-2005年前蘇聯(lián)地區(qū)發(fā)生的“顏色革命”(Colour Revolution)、2010年年底以來波及西亞北非的中東變局和2011年蔓延至世界范圍的“占領運動”(Occupy Movement)等，不僅對本地區(qū)產生了重大影響，而且發(fā)生后即向其它國家和地區(qū)擴散，形成了跨國集體行動。隨著全球抗爭政治的興起和我國公民權利意識的顯著提高，近些年國內群體性事件在數量明顯增多的同時，群體性事件的類型也正從刺激—反應型向主動型轉變。(趙鼎新，2006)在社會轉型與社會矛盾頻發(fā)期，如何妥善處理群體性事件，成為我國當前社會治理的一項重要內容?？範幷卧俅卧谑澜绶秶鷥扰d起，與世界正在發(fā)生的深刻變遷具有密切關系?？範幷我环矫媸巧鐣后w被動應對社會變遷產生的結果，另一方面也是主動塑造社會變遷的重要行為體，后者在現代社會表現得越來越明顯。在此背景下，不僅需要研究抗爭政治的成因與發(fā)展機制，而且更應加強對抗爭政治的結果特別是其對社會變遷影響的研究。

　　 抗爭政治的結果與抗爭政治的影響這兩個問題盡管聯(lián)系密切，但各自關注的側重點不同。前者研究的問題主要包括如何界定抗爭政治的成敗，分析哪些因素更有利于抗爭政治取得成功，如何在特定的抗爭政治與觀察到的結果之間建立因果聯(lián)系等。后者主要回答抗爭政治能對社會變遷產生哪些影響，抗爭政治如何作用于社會變遷等問題。關于抗爭政治結果的研究，目前學界主要圍繞以下主線展開：其一，界定抗爭政治成敗的標準與探尋有利于抗爭政治成功的內部特征。學者主要嘗試在策略(破壞性策略還是溫和性策略)、組織(組織化水平高還是組織化水平低)等要素與抗爭政治能動性之間尋找因果聯(lián)系；(Gamson，1990；Cai Yongshun，2010)其二，學者們嘗試將抗爭政治置于更廣泛的社會和政治環(huán)境中，以檢驗公共輿論、政治機會結構等因素作為干預變量對抗爭政治結果的影響。這也是學者目前較為普遍的研究旨趣。(Giugni，1998；馮仕政，2013：205-206；Giugni & Passy，2001；Leon Mann，1993)其三，區(qū)分抗爭政治的結果。對此，威廉?蓋姆森(William Gamson)進行了充分的實證研究，(馮仕政，2013：203)查爾斯?蒂利(Charles Tilly)(2002：321)明確提出了抗爭政治的四種效果，馬可?朱格尼(Marco Giugni)(2002：13-18)倡導運用比較分析法、過程追蹤法與反事實推理相結合的方法辨析抗爭政治的結果。王鵬(2010：5)從政治發(fā)展的角度認為，抗爭政治最終會有“被鎮(zhèn)壓”、“制度化”與“實現民主轉型”三種結果。肖唐鏢和孔衛(wèi)拿(2011)在回顧國內群體性事件總體研究的基礎上認為，群體性事件的后果涉及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結構等多個層次，應有多元化的測量視角。

　　 相比而言，對抗爭政治如何影響社會變遷以及如何衡量抗爭政治對社會變遷的影響程度等問題，在20世紀90年代之前被大部分研究者所忽視。即使在抗爭政治研究中發(fā)展相對成熟的社會運動研究領域，這一不足也體現得較為明顯。這主要是因為，自20世紀初社會運動研究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研究領域以來，學者的研究活動始終圍繞社會運動的成因與發(fā)展規(guī)律這兩個核心議題展開。(趙鼎新，2005：171)由于集中關注這兩個核心議題，因此導致對社會運動如何作用于社會變遷以及如何識別社會運動的結果等問題，尚未開展深入的討論，以致后來有學者對此進行反思時指出，“對社會運動結果的研究是現有文獻中最受忽視的課題之一”。(Giugni，1999：14-15)為了彌補這一不足，學界從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開始加強了對抗爭政治作用的研究。此后，抗爭政治的影響與結果逐漸得到研究者的重視。表現之一是發(fā)表在美國主流社會學期刊上有關該議題的論文數量呈上升趨勢。(Amenta et al.，2010：2)此外，針對現有研究不足，朱格尼、道格?麥克亞當(Doug McAdam)和蒂利等專門組織社會運動研究領域的一些知名學者撰寫了論文集——《社會運動何以重要》(How Social Movements Matter)(Giugni et al.，1999)，此書對抗爭政治的影響類型與結果確認做了有益的集中探索。不過對抗爭政治影響社會變遷的具體路徑等，尚未展開充分討論。

　　 鑒于此，本文研究的主要問題是抗爭政治如何影響社會變遷。在抗爭政治影響研究領域，雖然充滿著豐富的抗爭政治案例，但仍然缺乏一種能引領將來對這一主題進行研究的清晰的理論框架。(塔羅，2002：23)為了彌補這一不足，本文依據抗爭主體對社會變遷過程中產生的社會心理危機、文化認同危機、社會資源分配危機和政權合法性危機所作的不同回應，將抗爭政治劃分為“情感導向型抗爭政治”、“價值導向型抗爭政治”、“利益導向型抗爭政治”與“政權導向型抗爭政治”四種主要類型。以這四種主要的抗爭政治類型為基礎，構建了一種分析抗爭政治影響社會變遷的整體性框架，在該框架的指導下，將抗爭政治影響社會變遷的四種過程分別提煉為“呈現模型”、“塑造模型”、“分配模型”與“變革模型”。本文認為，上述任何一種抗爭政治影響社會變遷程度的高低，主要受到抗爭政治自身動員規(guī)模、策略選擇與組織化水平的制約?；诖?，本文進一步討論了這三種要素的組合與抗爭政治能動性之間的關系，并就如何衡量抗爭政治的能動性提出了初步的量化指標。

　　 對這些問題進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理論意義。就現實意義而言，第一，中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每年發(fā)生的群體性事件多達上萬起，對社會秩序造成了一定的負面影響。而對抗爭政治與社會變遷的關系進行研究，可為我國處理各種群體性事件提供一定啟發(fā)。第二，由于抗爭政治實質上涉及民眾的訴求與政府治理之間的關系，因此對不同類型抗爭政治的具體訴求進行考察，對引導社會群體依法有序參與政治生活具有積極意義。就理論意義而言，鑒于我國關于底層民眾抗爭政治的研究相對薄弱的現狀，本文的研究或許對提升我國抗爭性政治研究的理論化水平有所裨益。

