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臺灣對外貿易的變貌

19世紀中葉臺灣對外開放通商后，除了繼續(xù)維持與大陸間的兩岸貿易外，對他國的貿易亦快速成長，再現荷蘭、西班牙、明鄭時代的盛況。至日據時期，貿易因生產力的提高而進一步擴張。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初期外貿雖一度衰落，但自20世紀50年代后，經濟迅速發(fā)展，貿易大幅擴張而成為世界性的重要貿易國。

眾所周知，清代臺灣海峽兩岸的貿遷往來非常密切，在被日本占據之初，臺灣地區(qū)的最大貿易伙伴仍為中國大陸；但進入20世紀以后，日本的比重即急速上升，終于在1905年占貿易總值在50%以上；此后一直居絕對優(yōu)勢地位，甚至有時高達90%左右。輸往日本的主要產品是米、糖、香蕉等單純的農產品和農產加工品，從日本輸入臺灣的則為各種工業(yè)產品，^[3]充分顯示出臺灣作為糧食供給地和工業(yè)產品銷售市場的日本殖民地經濟的特征。至于茶和樟腦，則依舊輸往美國、英國及東南亞。^[4]1917年以后，煤炭亦成為外銷中國南部、香港及東南亞的主力商品，替代日本煤在這些地區(qū)的地位。^[5]此三種商品（茶、樟腦、煤炭）可以說補充了日本產品所無法外銷（日本綠茶輸往美國，故以臺灣包種茶銷向東南亞）之處，完成它們作為殖民地商品的使命。^[6]

首先，我們分析日本在臺灣出口貿易上的地位。從表1和圖1中可以明顯地看出:

表1　1896—1944年臺灣地區(qū)出口貿易值表　單位:千元

續(xù)　表

續(xù)　表

資料來源:周憲文:《日據時代臺灣之對外貿易》，《臺灣銀行季刊》9:1，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年印，第39—40頁；黃富三、陳慈玉:《第六章商業(yè)的發(fā)展》，載《臺灣近代史·經濟篇》，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5年印，第344頁。

原資料為《臺灣貿易五十三年表》。

注:自1906年，出口大陸的數值包括旅順、大連在內。

圖1　1896—1944年臺灣地區(qū)對外貿易出口值圖

資料來源:表1。

（1）在1897年至1944年的近50年間，臺灣的出口總值增加約20倍，其中輸往日本的金額增加幅度特別大，即1944年為1897年的102倍左右。而出口總值最多的是太平洋戰(zhàn)爭前夕的1939年，為1897年的40倍；對日輸出值亦最多，為1897年的242倍，是1944年的兩倍以上。^[7]

（2）臺灣出口貿易深受世界局勢的影響，有三個很明顯的蛻變點，第一個是1916年至1917年，這是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所帶來的刺激，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為日本經濟帶來成長的誘因，^[8]在空前的好景之下，增加對臺灣產品的需求，并強化臺灣產品（如煤炭）對東南亞的輸出。第二個轉折點是1930年至1931年，因為在1929年發(fā)生了世界經濟大恐慌和日本的昭和恐慌，該年年底日本物價劇跌，產業(yè)界深受打擊，民生疲敝，直至1931年9月九一八事變后始出現轉機，經濟開始復蘇。^[9]所以臺灣對外出口值在1930年至1931年的衰落后再度增加，而于1939年達到巔峰期，這當然與日本侵略有密切關系。1940年以后，隨著日本侵略戰(zhàn)爭延伸到東南亞和太平洋戰(zhàn)爭的擴大，臺灣貿易轉入下坡。^[10]

（3）日本在臺灣出口貿易上所占的比重，一直持續(xù)上升，而于1930年至1938年中高居90%以上，只有日據初期（1897—1904）不及50%。^[11]

（4）同一時期，臺灣對大陸的出口值雖亦增加，但幅度遠不及總出口值，在總出口值中的地位亦自1896年的76%降至20世紀30年代前半的3%—4%。但自1938年起，又明顯地上升，這主要是由于日本在大陸的占領區(qū)（東北、內蒙古、華北和華中）的需要驟增的緣故。^[12]

（5）至于對其他地區(qū)（日本和中國大陸之外）的出口值的波動不小，在1916年至1937年的兩次大戰(zhàn)期間的金額較大，1938年以后急速下降，尤其是1941年至1942年，回復到1910年以前的情況，1943年至1944年卻又倍增，諒必是日本“大東亞共榮圈”政策下對東南亞“軍需”出口的影響，但也只能維持1916年以前的水平而已。^[13]

