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改革開放30多年的許多變化中，有一種悄悄發(fā)生卻影響深遠的變化，那就是老百姓特別是城市居民的生活中，少了一種叫做“票證”的東西。20歲以下的年輕人，我想他們中大多數人不知道在我們的生活中，票證曾經起了何等重要的作用。

30多年前，中國是典型的“計劃經濟”。這在我們老百姓的生活里，就變成了各種各樣的票證。所有與老百姓生活發(fā)生關系的物件，都曾經需要“憑票供應”。那個時候，真是沒有錢不行，光有錢也不行，買東西除了花錢，還要憑票。買糧要糧票，買肉要肉票，買布要布票，在上世紀六十年代“三年經濟困難時期”和“文化大革命”后期，幾乎就沒有什么東西沒有票就能買到。如果你沒有一個城市戶口，領不到票證，那么，你在城里根本就無法生活。

票證是那個時代的特殊產物。那么，票證究竟何時起用?新中國成立后，經濟困難，物資匱乏，作為人口眾多的大國，糧食更為緊缺。在這一背景下，1953年，中共中央作出了一項重大戰(zhàn)略決策，糧食等農產品，實行“統(tǒng)購統(tǒng)銷”和定糧供應的政策。1955年，國務院會議通過了《市鎮(zhèn)糧食定糧供應憑證印制暫行辦法》，以國家糧食部名義印制糧票并在全國各地發(fā)行使用。這年9月，全國第一套糧票正式流通，實行憑票限量供應，并形成了一套統(tǒng)制式的流通模式，進入了新中國票證的歷史舞臺，拉開了中國長達40年之久的“票證經濟”的帷幕。

糧票的出現(xiàn)、“統(tǒng)購統(tǒng)銷”制度的出臺，在那個年代是具有積極作用的。通過統(tǒng)購統(tǒng)銷，由國家直接控制農產品資源，大大提高了國家的行動能力，并促進了新生政權的穩(wěn)固。薄一波對此評價說：

“在那種條件下，確實是‘糧食定，天下定’，糧價穩(wěn)定是整個物價穩(wěn)定的關鍵。物價穩(wěn)，則國家穩(wěn)?！薄昂髞?，我們國家遇到‘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那樣的災難。這兩次大災難中之所以沒有出現(xiàn)更嚴重的局面，應該說，與統(tǒng)購統(tǒng)銷制度發(fā)揮的積極作用也是很密切相關的?！?/p>

1958年起，全國掀起“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高潮”。1959年至1961年，“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我國農村遭受了較大范圍的自然災害，農業(yè)普遍歉收。那時，市場上大部分生活必需品尚未完全實行計劃供應，物品經常脫銷，群眾對市場供應前景表示擔憂。據當時上海市有關材料透露：“從1958年1月15日開始，居民排隊爭購商品，醬油、鹽、火柴、草紙四種商品銷量大，有脫銷；居民心理緊張，醬油過去買半斤1斤，現(xiàn)在買1斤2斤，甚至10斤20斤；食鹽有人一次買15-20斤，過去一天銷1.4萬斤，16日銷了8萬斤；火柴連小學生也來買，草紙銷量增加好幾倍……煤球，也開始劃區(qū)定點供應。”

為消除自然災害帶來的影響，扭轉國民經濟停滯不前甚至倒退的被動局面，1960年冬，中共中央召開會議，通過了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用有限的資源來保證工農業(yè)生產的順利進行，應對城鄉(xiāng)特別是城鎮(zhèn)人民的基本生活供應，以期度過暫時困難時期。

那時，實行的是計劃經濟，先看有多少餅，再數有幾張嘴，用除法一算出來個數字，就發(fā)張票給老百姓，人人都能有一份。那個年代，貪污腐敗倒也不多，就那么幾張餅，沒多余的，想貪也難。

那年月，絕大多數老百姓日子真是簡單，一個月工資就那么三四十元，數不上兩天就光了。買什么都要票證，也不用在商店里瞎逛了。集中精力搞革命，天天寫批判資本主義的發(fā)言稿，最常用的就是：“想到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大眾，我們就要把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進行到底!”

(二)

計劃訂得再好，生產上不去，倉庫里沒東西，不發(fā)票證也難。據我查到的資料顯示：1959年起，上海市區(qū)商業(yè)部門已對15種商品實行憑票供應(其中糧食從1953年起就已計劃供應)，到1961年發(fā)放的各種商品供應票證多時達53種，141個票面。1962年最多達到92種。當時票證繁多，門類齊全，且定量極低，幾乎囊括了吃穿住用的所有商品，這也不得已而為之。

吃的方面有全國糧票、地方糧票、油票、鹽票、醬油票、肉票、魚票、禽票、糖票、蛋票、糕點票、餅干票、豆制品票、煙票、蔬菜票、酒票等，逢年過節(jié)才有的家禽、水產、金針、木耳、花生及年糕、茶葉、水果，要憑大小戶副食品供應卡等(4口以下為小戶，5口以上為大戶)，且只能選購其中幾樣。

穿的方面有布票、線票、棉花票、絨線票，購鞋襪、手帕、毛巾等，也要票證。1954年，全國棉紗、棉布統(tǒng)購統(tǒng)銷，供求關系緊張，7月份實行了憑布票(又稱棉布購買票、購布證、購布券)限量供應棉布。除了農產品、糧、油以外，這是工業(yè)消費品的第一種票證，而且比正式發(fā)放的“全國通用糧票”的時間還早1年零兩個月。