　　 二、抗爭政治的基本類型及其影響社會變遷的過程

　　 不同類型的抗爭政治影響社會變遷的具體過程存在差異，因此在分析抗爭政治影響社會變遷的具體過程之前，首先需要對各種各樣的抗爭政治進行必要的歸類。從社會變遷的角度對抗爭政治進行歸類，學者一般根據抗爭政治引發(fā)的社會變遷的目標和范圍兩個標準進行劃分。其中，比較具有代表性的是大衛(wèi)?阿伯利(David Aberle)的研究。通過結合抗爭政治的追求目標和影響范圍兩個標準，阿伯利區(qū)分了抗爭政治的四種類型：第一，轉型運動，它以追求結構的整體變遷為目標；第二，改良運動，以實現結構的部分變遷為目標；第三，救贖運動，以成員個體的徹底改變?yōu)槟繕?；第四，另類選擇運動，以成員個體的部分改變?yōu)槟繕恕?什托姆普卡，2011：271-275)這種分類方式清晰地展現了抗爭政治影響社會變遷的不同層級，對我們研究抗爭政治的影響具有積極的啟發(fā)意義。不過，為了較為系統(tǒng)地區(qū)分不同抗爭政治發(fā)生的內在動力，以及不同抗爭政治影響社會變遷的具體機制，本文結合抗爭政治的爆發(fā)原因與具體訴求，將抗爭政治分為“情感導向型抗爭政治”、“價值導向型抗爭政治”、“利益導向型抗爭政治”和“政權導向型抗爭政治”四種基本類型。

　　 之所以如此劃分，主要有以下兩方面的考慮：第一，從“情感”、“價值”與“利益”的角度對抗爭政治進行歸類，符合社會行動普遍遵循的內在邏輯。馬克思?韋伯(Max Weber)(韋伯，2005：31-35)認為，社會行為具有針對他人或社會的主觀意義，可分為“工具理性行為”、“價值理性行為”、“情感行為”和“傳統(tǒng)行為”四種類型的人類行為。①這種劃分結果基本涵蓋了社會行為的具體形態(tài)?？範幷巫鳛橐环N集體行為，與社會行為一樣，是一種有目的、有意義的社會行為。由于情感、利益與價值作為人類行為所遵循的基本邏輯得到廣泛認可，因此從這幾個維度進行分析所得出的結論，理應具有相對廣泛的適用性。第二，該類型劃分在繼承抗爭政治研究中社會心理學視角和理性主義視角各自理論核心解釋因素(“情感”與“利益”)的基礎上，將現有社會變遷與抗爭政治相關研究成果中未予以充分重視的價值因素納入其中。這是因為，現代社會急劇的變遷進程，對既存的社會規(guī)范或價值形成了挑戰(zhàn)。而作為開展價值追求、價值創(chuàng)造和價值推廣的抗爭政治，已引起學者越來越多的重視。

　　 具體而言，首先，情感導向型抗爭政治是為了滿足直接的熱愛、激情、憎恨等心理需要、抒發(fā)或宣泄某種感情而產生的集體抗爭行為，例如2003年埃及爆發(fā)的反對美國侵占伊拉克的抗議活動、2013年我國西安爆發(fā)的反日游行等均屬于此類抗爭行為。我國群體性事件中的“社會泄憤事件”也是情感導向型抗爭政治的一種典型代表。(于建嶸，2009：117-118)其次，價值導向型抗爭政治旨在捍衛(wèi)某種價值、信仰和認同等。斯梅爾塞(Neil J.Smelser，1962：24-26)認為，抗爭政治具有某種價值引導作用，它們往往是以一般信念的名義發(fā)起的、進行價值重建的活動。抗爭政治尋求特定的認同，以使其價值觀或生產(生活)方式獲得其他社會群體的接受。價值導向型抗爭政治以價值目標為最高追求，它可以更多地顧及行為的自身價值而不去計較行動的后果如何。(韋伯，2005：34)需要指出的是，價值導向型抗爭政治往往涉及對偏好、規(guī)范、思想、態(tài)度、信念、認同、文化等一般觀念形態(tài)的修正與改造。不過為了表述上的方便，我們將此類集體抗爭行動統(tǒng)稱為價值導向型抗爭政治。再次，利益導向型抗爭政治遵循工具理性邏輯，旨在獲取物質利益。迪特爾?魯赫特(Dieter Rucht)認為，一些抗爭政治遵循“工具性”邏輯，旨在獲取政治權力，通過這種方式，迫使社會的政策、法律、制度和組織等方面進行有目的的變遷。(什托姆普卡，2011：273)盡管實現抗爭目標的途徑不同，但其本質仍然是獲取物質性利益。就我國而言，目前占我國抗爭性政治總量80%以上的“維權事件”，不論是農民的“以法抗爭”、工人的“以理維權”還是市民的“理性維權”，都把具體的利益訴求作為抗爭的主要目標，(于建嶸，2009：116-117)因此“維權事件”是利益導向型抗爭政治的一種。

　　 除上述三種抗爭政治外，政權導向型抗爭政治以推翻政府的統(tǒng)治進而在國內確立新的秩序原則為目標。這也是抗爭政治中的一種重要類型。政權導向型抗爭政治與上述三種抗爭政治不同，可視為一種混合型抗爭政治，其中或摻雜著民眾長期累積的憤懣情緒，或包含著民眾對民主、自由等價值的追求，或寄托著民眾期望社會資源向自身傾斜的愿望。因此，不能簡單地將其歸入上述三種抗爭政治中。但是，政權導向型抗爭政治無疑是抗爭政治的重要組成部分。世界上此類事件的一再發(fā)生表明，政權導向型抗爭政治一旦發(fā)生，將會給一國國內政治帶來深刻影響。同時有可能向外擴散，進而影響地區(qū)穩(wěn)定與地區(qū)發(fā)展方向。例如2003-2005年前蘇聯(lián)國家發(fā)生的“顏色革命”、2010年底席卷西亞北非的中東變局等，均產生了一定程度的“外溢效應”。因此本文將其與情感導向型抗爭政治、價值導向型抗爭政治、利益導向型抗爭政治并列，共同作為抗爭政治的基本類型。需要指出的是，情感導向型抗爭政治、價值導向型抗爭政治與利益導向型抗爭政治在一定條件下可以相互轉化。如果這三種類型的抗爭政治得不到有效處理，在一定條件下也有可能發(fā)展演變?yōu)檎鄬蛐涂範幷巍?/p>

