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偉

我的五舅李敖，在1949年隨我姥爺、姥姥去了臺灣。我從生下來就從沒機會和他見面。直到2005年9月，李敖56年第一次離開臺灣，到北京上海進行他的神州文化之旅，我才偕同夫人在上海見到了他。

在短短兩天的相處中，我們聽了他在復旦大學的演講，聽了他的很多談話，也和他進行了一些交談。通過這些，以前在我腦子中一個朦朧的李敖變得清晰了。我是這樣評價他的：一介書生，一世英勇；一支“剛”筆，一“名”作家；一個大俠，一代大師；一張利嘴，一身傲骨！

他很像中國文人四品當中的一品，中國文人四品為：神、妙、逸、能。第一是神品，中正、方剛而且大氣磅礴。這種人不容易，要么立功，要么立言，要么立德。第二是妙品，以中峰為主，能夠把自己的一腔正氣跟家園和故土相關(guān)。我覺得李敖是屬于第三品，他經(jīng)常是屬于逆向思維和反向性的，對抗性的力量很大。所以他很像一匹黑馬。最后一品是能品，就是乖乖女和乖乖男，按部就班的思想。正是因為一二三，三二一，二三一秩序不一樣，所以人們對李敖的看法也很多。我對李敖的看法是他集學者、散文家、史學家、作家，甚至包括政客、反抗者和精神痞子，包括我們所說的流浪者思想、邊緣思想，甚至是囚徒等多種身份于一身。正因為他的身份具有多重性，所以對他評價的聲音也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

我更喜歡文化李敖。梁啟超先生有一首詩寫道：“十年之后當思我，舉國猶狂欲語誰?！崩畎降乃枷?、李敖的觀念可能是十年之后才被人真正認識到的。也正因為這樣，他具有一種爭議性的特點，正因為這樣，我覺得這樣的一個現(xiàn)象值得我去認真地思考、認真地研究，我認為這樣的李敖實際上是一種文化現(xiàn)象。

在我看來，他的思想最重要的不在于他在史學界、哲學界或者說文學界有多大的建樹。很大程度上李敖是一個破壞家。打一個不確切的比方，很像法國的一位哲學家德里達，他對西方制度和現(xiàn)代性的秩序加以顛覆。但他顛覆的方式跟德里達不一樣，德里達是比較嚴謹?shù)貋黻U述，所以他的思想鋒利。李敖更多是以犀利的言詞，甚至帶有痞的方式，把你正式地拉下來，把你的皮剝開，看到正經(jīng)下面的不正經(jīng)，看到所謂的思想大師下面，或者是體制性下面的自己的缺陷，他是嬉笑怒罵的狂徒，是不拘一格的演說家，在這個方面有顛覆。李敖說“別人罵你是王八蛋，我卻可以證明你是王八蛋”。

在文學方面，他的《法源寺》是寫得不錯的，尤其是他把中國小說的題材從日常生活，從普通的凡夫俗子的生活當中，一下子用特寫的鏡頭拉到具體的歷史事件上面，這一點他說他是用史學家的眼光來寫小說?，F(xiàn)在滿天都是戲說康熙、乾隆等等，在這點上，我認為李敖在所謂的嬉笑怒罵的帶有痞氣的寫作當中，有一種正氣，這才有可能提名諾貝爾獎。李敖在跟我談他這本書時說：“像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他們是時代的先知，他們?yōu)槭裁醋呦蛭煨缱兎ǖ穆烦?，這個歷程是怎么樣達到的，怎么樣達到變法的結(jié)果的，怎么樣把這個心靈的歷程展現(xiàn)出來，我選擇了對話，來表現(xiàn)他們思想的演變。因此詳人所略，略人所詳。由于這樣一個原因，閱讀《北京法源寺》就不能再使用傳統(tǒng)的解讀方法了。因為我的創(chuàng)作已經(jīng)超越了傳統(tǒng)小說的寫作規(guī)范，常識的東西需要我們讀者去建構(gòu)，小說里面的部分，需要說里面表現(xiàn)的內(nèi)容，才可能煥發(fā)出生命力。讀者欲解書中所詳，必須調(diào)動書外所略，書里書外的互相性，最終合成一部有血有肉的大書。如果說《北京法源寺》有什么特色，這就是它的特色，也許它不會成為一部優(yōu)秀的小說，因為它帶有實驗的色彩。它對于傳統(tǒng)規(guī)范的反叛，對于傳統(tǒng)的小說寫作手法的拓展，這種實驗性給文學創(chuàng)作帶來一系列的啟示?！?/p>

