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其他只生活在赤道附近的類人猿不同，現(xiàn)代人類遷徙到了整個地球上。他們并不是個體遷徙，而是整個文化群體進行了遷徙。在任何一個棲息地中，單獨的現(xiàn)代人類個體都不能夠自己生存很久。相反，在每個特定的環(huán)境中，現(xiàn)代人類文化群體發(fā)展出了一系列具有特異性和認知復雜性的文化實踐來適應當?shù)氐臈l件，從獵捕海豹、鑄造雪屋到收集植物塊莖、制造弓箭，甚至是科學和數(shù)學。我們嘗試去做的是詳細說明認知和思維的過程，使得現(xiàn)代人類個體能夠從合作性和交流性兩方面與周圍的人進行協(xié)調(diào)，努力適應在世界各個地方遇到的新異問題。

對于現(xiàn)代人類的出現(xiàn)有這樣一種設想：早期人類相當友好地在一起生活，通過與他人多種方式的合作和交流，達成各種合作目標。隨后，人類面臨一系列人口結構方面的挑戰(zhàn)，群體意識（group-mindedness）和群體一致性（conformity）的大潮沖刷了每一個人。人們自發(fā)地與同伴進行協(xié)調(diào)來打獵或收集每天的食物，然后逐漸發(fā)展出一些約定俗成的文化實踐。人們自發(fā)與同伴交流，使用特殊的手勢調(diào)整復雜的合作活動，然后逐漸發(fā)展出習俗化的言語交流技能。而人們自發(fā)地在多種合作方向上勸誡或教誨彼此，然后逐漸發(fā)展出大家都知道并使用的社會道德和理性規(guī)范。早期人類在一起生活，與他人聯(lián)合互動（jointly）；現(xiàn)代人類生活在一起，與他人集體互動（collectively）。

這種群體意識和一致性浪潮的作用之一是，文化群體選擇也伴隨了文化的持續(xù)演化。個體認同自己所在的群體，而區(qū)別于其他群體，當群體本身已成為一個自然選擇單元的時候，文化群體選擇就出現(xiàn)了（Richerson & Boyd，2006）。成功的文化以這種方式適應了周圍的環(huán)境，而未能成功的則消亡了。文化群體中的發(fā)明被精確地傳遞下去，保持其在群體中的穩(wěn)定性，直到更先進的發(fā)明出現(xiàn)（這被稱為棘輪效應）（Tomasello et al.，1993），文化演化才得到了累積?，F(xiàn)代人類比早期人類和類人猿有更強的棘輪效應，因為現(xiàn)代人類除了具有更好的模仿技能外，還具有更強的教別人東西和在被教學時迎合他人的傾向。隨著群體意識和一致性大潮，我們的文化群體才可能創(chuàng)造并持續(xù)促進認知產(chǎn)物——從捕鯨的步驟到解微分方程的程序——幫助人們適應當?shù)氐沫h(huán)境，同時也將他們與其他文化群體區(qū)分開來。

這一群體意識和一致性浪潮的潛在影響，是用于思維中新的、集體文化形式的認知表征、推理和自我監(jiān)控?，F(xiàn)代人類開始“客觀地”表征這個世界，任何理性個體都可能做出反映一般性的、中立于行動者的表征。此外，人類的言語交流技能使他們能夠探討之前不能夠探討的問題（如心理狀態(tài)、邏輯運算過程等），讓人們能夠更具深度和廣度地進行反思性推理，即關于自己思維的思維。在合作性爭論情境中，現(xiàn)代人類將支持自己觀點的理由外顯地表達出來，將它們放在一個推理網(wǎng)絡中與其他知識聯(lián)系起來，然后這種社會實踐逐漸內(nèi)化成為完整的反思性推理?，F(xiàn)代人類的自我監(jiān)控，第一次反映了不只是他們對特定他人第二人的評價（second-personal evaluation）的期望，同時也反映了他們對“我們”作為一個文化群體的規(guī)范性評價的期望。由于所有這些行為和思維的新方法，人類這顆實驗蛋上出現(xiàn)了裂痕：個體不再對比自己和特定他人的觀點，即來自各方各面的觀點；她會將自己的觀點與某種一般性觀點進行對比，這種一般性觀點是每個人都具有的、客觀真實正確的，是本然觀點。

因此，如果從道德觀點看，合作通常讓個體忽視自己的利益，而去考慮他人或群體。從認知觀點看，合作性思維通常讓個體忽視自己的觀點，而考慮一個更為“客觀”的他人或群體的觀點（Piaget，1928）。因此，在合作性交流中，我必須要尊重接受者的觀點；而在合作性爭論中，如果他人的觀點比我的好，我就必須要能夠接受他人的推理和論據(jù)，放棄自己的觀點——依據(jù)我們共同認可的合理性準則，其中包括我們認同的客觀存在。用內(nèi)格爾（Nagel，1986，p.4）的話說：“客觀性是一種理解的標準……為了獲得一種對生活或這個世界更加客觀的理解，我們暫時放下自己最初的觀點，并形成一種新的概念，其中包括那種觀點以及它與這個世界的關系……我們使用一個更加客觀的概念，不斷重復這一過程?！痹谶@個公式中，“客觀性”是能夠從更廣的角度思考事物的結果，同樣是我們將一個觀點植根于另一個觀點中并遞歸出更全面的觀點。在當前的論點中，更全面意味著從一個更廣的角度、更超越個人存在的一般性個體或社會群體出發(fā)，即任何一個人的視角。