　　 就抗爭政治影響社會變遷的過程而言，上述四種抗爭政治具有相似之處。如圖1所示。

　　 圖1 抗爭政治影響社會變遷的一般過程

　　 社會變遷可能導致各方面的社會問題。其中，社會心理危機、文化認同危機、社會資源分配危機與政權合法性危機是社會變遷過程中出現的主要社會危機類型，同時也是容易引發(fā)抗爭政治的社會危機。如果它們未能得到妥善處理，且民眾感覺到通過制度化途徑解決這些危機的希望渺茫，那么民眾有可能選擇抗爭政治作為改變自身不利處境的一種方式。作為對這些社會危機的反應，首先，或是出于對特定社會危機的消極應對，或是為了動員民眾參與抗爭政治以實現其集體訴求，參與抗爭政治的社會群體需要構建或制定出一套針對不滿現狀的替代性方案，不論這種替代性方案是在抗爭政治發(fā)生前還是在抗爭政治進行中發(fā)展形成。就價值導向型抗爭政治、利益導向型抗爭政治與政權導向型抗爭政治而言，它們提出的替代性方案可分別概括為“新價值”、“控制框架”和“想象團結”。需要指出的是，情感導向型抗爭政治的發(fā)生由于主要受到情感因素的驅使，因此這類抗爭政治或者沒有提出自身的替代性方案，或者只是表達了一種模糊的替代性方案。換言之，情感導向型抗爭政治的參與者意識到了某一社會問題需要解決并為此產生了強烈的情緒反應，但在抗爭政治過程中往往未能提出解決問題的具體方案。其次，為了將替代性方案成功轉變?yōu)樯鐣F實，抗爭政治或者依靠自身的力量，或者尋找其他可以借助的力量。不論抗爭政治獨自實現其目標，或聯(lián)合其他社會力量以促進其目標的實現，這些力量均可視為推動抗爭政治運行的“動力基礎”。再次，抗爭政治主要依賴其“常備劇目”(the social movement repertoire)作為推行替代方案的工具或手段，具體包括公開集會、依法游行、示威、請愿、聲明、散發(fā)傳單和小冊子等。(蒂利，2009：4-6)

　　 不過，由于不同的社會危機引發(fā)的抗爭政治的類型不同，因此不同類型的抗爭政治影響社會變遷的具體過程存在一定差異。情感導向型抗爭政治、價值導向型抗爭政治、利益導向型抗爭政治與政權導向型抗爭政治各自代表了抗爭政治影響社會變遷的一種特定形式，它們各自影響社會變遷的形式可分別概括為“呈現模型”、“塑造模型”、“分配模型”與“變革模型”。需要指出的是，這四種形式是抗爭政治影響社會變遷的主要形式而非全部形式。

　　 三、抗爭政治影響社會變遷的模型構建

　　 (一)情感導向型抗爭政治的“呈現模型”

　　 廣泛的社會變遷能夠引起人們內心的焦慮、孤獨、剝奪感、怨恨等負面情緒，情感導向型抗爭政治正是以宣泄或抒發(fā)這些感情為直接目的。這種源于社會個體的情感體驗在社會群體中擴散后，往往能夠引發(fā)其他社會個體的共鳴。隨著社會消極情緒經歷集體磨合(milling)與集體興奮(collective excitement)階段，進入社會感染(social contagion)階段時，抗爭政治的發(fā)生率會大大提高。(趙鼎新，2006：28)這種過程類似于于建嶸(2010：163-169)所說的“情緒感染”。“情緒感染”是指這樣一種情境：情緒激動的人的舉動很容易引起不明真相人群的聚集，借此場合，一些抱有借機發(fā)泄心理、逆反心理、英雄情結、盲目從眾心理或法不責眾心理的旁觀者很容易受此感染，自覺不自覺地參與其中。此外，由于情感導向型抗爭政治的爆發(fā)一般受到觸發(fā)性事件的刺激，因此這類事件的發(fā)生具有不確定性。不過，“情緒感染”與觸發(fā)性事件二者并不存在固定的先后順序，一方的發(fā)生均有可能引起另一方的發(fā)生，或導致抗爭政治升級。

　　 情感導向型抗爭政治具有呈現問題的功能。哈珀(C.L.Harper)在分析抗爭政治對社會變遷的影響時指出，抗爭政治能將社會問題呈現出來，并創(chuàng)造出新的社會問題。(Sherry Cable & Beth Degutis，1997：121)這種呈現機制相當于洛克艾尼?L.多蒂(Roxaanne Lynn Doty，1996)所謂的“呈現性實踐”和我國學者孫吉勝(2009)提出的“呈現性力量”(representational force)概念。情感導向型抗爭政治體現出較強的呈現功能，能將社會問題展現于社會大眾之前。呈現功能看似只將社會問題暴露出來，距離問題的解決尚存一定差距。其實不然。在現代社會，呈現是一種推動社會變革的重要力量。而且，新聞媒體的介入能夠使情感導向型抗爭政治的呈現功能進一步放大。不僅如此，媒體介入抗爭政治后，充當“居間聯(lián)絡”(brokerage)媒介與“界限激活”(boundry activation)機制，②運用語言、文字、圖片和影像等多種手段對其進行呈現，促使抗爭政治升級，甚至能夠促使其發(fā)展成為影響巨大的網絡抗爭政治。(呂德文，2012：142-146)

　　 抗爭政治的呈現作用的表現形式可能是多種多樣的，其中“架構”是一種比較典型的呈現形式，并已發(fā)展成為一種理論范式。架構活動“通過選擇性地突出人們過去和現在所處環(huán)境中的某些客體、情境、事件、體驗和一系列的行動并對其加以編碼，從而對‘人們面前的那個世界’進行簡化和壓縮”。(David A.Snow，et al.，2007：385)新穎巧妙的“架構”不僅能使已經乏味的社會議題重新激起人們參與抗爭政治的熱情，而且有助于抗爭政治訴求的實現。如果公眾較少關注某一問題時，那么公共政策就有可能偏離公眾的偏好。因此，將某一問題直接或創(chuàng)造性地呈現給公眾，能促使公眾調整其偏好，并與公共政策保持一致。(西德尼?塔羅等，2002：40-41)抗爭政治也正是通過呈現模式以增強某一問題在公眾面前的突出性，促使政府在其議事日程中將該問題前移，進而間接影響國家決策。

　　 (二)價值導向型抗爭政治的“塑造模型”