李敖是一個比較優(yōu)秀的文學家，他的成就主要是在雜文上，嬉笑怒罵，狂放自持，以俗為雅，幽默詼諧，這是他的雜文的一個總體風格。在評價以往的著名的文章、大家的時候，人們往往說陳獨秀是以氣勢來取勝的，胡適是以流暢來取勝的，魯迅是以鋒利見長的，李敖對我說他具有三者之長，而且他還具有梁啟超的情感，語言中帶有情感的表述方式。

李敖跟我這樣說：“我把具有反叛意識的和具有創(chuàng)新精神的作家稱之為浪子，把繼承傳統(tǒng)寫法的作家稱之為孝子，傳統(tǒng)要變的話要有浪子，如果全是孝子，就只有給傳統(tǒng)文化送終，歷史我認為就是由這樣的人來譜寫的。”這是他關(guān)于思想方面和文學方面的總體的看法。

李敖對我說他是激進的知識分子，有兩個特點，第一個：獨立的思想，特立獨行，絕不與人家雷同，如果有一人呼應，或者是大眾呼喚，他立即改變，超前你。第二個：不畏權(quán)威，不是光想一些不食人間煙火的東西，他很務實，很現(xiàn)實，所以他往往把他的思想和現(xiàn)實的對抗聯(lián)系在一起，被監(jiān)禁多次，而且有可能遭受殺身之禍也在所不惜，這已經(jīng)超越了專家、學者、教授這個層面。他對思想行動，對知難行易，還是知易行難都有自己的看法。李敖更多是立足行動，他的思想就是行動本身。因此這一點，他既像一個學者，更像一個政治家、一個實踐家。

李敖1956年第一次到大陸進行學術(shù)訪問，應該說到北大、清華和復旦三所大學演講，是他此行一個主要內(nèi)容。要完成這個主要內(nèi)容，把它做得很順利，作為學者的身份，應該說是最適合的，這和李敖的文化思想有很大的關(guān)系。在李敖的文化思想當中，有一點，他認為思想要變化，教育要先行，他對我說他對于臺灣社會思考最早、感觸最深就是教育問題。在20世紀50年代，他認為他本人就是教育體制的犧牲品。為了反抗中學教條的教育體制，他中學就休學，自己在家里面學。大學的時候，他為了反對大學生硬的教育體制，也曾經(jīng)休學一次，退學以后，重考另一個系。我有時候在想，也許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思想風采，李敖的思想風采正如他說的話，他是臺灣教育培養(yǎng)不出來的，是臺灣文化培養(yǎng)不出來的，是臺灣的制度下生長不出來的，這是“宮外孕”。他認為從長遠看，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用這種眼光看，教育影響著一切，尤其是政治。從眼前看，政治影響著教育，但是從長遠看，教育在影響政治。所以革命之成功必須有賴于思想之變化，只有教育才能使思想變化。他在跟我的談話中說道：“自己如果思想不發(fā)生變化的話，沒有新氣象，這個國家就不會有希望?！彼栽谶@個基礎上，他在20世紀60年代初就發(fā)表了《高等教育的一面怪現(xiàn)象》等文章，嚴厲批判了臺灣的應試制度和重學歷等現(xiàn)象。

李敖在復旦演講時提到：“一個真正的大學生應該是智慧的，有判斷力，有廣博的知識。能獨立思考，獨立判斷，特立獨行。這些是大學培養(yǎng)出來的。所以教育之重要。”

總之，我認為李敖的人格魅力還是來自于他的文化思想。李敖的人格、李敖的特立獨行，是他特立獨行思想的體現(xiàn)。真正理解李敖還是要看他的作品，理解他的思想，從思想上認識他，這才是李敖的真價值。

◎周偉：男，云南大學教師，在滇池學院教授計算機基礎等課程。

本文原載于《大學印象》第4期第2版“筆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