（6）就對大陸地區(qū)和對其他地區(qū)的出口金額而言，在1907年以前，前者超過后者，1907年以后情況逆轉。但1938年以后對大陸輸出的增加和對其他地區(qū)的減少形成強烈的對比。^[14]

由以上的分析可以了解到當時臺灣的對外出口貿易是配合著日本的政經政策而變化的。作為被占據地，臺灣地區(qū)不僅對日本提供食物（米、糖、香蕉等），更要彌補日本在推行“大東亞共榮圈”時其本國產品所無法達成“經濟交流”之空隙。至于一般被占據地的“原料、資源供給地”的性質方面，由于臺灣地區(qū)本身資源的限制，并沒有此作用。然而不可否認的，臺灣地區(qū)為日本提供了“人力資源”，包括勞動力與腦力，因臺灣優(yōu)秀的人才往往成為日本資本“進出”中國大陸時的先鋒或中介。^[15]

其次，進口貿易亦以日本為主要對象。當時臺灣地區(qū)從日本輸入紡織品、海產物、紙張、肥皂、火柴、罐頭食物、木材、木板和肥料等工業(yè)產品，只有大豆是從中國大陸東北進口的，而鴉片亦來自大陸，亦有些化學肥料分別自德國、英國和美國等先進國家輸入。^[16]相較于出口商品的單純與集中于某些貨物，進口商品顯得種類復雜，或許象征著當時臺灣尚屬農業(yè)社會，卻又逐漸步向現代化的過程。^[17]

再者，從表2和圖2來觀察日本在臺灣進口貿易中的地位:

表2　1896—1944年臺灣地區(qū)進口貿易值表　單位:千元

續(xù)　表

資料來源:周憲文:《日據時代臺灣之對外貿易》，《臺灣銀行季刊》9:1，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年印，第49—50頁；黃富三、陳慈玉:《第六章商業(yè)的發(fā)展》，載《臺灣近代史·經濟篇》，第346頁。

原資料為《臺灣貿易五十三年表》。

圖2　1896—1944年臺灣地區(qū)對外貿易進口值圖

資料來源:表2。

（1）在這將近50年間，臺灣地區(qū)的進口總值約增加10倍，最多的是太平洋戰(zhàn)爭前夕的1940年，為1897年的29倍多。而從日本進口的價值則約增加32倍，進口值最多的也是1940年，為1897年的114倍左右。換言之，和出口貿易相似，從日本進口貿易值的增加幅度遠超過進口貿易總值的增加幅度；但進口貿易總值的增加幅度不及出口貿易總值的增加幅度，從而產生巨額的順差。

（2）進口貿易亦與世界局勢有關，第一個蛻變點亦為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第二次轉折點則為1930年至1931年的恐慌期，1932年以后則持續(xù)成長，而于1940年達巔峰期，此后亦因戰(zhàn)爭的延長而蕭條，但1944年仍高于1925年以前的金額。而該年的出口貿易值則遠超過1934年以前。

（3）臺灣地區(qū)從日本進口的價值增加甚多，使日本在臺灣進口貿易中的比重一直上升著，而于1932年至1943年高居80%以上，但不若出口貿易中的地位之高（90%以上）。然而亦只在日據初期（1897—1904）不超過50%。

（4）同一時期，大陸對臺灣的進口貿易值雖增加，幅度卻不大，在總進口值中的比重自1897年的45%左右，下跌到1937年至1941年的8%上下。由于臺灣大量進口的鴉片和大豆均來自大陸，所以相形之下，大陸在臺灣進口貿易上的地位遠高于在出口貿易上的地位。

（5）至于其他地區(qū)的進口值，于1912年以前皆維持在20%以上，1901年以前甚至高于30%，1896年的金額亦比大陸多。而1912年至1930年之間的比重皆在15%左右，與大陸的比重不相上下，但30年代初期以降則大幅度降低，實際金額亦減少，顯示出日本占領中國東北后，在臺灣推行工業(yè)化的某種程度的成功及自日本本國產品進口替代的奏效。1941年年底珍珠港事件發(fā)生后，更與歐美地區(qū)斷絕交通，與東南亞的交易亦受阻。