　　 價值導向型抗爭政治具有塑造社會觀念的功能。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價值導向型抗爭政治能夠修正或改造人們的某種價值、偏好、規(guī)范、思想、態(tài)度、信念、認同、文化等觀念，進而在公眾中樹立起抗爭政治所倡導的某種新的價值規(guī)范。例如保羅?伯斯坦(Paul Burstein)認為，抗爭政治能塑造或改變公眾的偏好。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抗爭政治往往采用兩種方式：其一，改變公眾對當前社會問題的偏好的分布狀態(tài)；其二，重新確定問題，即改變偏好是關于什么的。(塔羅，2002：39)謝里?凱布爾(Sherry Cable)和貝斯?德古迪斯(Beth Degutis)(Cable & Degutis，1997：130-132)從不同層次出發(fā)考察了抗爭政治的塑造功能。他們認為，在個體層次，個人參與抗爭政治的過程也是個人再社會化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個人會形成新的集體認同，培養(yǎng)并產生新的政治態(tài)度等；在社區(qū)層次，參與抗爭政治能夠增進社區(qū)內部民眾之間的團結與認同。除了上述影響，在更廣泛的意義上，抗爭政治會促進社會文化的變遷，大多數關注抗爭政治和文化的研究者都將抗爭政治視為文化變遷的工具。(塔羅，2011：62-64)因為“抗爭政治又特別指向了關涉國家的集體訴求行為”，(黃冬婭，2011：217-218)所以抗爭政治在與國家的互動中，不僅僅被動地接受國家對其形態(tài)的塑造，而且也能主動塑造國家的政治文化。盡管價值導向型抗爭政治對社會文化具有塑造功能，但在某個較短的時期內，社會文化的改變通常非常緩慢，而且難以察覺和識別。

　　 盡管抗爭政治意欲塑造的觀念具體形態(tài)各不相同，但其中都隱含著對某種價值的推崇，而且也都將這種新價值的確立視為抗爭政治追求的目標。為了使新的價值成功地內化為公眾普遍接受的觀念，抗爭政治需要一系列有利的條件。

　　 首先，新價值的出現是對既存價值的一種挑戰(zhàn)。因此，既存價值或規(guī)范在某一群體或大部分民眾間產生認同危機往往是新價值創(chuàng)建的前提。在現代社會，全球化不僅使資本、技術、勞動等生產要素的跨地區(qū)流動成為可能，而且導致了不同文化、價值觀之間的碰撞與沖突。(傅騰霄、陳定家，2003：208)這使文化認同危機成為反復出現的社會現象。價值導向型抗爭政治在這一背景下應運而生，它產生后即成為塑造新的價值規(guī)范的一種重要方式。其次，新價值能否被社會初步認可，關鍵在于其是否能夠對受眾群體產生“移情效應”(empathy effect)，移情是促使民眾態(tài)度轉變的一種重要的資源。(Batson et al.，1997：105-106)觀察抗爭政治是否產生了移情效應的主要方法，是衡量抗爭政治倡導的新價值是否與人們的審美、思想、情感等觀念相契合，以及接受新價值后民眾是否與價值倡導者產生了大致相似的心境。為此，抗爭政治就需以一種創(chuàng)新性的框架(frame)將新價值呈現出來。如果該框架得到了人們經驗上足夠多的證據支持(經驗的可信度)、與人們的日常生活聯(lián)系緊密(經歷的可測量度)以及與人們頭腦中現存思想觀念相吻合(觀念的重要性)，那么該框架引起共鳴的程度就高。如果該框架在經驗的可信度、經歷的可測量度和觀念的重要性三個因素中起作用的因素越多、程度越深，那么框架產生的共鳴就越高，反之，新價值可能從一開始就失去吸引力。(Benford & Snow，2000；Snow et al.，2007；Snow et al.，1986；斯諾、本福德，2002：151-177)

　　 不過，移情作用是新價值傳播的條件而非機制，社會化才是新價值得以普及的主要機制。在新價值出現后，人們對其或贊揚(按照價值的規(guī)范行動)，或反對(不按照價值所倡導的方式行為)。但不論面臨何種反應，在公眾表達關注的過程中，新價值既可能得到傳播，也有可能漸漸消失。如果新價值被越來越多的人接受并得以內化，那么新價值也進入“社會化過程”。(芬尼莫爾、斯金克，2006)通過社會化機制，抗爭政治所倡導的新的價值規(guī)范才有可能被社會接受。但是，社會群體接受新價值的程度與范圍如何，還取決于其能否與民眾置身其中的文化—制度背景相適應。最后，為了使抗爭政治倡導的價值最終確立起來，抗爭政治除了采用一般的行動策略外，很有可能采取明顯的“不適當”行為，如絕食、襲擊政府等極端行為。故意的“不適當”行為，尤其是那些可能導致社會排斥和法律懲罰的行動，可以成為價值倡導者發(fā)出信號的有力工具。(卡贊斯坦等，2006：306)然而，并非所有的新價值都會成功實現社會化，很多新價值可能因為種種原因提出后不久就告夭折。

　　 (三)利益導向型抗爭政治的“分配模型”

　　 利益導向型抗爭政治具有重新分配社會資源的功能。抗爭政治雖然往往需要付出成本，但也能為其追隨者爭取到小至具體的政策改變、大至結構性改革帶來的利益。具體而言，在政策層面上，抗爭政治能為他們的支持群體爭取到“一次性利益”，如1936年美國退伍軍人組織爭取早日發(fā)放他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中的“出征津貼”的抗議活動。發(fā)放出征津貼只適用于當時符合條件的退伍軍人，而對后來退伍的參加過“一戰(zhàn)”的軍人或參加未來戰(zhàn)爭的退伍軍人沒有影響。抗爭政治通過對政府施加壓力以改變公共政策，從而滿足抗爭政治參與者的利益，其涉及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例如為擴大獲取諸如教育、就業(yè)、醫(yī)療等資源的途徑而進行的社會抗爭等。(Burstin & Linton，2002；Caruso，2010)在制度層面，抗爭政治能為符合特定要求的群體爭取到制度化的集體利益?？範幷螄L試挑戰(zhàn)或打破既得利益者的制度堡壘，使特定群體能在新的制度之內分享利益，并通過法律和官僚政治體制加以強化，從而確保集體利益能夠得到正常分配。(阿門塔、P.楊，2002：60)