通往現(xiàn)代人類的下一個決定性步驟，取代了早期人類合作性和視角性思考方式，使其集體化和客觀化。早期人類內(nèi)化并參考米德（Mead，1934）所說“重要他人”的觀點；而現(xiàn)代人類則將群體作為整體，或考慮群體中任何成員的觀點，即米德所說的“一般他人”，內(nèi)化并參考其觀點。此時，人類思維不再只是單獨的個體過程或者只是第二人的社會過程，而是一種關于“我怎么想”到“其他人應該怎么想”的內(nèi)化對話（Sellars，1963）。人類思維具有了集體性、客觀性、反思性和規(guī)范性的特點，也就是說，變成了成熟的人類推理。

[1] 該文章已于2013年發(fā)表。Engelmann，J.M.，Over，H.，Herrmann，E.，& Tomasello，M.（2013）.Young children care more about their reputation with ingroup members and potential reciprocators.Developmental Science，16（6），952-958.

[2] 此文已于2013年發(fā)表。Tomasello，M.，& Moll，H.（2013）.Why don’t apes understand false beliefs？In M.R.Banaji & S.A.Gelman （Eds.），Navigating the social world：What infants，children，and other species can teach us（pp.81-88）.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 兒童有時會難以理解某些情境，在這些情境中客觀現(xiàn)實不會受到人類不同甚至沖突的觀點的影響。比如，在某情境中，某一實體可以同時是一只狗、一種動物和一只寵物，而且客觀現(xiàn)實并不受此影響（見Moll & Tomasello，in press）。

[4] 這種方式類似于一些有目的性的言語形式（如隱喻）在歷史上變得模糊（“死亡”），因為新的學習者會忽略這些最初的目的。

[5] 在當代世界中，很多非同尋常的情境都至少從大致輪廓上勾勒了這個過程。最驚人的是尼加拉瓜手語（Nicaraguan Sign Language）。很多年幼的耳聾個體都有自己獨特的混合手語或啞語與其他家庭成員進行溝通，其中只有很少的語法結構。但是當他們進入社區(qū)（三代內(nèi)），他們各異的特殊手勢語就會變成同一種系統(tǒng)性的通用手語，并具備一定的語法結構（Senghas et al.，2004）。Al-Sayyid Bedouin手語的誕生經(jīng)歷了很類似的過程（Sendler et al.，2005），而且事實上類似的過程在很多個案中均有發(fā)現(xiàn)，其中洋涇浜口語（spoken pidgin language）轉變成為克里奧耳語（creoles）和更完整的語言系統(tǒng)（Lefebvre，2006）。洋涇浜交流（或手勢語）在家庭成員、同事和具有很強的共同基礎的其他人中可以很好地發(fā)揮作用，尤其是在高度受限和重復的情境中，如吃飯或工作中。但是考慮到需要適應較廣闊的交流社區(qū)（community of communication）和交流情境，需要分解這個過程，以建立新的語法系統(tǒng)，來幫助接收者在目標指向情境中理解事件和個體（以及它們的角色）。交流者和接收者再繼續(xù)共同努力，直至能夠彼此理解，而這種成功的語法結構將在社區(qū)中被重復、模仿，并逐漸習俗化。

[6] 對情境中的個體和事件的描述可以具有不同的特異性程度，這取決于交流者和接收者之間的共同基礎（Gundel et al.，1993）。代詞描述的是在共同基礎中已經(jīng)完整建立起來的實體，而帶從句的名詞則用來形容新的實體，接收者可以使用我們的共同基礎來定義這些實體（例如，我們昨天見過的人）。此外，很多語言都具有“the”“a”這樣的定語，用以明確地描述某一客體是否存在于我們當前交流互動的共同基礎中。通過確定事件出現(xiàn)或即將出現(xiàn)的時間點（如通過時態(tài)），來明確特定事件在當前交流互動中的基礎。這種明確所指對象的方法引發(fā)了傳統(tǒng)語言分析中類似樹的分層結構，即名詞短語或動詞復合體等不同的語言項目，都具有自己獨特的功能，把它們放在一起使用，共同完成整體目標，從而在指示情境中指出一個特定的客體或事件。

[7] 這一句子是喬姆斯基的名句，用以說明其關于句法的理論，即不是所有看上去合乎語法的句子，都是有意義的?！g者注

[8] 桑德勒（Sandler）等人（2005）提出了一種有趣的觀點，描述新出現(xiàn)的Al-Sayyid Bedouin手語連續(xù)的代際傳遞，如何使說話者的動機和態(tài)度符合習俗，這通常由規(guī)范化輕微夸張的面部表情實現(xiàn)。因此，在很多成熟的手語體系中，跨代際的手語者會使用規(guī)范化的面部表情，來表達“話語的言外之意，如斷言與疑問（p.31）”等。此外，與較早的一代人相比，較晚的交流者習俗地符號化自己多樣的情緒和認知態(tài)度，如必要性、可能性、不確定性或驚訝等。

[9] 沃爾夫假說的提出者。——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