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知道牛頓第三定律講的是作用力與反作用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這個定律看起來平平無奇，但事實上也極具顛覆性。鑒于牛頓的第三定律的確立，外在的“力”再也不可能“傳遞”某種傳統(tǒng)上被設想的因果關系。因為所謂因果關系，一者為因，另一者為果，兩者在邏輯上和時間上總有一個主次和先后的分別。

當亞里士多德設想推動行為時，就明確表達了兩者地位的不同：“總括起來說，教和學或行動和遭受（主動與被動，推動與被推） 不是完全同一，而是它們所賴以存在的那個東西——運動是同一個。須知甲在乙中向實現(xiàn)目標的活動，與乙靠甲的作用向實現(xiàn)目標活動在定義上是不相同的?！?sup>[12]而在牛頓第三定律之后，力與反作用力、施力者與受力者完全等價，“萬有引力”無處不在，于是世界上任何兩個物體都互為因果？如此一來，因果性這個概念就沒有任何意義了。

“力”本身成為了原因，但這樣說有什么意思呢？說“乙發(fā)生變化的原因是它受到了力”與說“乙發(fā)生變化的原因是它得到了愛”有什么不同？換言之，“力”是否只是一個空洞的詞兒？

伽利略的對話錄中就已經注意到了這個問題：

當辛普里丘（代表亞里士多德哲學） 用“重力”來回答“重物是因為什么而下落的”這個問題時，“薩爾維阿蒂（代表伽利略） 說道：‘你錯了，辛普里丘先生，你應該說：任何人都知道它被稱為重力?！^續(xù)說，用某個特定的名字去描述一種經常發(fā)生的現(xiàn)象，確實可以使我們想象對它有了一定程度的理解，但我們對自然現(xiàn)象的一切所謂解釋最終都是給本質上未知的原因賦予名稱：‘重力’‘力’‘印入的力’‘賦形的理智’‘輔助的理智’或者一般而言的‘本性’”^[13]。

正如薩爾維阿蒂所言，如果經典力學所做的僅僅是讓“力”成為“原因”來解釋現(xiàn)象，那么它還是什么都沒有解釋，僅僅是變幻了一個“名稱”而已。

但經典力學的解釋的確還是言之有物的，這是因為通過“力”的數(shù)學定義，一個以力為原因的解釋就意味著某種確定的計量和預測。當牛頓用“力”來解釋事物時，誠然這個名稱是任意的，但基于這個名稱所給出的一整套數(shù)學計算和測量的規(guī)則卻不是任意的。

因此，不是某種真實的“力”成了原因，而是作為符號的“力”背后指代的那個數(shù)學系統(tǒng)成了解釋現(xiàn)象的“原因”。在經典力學的發(fā)展中，“力”這個概念只是一個中介，一個起催化作用的媒介，這個媒介施展了某種暗度陳倉或偷梁換柱的障眼法，讓內在性領域的自然哲學傳統(tǒng)與外在性領域的機械學傳統(tǒng)互相滲透，以至于兩者的核心關切都消弭于無形。

最終“力”這個概念的所有含糊、神秘和擬人的隱喻都被架空，借“力”的名義接管了新的“自然”領域的正是數(shù)學。數(shù)學不再只是一種研究自然物之機制的工具，而是變成了“自然”本身，它不僅僅是一種描述事物之間因果關系的語言，而是變成了事物的“原因”——當亞里士多德要去探究原因時，它要尋找的是某種事物內部的潛力或者另外一個作為推動者的事物；當一個經院哲學家要去探究原因時，它要尋找的是某種“隱秘的質”“賦形的理智”之類的構想；當一個現(xiàn)代科學家要去探究原因時，它通常會在“力”的名義下，去尋找某段用數(shù)學語言寫成的公式。

但作為原因的數(shù)學能否滿足人類對于原因的追問？而內在性傳統(tǒng)中對“自然”的發(fā)問是否就此喪失了意義？盡管經典力學的數(shù)學化的追問方式獲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一種提問沒有獲得滿意的答案，并不意味著提問本身是非法的。就好比在昏暗的密林中搜尋是讓人迷茫的事情，而在空曠的平地上搜尋東西卻清楚明了，這是否意味著你應當遠離密林而只在空地上搜尋？如果說你在密林中找了兩千年仍然暈頭轉向、了無所獲，而在空地上花了二百年就收獲了一車又一車的東西，那么是否證明了你再也不該踏入密林半步？——但關鍵不是場地的清晰與否和收獲的豐富與否，關鍵在于，我們究竟要找的是什么東西。如果說我們要找的東西仍埋藏在密林深處，那么我們在空地上挖出再多的石頭又有什么意思呢？在古典科學向經典科學的變遷中，我們不僅要注意新科學在概念上如何的精確，方法上如何的高效，成果上如何的豐富，也要注意，我們所追尋的東西發(fā)生了怎樣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