　　 利益導向型抗爭政治改變政策或制度同樣需要有利的條件和環(huán)境。需要強調的是，在以下條件中，主框架的出現與擴散、政策或制度的脆弱性、與體制內的同盟者結合這三者并不存在先后順序或者密切的因果關系，但它們是決定利益導向型抗爭政治能否影響社會變遷的主要條件。具體來說，首先，在社會系統(tǒng)內，某一群體的利益分配失衡問題如果長期得不到解決，累積到一定程度后很可能引起利益受損者對現存政策或制度的不滿與批判，并引發(fā)社會危機。為了改變社會不公，抗爭政治往往是可供民眾選擇的一種手段。這是利益導向型抗爭政治發(fā)生的結構性條件。其次，為了實現其利益訴求，抗爭政治需要建構出一個主框架(master-frame)，其功能是向民眾提供可選擇的替代性政策或制度。如果這一框架能把新的政治范式(即新政策、制度的藍圖)與民眾的文化傳統(tǒng)、習慣、利益等成功地聯(lián)系起來的話，那么這種主框架就會讓民眾感覺到較為可信。再次，要求政策、制度變遷的抗爭政治要想取得成功，關鍵在于既有體制的脆弱性。這主要表現為：現有的政策或制度存在各種各樣的弊端，以致不被社會大多數成員予以認可而失去了合法性；面對強大的民意，弱勢的政黨不能有效地把民眾的訴求整合進既有的利益調節(jié)渠道中去。(克里西、威斯勒，2002：96)這些問題的存在削弱了既有體制有效應對社會運動的能力。

　　 利益導向型抗爭政治還需得到體制內政治精英的支持。這是因為，一方面，政治精英是政策或制度的主要設計者，如果得到他們的支持，既有政策或制度被修正或改變的可能性會增大；另一方面，由于制度變遷不可避免地涉及權力與利益的重新配置，因此必然會遇到制度內部分政治精英的抵制，而僅依靠社會運動自身的力量往往很難完成。對體制內的政治精英而言，面對民眾的利益訴求，原本團結一致的政治精英可能會出現分化。部分精英為了爭取到更多的民眾支持或出于同情，可能會選擇站在民眾一邊，而部分精英可能會捍衛(wèi)既有的政策與制度安排。但不論出于何種原因，政治精英的分化，在削弱了掌權者對動員起來的民眾的控制能力的同時，也為抗爭政治實現其目標增添了同盟者?？傊?，抗爭政治要打破原有的政策或制度安排，需要有其它有利因素的配合，并作為抗爭政治的同盟者貢獻自身的力量。(克里西、威斯勒，2002：96)

　　 (四)政權導向型抗爭政治的“變革模型”

　　 政權導向型抗爭政治具有變革功能?？範幷尉哂写蚱圃袊医Y構的力量，這已在2003-2005年前蘇聯(lián)地區(qū)發(fā)生的“顏色革命”與2010年底以來波及西亞北非的“阿拉伯之春”中得到充分證明?？範幷瓮ㄟ^結構性變革，以增加他們所代表的群體對政治過程施加影響的機會。在發(fā)生“顏色革命”與“阿拉伯之春”的各國中，均存在家族統(tǒng)治、腐敗盛行、社會不公、經濟不振等長期累積的社會矛盾。在此背景下，民眾開始超越現存秩序安排的邊界和局限，考慮其它可能的替代方案，最終會形成所謂的“政治想象”。(McBride，2005：10)“政治想象”是在現有物質背景下對替代性政治生活(包括政治身份、政治秩序、民眾與國家間關系、替代性政治制度安排、替代性意識形態(tài)等內容)的思考。(Asen，2002：9-10)在抗爭政治中，即使參與者彼此不相熟識，但通過想象的方式超越彼此之間的差異，往往能在抗議者中形成集體身份。當共享集體身份的行為體聯(lián)合行動時，想象中的政治生活也就有了實現的可能。(Bayat，2005：891-908)

　　 政權導向型抗爭政治要實現政權更迭，還需存在“跨階層動員”或“精英聯(lián)盟”等推動力量。在“阿拉伯之春”中，民眾政治態(tài)度從冷淡到積極參與抗議活動的成功轉化，在于人們所發(fā)揮出來的集體能動性。(Gamson，2011：464)這在參與抗議活動的各社會階層中均有體現，除了參與過抗議活動的工人、學生等群體，以往很少參與政治活動的窮人、律師、醫(yī)生、教師等階層也參與到抗爭活動中來，從而在某些國家(如突尼斯、埃及、利比亞、巴林、也門等國)實現了“跨階層動員”。(Goldstone，2011：457-462)而在“顏色革命”中，盡管出現了大規(guī)模的反政府抗議活動，但導致總統(tǒng)下臺的主要動力在于政治精英內部的分化與重新組合。以吉爾吉斯斯坦“郁金香革命”(Tulip Revolution)為例，2005年阿卡耶夫(Askar Akayev)試圖加強自身的統(tǒng)治地位，以確?？偨y(tǒng)家族進一步控制國家的政治與經濟資源，但其擴張家族商業(yè)利益的意圖卻引起了北方商業(yè)精英的普遍不滿，并促使北方商業(yè)精英向當時由于被取消選舉資格而心存芥蒂的南方政治精英靠攏。結果是，憑借他們各自與地方民眾的親密關系，南北兩地的反對派精英團結在一起，從2005年2月中旬到3月中旬動員了大量民眾參與反政府抗議活動，最終推翻了阿卡耶夫政權。(Lewis，2008：267-268；Mati，2012)

　　 此外，政權導向型抗爭政治的發(fā)生也往往受到突發(fā)性事件的刺激，一國發(fā)生的所謂的“革命”會對與其結構性條件相似的國家產生“示范效應”與“連鎖反應”。例如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Jasmine Revolution)與格魯吉亞的“玫瑰革命”(Rose Revolution)兩者分別充當了引發(fā)“阿拉伯之春”與“顏色革命”的第一張多米諾骨牌。除外部刺激因素外，兩者還有各自的內部刺激因素?！邦伾锩敝蟹磳ε啥紝ⅰ斑x舉舞弊”(吉、格：議會選舉，烏：總統(tǒng)選舉)作為質疑政府合法性的借口和開展抗議活動的理由；中東變局的催化劑則有所不同，它們往往圍繞某件悲劇性的政治或社會事件而展開，例如突尼斯失業(yè)大學生穆罕默德?布瓦吉吉(Mohamed Bouazizi)出于絕望和義憤自焚而死，成為引發(fā)突尼斯“茉莉花革命”的導火線。