后來，新產品化學纖維、合成纖維的產量大幅度增長，商業(yè)庫存猛升，反而造成了棉布的積壓。1983年11月23日，我國商業(yè)部在報紙上宣布：從12月起，棉布不再收布票，敞開供應。1984年，布票比糧票提前10年取消了，從而結束了紡織品計劃供應長達30年的歷史，老百姓不再為穿衣發(fā)愁了。

用的方面有肥皂、草紙、火柴、煤球、火油、鋁鍋、鐵鍋、收音機、自行車、手表、縫紉機、鐘等票證；對華僑、僑眷另外增發(fā)僑匯券，對少數民族則發(fā)牛羊肉票等。

我還清楚地記得，許多票證都以編號來表示。普通分為幾十個“號”?！拔幕蟾锩笔昶陂g，多達上百個“號”。每月發(fā)下來一大疊票證，還要分上、中、下旬。有些還規(guī)定著商品的等級，如“煙票”，一般按季度發(fā)給：城鎮(zhèn)居民只能得到低檔次的“乙級”“丙級”香煙若干包，節(jié)日才供應“甲級”香煙，煙票上印制“幾等煙幾包”等的字樣。

當年還有一些特殊的“糧票”——購買短缺的部分日用工業(yè)品(如手表、自行車、電器等)的購貨券。日用工業(yè)品購貨券，是1961年10月起在全市推行，按職工月工資比例發(fā)放，50元以下的每人發(fā)5張，50元以上的每10元增發(fā)一張購貨券，企業(yè)學徒工每月發(fā)兩張。根據政策，也有一些屬于照顧對象：解放軍士兵每月兩張，無工作的常住戶口家庭2-4張，外地來滬大、中學校學生每學期10張；居民結婚“優(yōu)待”，男女各50張。憑券購買的商品品種多達56個。可見，票證范圍之廣，地域之寬，品種之全，時間之長，數量之多，在世界上，也是極為少見。

那時，我參軍到了部隊，我父親花了50張日用工業(yè)品購貨券為我買了塊“上海牌”手表給我。用了全家的券還不夠，還向親戚借了不少，這事一直銘記在心的。這塊手表，至今我還保存著呢!

(三)

1961年12月，上海市民副食品供應量，降低至上海解放以來的最低水平，21種副食品憑票證供應，每人每月只有2兩豬肉，1斤半水產，每人每天只有2兩蔬菜。

1962年2月起，居民每月煤球劃片定點供應。那時，我家住在普陀區(qū)的東張家宅，屬于上海的“下只角”，能夠用上煤氣的居民可謂鳳毛麟角。清晨，到處是煙霧繚繞，生爐子是家家戶戶頭等大事。為了節(jié)約，一般家庭還不會把爐子“封”過夜，寧可天天忍受煙熏。作為調味品的醬油每人每月1斤2兩，食鹽每人1斤。沖碗“醬油湯過飯”的日子，不少人家都有過的苦澀經歷。草紙供應每月男的30張，女的60張；副食品供應更是緊張，以機關干部為例，每人每月供應豬肉半斤，魚半斤，我們現(xiàn)在有時一餐也不止這些。

1962年7月，由上海市商業(yè)一局、二局、糧食局、水產局、供銷社聯(lián)合印發(fā)的集14種商品65枚票券的聯(lián)票，一目了然，不易丟失，這也是上海以票證進行商品計劃供應的“首創(chuàng)”。由于供應量少，一般家庭的票券入不敷出，但也有不吸煙、不喝酒的居民冒著“政治風險”，將省下的票券，逐漸私下去換雞蛋、鋁鍋、塑料盆之類的商品，我們也是經歷過的。

說實在的，那時候城里人比鄉(xiāng)村人牛氣，牛就牛在除了多幾張十元的人民幣，還多了一疊子“票”。沒票，進了城，除了喝涼水，其他的只能看?？傊?，以絕對平均主義分配的票證制度，保證了居民的基本生活，即溫飽生存性的需求，對居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起了一定的保障作用，但也給人民生活帶來嚴重不便。

中國人總算熬過了那些最艱難的日子，票證也悄悄地退出了我們的生活。隨著國民經濟的逐步恢復，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中國封閉了幾十年的大門終于打開了，走上了改革開放的道路。隨后，國家對實行了30多年的統(tǒng)購統(tǒng)銷政策進行了改革，逐步放開了糧油及肉禽蛋的市場和價格，人們可以直接到市場上購買各種副食品和生活用品。對票證管理的額度有所放松，但大部分票證仍沿用到八十年代中期。

票證真正退出歷史舞臺，是在改革開放后的1993年。這一年的4月1日起，按照國務院《關于加快糧食流通領域體制改革的通知》精神，一直作為我國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第二貨幣”——糧票，在完成40年的神圣使命后，終于“光榮退休”了。到了1994年，上海和全國各地一樣，基本上取消了糧票，但對糧食購銷政策仍實行“雙軌制”。物價放開后，上海物價增幅平衡，市場供應正常。

糧票的正式廢止，意味著統(tǒng)購統(tǒng)銷時代已經離我們遠去了。上海人民生活離不開票證的日子，也一去不復返了。

票證消失了，我們開始說一個新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