　　 綜上所述，抗爭政治通過“呈現”、“塑造”、“分配”與“變革”四種主要形式對社會變遷產生作用，并由此形成了抗爭政治影響社會變遷的“呈現模型”、“塑造模型”、“分配模型”與“變革模型”。借助這四種主要模式，抗爭政治將其對社會變遷的影響推向社會的各領域和各層次。但是，并不能確?？範幷沃灰邆淞松鲜鰲l件后就一定能順利實現社會變遷的目標?？範幷文芊駥崿F社會變遷除了受到上述因素的影響外，一定程度上還受到國家的影響。國家作為抗爭政治所處環(huán)境中最重要的制度結構，不僅能夠影響抗爭政治的發(fā)生、發(fā)展與形式，而且能夠影響抗爭政治的結果和影響范圍。具體來說，構成國家塑造作用的因素包括穩(wěn)定的政治結構(國家性質、國家創(chuàng)建和國家政治制度)、較為穩(wěn)定的政治環(huán)境(國家滲透能力、戰(zhàn)略、策略)和變動的政治背景(封閉政體的開放性、政治聯(lián)盟的穩(wěn)定性、政治支持存在與否、政治精英的分裂、政府的政策執(zhí)行能力)，這三個方面的因素均會對抗爭政治實現社會變遷的發(fā)展軌跡與最終結果產生影響。(黃冬婭，2011：219-220)因此，在分析抗爭政治對社會變遷的影響時，一方面需要考察抗爭政治作用于社會變遷的具體機制，如上文所述的四種模式；另一方面，也要考察抗爭政治所處的政治環(huán)境，特別是國家對抗爭政治的塑造作用。只有這樣，才能對抗爭政治的影響做出較為全面、客觀的分析。

　　 四、抗爭政治作用于社會變遷的影響因素及其組合

　　 抗爭政治與抗爭結果之間存在復雜的關系。抗爭政治能在何種程度上實現社會變遷的目標，既與抗爭政治所面臨的政治環(huán)境存在密切聯(lián)系，也與抗爭政治內部如何選擇與運用其內部諸要素具有緊密關系，而且抗爭政治所處的政治環(huán)境與抗爭政治的內部要素運用之間具有作用與反作用關系。在上文考察抗爭政治的影響時，筆者很大程度上將抗爭政治視為推動社會變遷的單一行為主體。從這一角度而言，抗爭政治與社團、政黨、利益集團、院外游說團體等其他行為體并無實質性的差異，它們均致力于改變社會的特定方面，使其朝著有利于自己的方向發(fā)展。但是，抗爭政治促進社會變遷的具體方式與上述抗爭主體相比有所不同。這主要體現為抗爭政治能夠針對特定目標有效調動其內部諸要素，以增強其推動社會變遷的能動性。

　　 抗爭政治的內部要素包括抗爭政治參與者或動員規(guī)模、抗爭政治策略、抗爭政治組織、抗爭政治話語等。不過，既有的相關研究主要圍繞抗爭政治的參與者、策略與組織三個核心要素，以辨析何種類型的動員、策略與組織更有利于抗爭政治實現社會變遷的目標。但是，到目前為止，學界對上述問題的看法尚未達成共識。本部分在對已有文獻進行梳理的基礎上認為，僅從抗爭政治內部任何一種要素的某一方面出發(fā)，考察其在抗爭政治實現社會變遷目標的過程中所起的是阻礙作用還是促進作用，所得出的結論具有不確定性。這是因為，抗爭政治內部的任何一種要素并不能離開其它因素單獨發(fā)揮作用。不少研究成果對此已做了經驗驗證。愛德華?阿門塔等學者(Edwin Amenta，Neal Caren，Sheera Joy Olasky，2005)認為，抗爭政治對內部要素的運用往往受到抗爭政治所處的政治環(huán)境的影響。黃榮貴、鄭雯和桂勇(2015)通過對2003至2012年40個具有社會影響力的拆遷抗爭案例進行系統(tǒng)的研究后發(fā)現，抗爭政治內部的資源動員、抗爭策略與框架化制度等單一要素并不能充分解釋中央“多渠道強干預”的發(fā)生，而上述要素的組合卻能夠引發(fā)國家的干預。俞志元(2012)同樣認為要素組合對抗爭政治的成敗具有關鍵作用，這些要素包括集體行動組織的能力、使用的策略、抗爭類型、政策領域的政治行動者、有無政治同盟等。因此，需要綜合考慮抗爭政治的動員、策略與組織三種要素的互動，并建立一種觀察與衡量抗爭政治能動性的整體性框架。

　　 (一)社會動員與抗爭政治的能動性

　　 根據抗爭政治在試圖促進社會變遷時引發(fā)的民意聚合程度，抗爭政治可分為“共意性抗爭政治”與“沖突性抗爭政治”。前者指某一抗爭政治的目標受到某一地理區(qū)域內民眾最廣泛的支持(占總人口的80%到90%)，且在追求社會變遷時沒有或很少遭到有組織反對的社會動員。與之相對的是沖突性抗爭政治，它是指那些在試圖改變社會結構、更改通行的基本政策或打破群體之間權力平衡的過程中，遭到有組織反對的社會動員。(麥卡錫、沃爾夫森，2002：314-315)民眾支持的多寡，直接反映了民眾就某一問題所持贊成或反對態(tài)度的程度，以及可供抗爭政治利用的潛在資源的多寡。從這種意義上來看，共意性抗爭政治具備沖突性抗爭政治所不具備的許多有利條件，諸如“連鎖式”的運動組織、基礎性支持的聯(lián)合(即能夠利用原有的組織建立它自己的組織)、廣泛的政府支持、媒體的大量報道、慷慨的制度化資助和廣泛的公眾支持等。但是，對于哪種抗爭政治更有利于抗爭政治目標的實現卻有不同的觀點。

　　 一種觀點認為，共意性抗爭政治不能充當社會變遷的工具。盡管共意性抗爭政治享有較廣泛的支持，但這并不意味著其比沖突性抗爭政治在實現社會變遷目標上更具優(yōu)勢，也不意味著其動員規(guī)模相對較大。(史華茲、保羅，2002：239-240)其中的原因在于，制度支持和成員支持是兩種不同的進程，因此會產生不同的動員效果。具體而言，從現有機構(例如政府、商界和媒體)動員資金和基礎設施等資源，與動員有意愿投入精力參與抗爭政治的成員，在某種程度上是以彼此獨立的方式開展。造成資源動員與成員動員之間分離的主要原因在于，共意性抗爭政治因為能從多種渠道獲取資源，所以不需要嘗試把持普遍支持態(tài)度的成員轉換為有責任感和積極的行動者。③相反，沖突性抗爭政治則需要擴大動員規(guī)模和地域范圍，以彌補其資源不足造成的缺陷。正因為如此，共意性抗爭政治往往會陷入外部機構所施加的約束之中并易趨于衰落，這使它很少能向其成員展示這樣一種前景，即通過一系列的運動進程可以有效地促進社會變遷。為了避免自身的衰落，共意性抗爭政治往往蛻化為一種利益群體，同時放棄大規(guī)模動員方式，甚至通過與政策制定者之間的妥協(xié)以實現其利益訴求。(史華茲、保羅，2002：250-254)

　　 相反，另一些學者如麥卡錫和沃爾佛森等認為，共意性抗爭政治具有推動社會變遷的巨大潛力，因而對抗爭政治來說，它是一個理想的工具。(史華茲、保羅，2002：232)從以上分析來看，與共意性抗爭政治相比，沖突性抗爭政治最明顯的優(yōu)勢是能夠促使成員參與到抗爭之中，而非使其對抗爭行為的支持僅停留在態(tài)度上。其中隱含的假設是，動員人數較多的抗爭政治比動員人數較少的抗爭政治更有利于實現社會變遷。然而，僅立足于動員人數的多寡去判斷抗爭政治的前景仍然不能令人信服。沖突性抗爭政治動員人數較多但支持率較低、共意性抗爭政治動員人數較少但支持率較高。如果不從動員規(guī)模而從民意基礎上來看，共意性抗爭政治即使放棄大規(guī)模的動員方式，也能使政府無形之中感受到來自民眾的強大壓力。面對強大的民意，政府有可能在決策過程中融入民眾的訴求。

　　 (二)策略選擇與抗爭政治的能動性

　　 在抗爭政治策略上，選擇哪種策略更有利于抗爭政治實現社會變遷？自蓋姆森在《社會抗議的策略》一書中提出這一問題以來，一直是學界爭論的焦點。(Giugni，1998：371-393)以蓋姆森、麥克亞當、塔羅、蒂利等為代表的不少學者認為，使用暴力或破壞性策略能提高運動目標實現的概率。(朱格尼，2002：5)皮文和克洛沃德(Piven & Cloward，1979)也堅定地支持這一說法，他們認為，正因為抗爭政治缺乏制度內的手段，所以破壞性策略是其達成目標的最強有力的策略。與此相反，以蘇邁克(Schumaker)為代表的其他學者認為，破壞性策略對抗爭政治實現目標毫無益處。他認為，有效使用破壞性策略需要具備兩個條件：一是抗議者和他們的抗議對象有直接對抗的時候；二是當抗議者與某一懷有敵意的階層有零和要求的時候。他堅持認為，使用破壞性策略可能引起公眾的敵意，因而其成效不如溫和策略。(朱格尼，2002：6)除了單純討論策略選擇與抗爭政治結果的關系外，一些學者嘗試尋找策略發(fā)揮效果的條件。例如巴頓(James W.Button)認為，當沖突局限于抗議團體及其目標時，選擇破壞性策略更有利；而當大量民眾開始卷入沖突時或沖突的范圍擴大時，破壞性策略會降低運動成功的可能性。(Giugni，1998：378)

　　 可見，目前學者對這一問題仍未達成共識。從21世紀抗爭政治在全球的表現來看，盡管其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暴力沖突，但整體上，非暴力或溫和策略是社會運動采取的主導策略。這或許是因為，在現代社會，非暴力方式比暴力方式具有以下諸多優(yōu)點：第一，非暴力抗爭在有效改變現狀的同時，也可將人員傷亡率控制在最低限度；第二，非暴力抵抗更能激起人們對公正事業(yè)的同情與支持；第三，在解決社會長期存在的不公方面，非暴力方式比暴力方式更具持久力；第四，在非暴力抵抗過程中，單個的民眾能夠形成強大的合力，進而提高了鎮(zhèn)壓的成本以抑制政府鎮(zhèn)壓的意愿或迫使安全力量保持中立；此外，非暴力方式易于在當局與抗議者之間建立溝通橋梁等。不過，也應該看到非暴力策略自身具有的局限性，它并不能解決某些根深蒂固的沖突。而且，當抗爭政治實現既定的目標后，平民主義有可能淪為各黨派實現自我利益的工具，在這種情況下，權力真空或紛爭有可能會增加外部勢力干預的概率。(Merriman，2009：17；Rojas，2006)最后需要指出的是，非暴力策略與暴力策略是相對的，在一定條件下可以相互轉化。如在跨階層動員形成和軍隊精英分裂的條件下，采用非暴力抵抗的抗爭政治則會向內戰(zhàn)演變。

　　 (三)組織化程度與抗爭政治的能動性

　　 抗爭政治在何種程度上能實現其聲稱的社會變遷目標，還與抗爭政治的組織化程度密切相關?？範幷谓M織和其它組織一樣，一經形成，維持其自我存在或生存成為首要目標。只有在生存得以確保之后，抗爭政治才會追求其它更高層次的目標。(McCarthy & Zald，1997：1226)在此，我們僅關注什么樣的組織特征影響抗爭政治實現社會變遷的程度。目前，對這一問題論述最為系統(tǒng)的學者是蓋姆森。他在綜合分析1800-1945年期間美國發(fā)生的53次抗議運動后，得出了以下結論：訴求單一的組織比訴求多元的組織更易于成功；選擇性激勵措施與抗爭政治成功之間具有明顯的聯(lián)系；在組織結構上，科層化程度高、集中性特征明晰和內部未分裂為小團體的組織更易于實現其目標。在蓋姆森之后相當長的時期內，論證科層化、集權化、理性化的組織是否確實有利于抗爭政治目標的實現，成為抗爭政治研究者討論的核心問題。

　　 在抗爭政治研究中，資源動員理論比其它范式更強調抗爭政治組織的重要性。資源動員理論將抗爭政治組織視為獲取和控制資源的重要渠道，并認為采用科層制的組織具有較強的資源動員能力，因而組織化程度較高的組織更易于實現其目標。為了提高組織的科層化水平，資源動員理論認為應該根據成員為抗爭政治組織貢獻的時間與精力的多寡架構其組織結構，成員的安排應從高到低依次分為：骨干人員(cadre members)，他們將自己的大部分時間或一部分時間投入到與抗爭政治組織相關的事情上，并參與抗爭政治組織的決策過程；專職人員(professional staff)，他們對抗爭政治投入充足的時間，但不參與組織的決策過程；工作人員(workers)，斷斷續(xù)續(xù)地投入時間的人員。此外，抗爭政治組織還需設有臨時團隊(a transitory team)，他們由完成某一具體任務的工作人員組成，受骨干人員的直接領導。臨時團隊直接參與抗爭政治組織的事務，他們通常進行面對面的交流，在這樣的參與中，這些工作人員會受到彼此團結的激勵。(McCarthy & Zald，1997：1227)

　　 但是，抗爭政治組織是一把雙刃劍?？範幷谓M織內部也可能會出現寡頭化及其導致的資源配給不均與內在支持分解等破壞抗爭政治進程的因素。具體來說，正式抗爭政治組織的建立可能導致形成寡頭團體。寡頭團體一經形成，他們則會將維持組織自身的存在視為一種比實現社會變遷目標更重要的價值。在此背景下，抗爭政治只能犧牲其發(fā)展?jié)撃芤员M力確保組織的生存。而要維持抗爭政治組織的長期運轉，則需要從分配給抗爭政治參與者的資源中抽取部分資源，這會導致用于發(fā)起抗爭政治的資源減少。為了彌補資源不足的情況，抗爭政治就需要從外部獲取資源，而這又會導致資源供給者在社會運動事務上擴大控制權。如果抗爭政治未能以與贊助者的利益和目標相一致的方式利用資源，那么資源供給鏈有可能會被切斷。在此情況下，繼續(xù)開展抗爭政治就變得困難重重。此外，外部聯(lián)系的建立可能促使抗議者將外部贊助者的意志上升為抗爭政治優(yōu)先追求的目標，從而大大降低抗爭政治追求社會變遷的動力。另外，寡頭化也會帶來內部支持的分解?？棺h者日益尋求培育與外部支持者的聯(lián)系，也會使組織內部成員間的聯(lián)系趨于脆弱，進而使組織內部原本有效的團結激勵機制失靈。而正是這一機制，為早期大量的潛在參與者加入抗爭政治提供了重要的驅動力。吸引力的減弱勢必限制抗爭政治的資源動員能力和抗爭政治規(guī)模的擴大，進而制約抗爭政治的活動范圍和能動性。(McAdam，1982：54-56)

　　 (四)要素組合與抗爭政治的能動性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僅從抗爭政治內部任何一種要素的某一方面出發(fā)，考察其在實現社會變遷目標的過程中所起的是阻礙作用還是促進作用，所得出的結論都具有不確定性。事實上，在抗爭政治的運行過程中，抗爭政治的參與者、策略、話語、組織等其中的任何一種要素的作用效果都會受到其它因素的影響。因此，在考察抗爭政治能動性的過程中，需要區(qū)分抗爭政治內部主要要素的組合方式。事實上，在抗爭政治的“常備劇目”中，與話語等其它要素相比，社會動員、策略選擇和組織化程度這三個要素對抗爭政治的能動性具有更顯著的影響。因為社會動員、策略選擇和組織化程度直接涉及抗爭政治的參與者、手段與抗爭政治組織，它們是抗爭政治不可或缺的構成要素。這三種要素的組合影響抗爭政治的能動性，如圖2所示。

　　 圖2 抗爭政治能動性示意圖

　　 在上圖中，三條射線OA、OB、OC分別表示抗爭政治的動員規(guī)模、組織化程度與暴力程度，它們沿著箭頭所指方向逐漸增強?？範幷蔚哪軇有钥梢暈樗倪呅蜲ABC的面積(上圖僅表示一種理想化情形)。本文認為，假定其它因素為常量，如果四邊形OABC的面積越大，則抗爭政治的能動性越高。為了更清晰的分析與比較抗爭政治的能動性，需要對抗爭政治動員規(guī)模、策略選擇(暴力程度)與組織化水平做出比較準確的衡量，在具體衡量時可參考表1所列舉的各項觀察指標。

　　 總之，抗爭政治的能動性是抗爭政治的動員規(guī)模、策略選擇與組織化程度等要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但需要強調的是，一般而言，抗爭政治的能動性與抗爭政治目標的實現程度之間具有一定的相關性，能動性較強的抗爭政治比能動性較弱的抗爭政治在實現社會變遷目標上更具優(yōu)勢。但是，抗爭政治的能動性僅指抗爭政治在推動社會變遷時具有的能力的大小，所以，能動性較強的抗爭政治不一定意味著其能夠完全實現其目標訴求。抗爭政治的內部因素是影響抗爭政治目標能否實現的重要因素，但不是決定性因素。

　　 本文重點考察了當前抗爭政治研究中一個亟須認真研究但過去尚未深入探討的問題——抗爭政治對社會變遷的作用。通過考察可以發(fā)現，抗爭政治對社會變遷的作用具體表現為“呈現”、“塑造”、“分配”與“變革”四種主要形式。它們是對社會變遷過程中產生的社會心理危機、文化認同危機、社會資源分配危機和政權合法性危機做出的不同回應，具體體現在情感導向型抗爭政治、價值導向型抗爭政治、利益導向型抗爭政治和政權導向型抗爭政治這四種較有代表性的抗爭政治類型上。此外，抗爭政治實現社會變遷的程度受到抗爭政治動員規(guī)模、策略選擇、組織化程度等社會運動內部諸要素的影響。盡管如此，抗爭政治實現社會變遷的程度，并不完全取決于抗爭政治的動員規(guī)模、策略選擇與組織水平中任何一種因素，而是各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當然，本文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處，如囿于篇幅，僅僅從理論層次上提出了抗爭政治影響社會變遷的一些機制與模型，并未進行實證檢驗。如果可能，可以就上述尚未深入展開的問題進行研究。總之，從不同的角度分析抗爭政治對社會變遷的影響，有助于我們更全面地認識抗爭政治的能動性及其局限。

　　 

　　 ①抗爭政治顯然并不屬于“傳統(tǒng)行為”，即“一種含糊的對于習慣性刺激以重復其固有的態(tài)度作出的反應”。(韋伯，2005：33)由于抗爭政治一般具有明顯的意圖性特征，因此，除了“傳統(tǒng)行為”外，抗爭政治的特征同樣符合社會行為的一般特征。

　　 ②“居間聯(lián)絡”是指兩個或更多目前互不關聯(lián)的社會地點，經過某一在它們彼此之間的關系以及或它們與另一地點之間的關系中起媒介作用的單元而聯(lián)系起來；“界限激活”是指將兩個政治行動者彼此“我們—他們之別”明顯增加的機制。(呂德文，2012：142-146)

　　 ③資源動員理論認為，可供抗爭政治動員的資源包括人力、金錢與設施多種資源。(McCarthy & Zald，1997：1216-1217)但這里“資源動員”中的“資源”不包括“人力”(主要指社會運動參與者)，以此區(qū)分制度支持與成員支持各自與抗爭政治動員規(guī)模之間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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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曾向紅，蘭州大學中亞研究所、蘭州大學管理學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社會運動理論、中亞與中東問題研究、國際關系理論；陳亞州，蘭州大學管理學院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