（6）就自大陸地區(qū)和自其他地區(qū)的進口值而言，大致來說，1930年以前，來自大陸的商品總額略少于從其他地區(qū)進口的商品值。1932年以后，前者的增加幅度遠遠超過后者的減少幅度。但由于來自日本的進口值擴大得更快，所以兩者的比重皆多少下跌。1939年以后，自大陸地區(qū)的進口明顯增加，大概是日本占領中國大陸大部分地方的影響所致。嚴格而言，應屬自日本所進口的。^[18]

總之，相對于出口商品之集中于米、糖、香蕉與煤炭等農產品和礦石，進口商品顯得多樣化，但大多系既成的工業(yè)產品，只有鴉片是特殊的進口商品，而且來自臺灣海峽的彼岸。在日本厲行禁吸鴉片、中國大陸亦禁煙的時期，屬于日本占據地、作為中國領土一部分的臺灣，卻仍源源不斷地流入鴉片，難道這是“歷史的延續(xù)性”嗎？^[19]

就對外貿易收支而言，如表3所示，在將近50年間，除了1897年至1908年是入超外，臺灣維持著巨額的順差。由于出口貿易成長的幅度大于進口貿易的幅度，所以出超的數值增加得很迅速。而出口貿易總額的80%、進口貿易總值的70%以上是對日本貿易（甚至有高達出口的90%和進口總值的80%的時期），因此可以說對日本是一直保持著出超的情形。這大概是因為當時臺灣在日本占據當局的政策之下，每年出口大量的糖（其數值占出口總值的40%以上）、米（占10%以上）、香蕉（占5%左右）等農產品到日本本土，而換取日本工業(yè)產品的同時，也從其他地方輸入大量大豆、肥料、鴉片的緣故吧！進口貿易的多地區(qū)化或許意味著當時當局只著重于盡量榨取臺灣地區(qū)豐富的農業(yè)資源，并配合本國的政策，推銷其他殖民地的商品到臺灣地區(qū)，以增進日本帝國整體的利益。^[20]

表3　1897—1944年臺灣對外貿易收支表　單位:元

續(xù)　表

續(xù)　表

資料來源:周憲文:《日據時代臺灣之對外貿易》，《臺灣銀行季刊》9:1，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年印，第34—35頁；黃富三、陳慈玉:《第六章商業(yè)的發(fā)展》，《臺灣近代史·經濟篇》，第349頁。

原資料為《臺灣貿易五十三年表》。

這種依賴日本的貿易型態(tài)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結束而暫告終止，但是戰(zhàn)后臺灣地區(qū)仍然是依賴對外貿易以創(chuàng)造經濟奇跡。

【注釋】

[1]資源委員會臺灣鋁廠:《為檢奉本廠組織規(guī)程系統(tǒng)表各一份》，1950年4月6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的資源委員會臺灣鋁業(yè)股份有限公司檔案（以下簡稱“資委會檔《臺灣鋁廠》”），編號24-14-34-1-1。其技術人員最初雖系留用的日本人，但1948年以后大多是畢業(yè)自中國各大學乃至留學歐美和日本的大陸籍人士，只有少數臺南工學院（或工業(yè)專門學校）、臺北工業(yè)學校（或臺灣省立工學院）和臺灣商工學校的畢業(yè)生擔任助理工程師。見資源委員會臺灣鋁廠:《資源委員會臺灣鋁廠職員名冊》，1950年10月，資委會檔:《臺灣鋁廠》，編號24-14-34-3-1。

[2]陳華洲:《光復一年半來臺灣省公營生產事業(yè)之總檢討》，臺灣“法務部”調查局“共黨研究中心”典藏資料，1947年4月，第20—21頁。

[3]周憲文:《日據時代臺灣之對外貿易》，《臺灣銀行季刊》9:1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年，第38頁；黃富三、陳慈玉:《第六章商業(yè)的發(fā)展》，載《臺灣近代史·經濟篇》，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5年，第343頁。

[4]林滿紅:《光復以前臺灣對外貿易之演變》，《臺灣文獻》36:3.4，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85年，第57頁；黃富三、陳慈玉:《第六章商業(yè)的發(fā)展》，《臺灣近代史·經濟篇》，第343頁。

[5]陳慈玉:《日據時期臺灣煤礦業(yè)的發(fā)展》，載《日據時期臺灣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灣大學歷史系1993年，第391頁；黃富三、陳慈玉:《第六章商業(yè)的發(fā)展》，載《臺灣近代史·經濟篇》，第343頁。

[6]黃富三、陳慈玉:《第六章商業(yè)的發(fā)展》，載《臺灣近代史·經濟篇》，第343頁。

[7]黃富三、陳慈玉:《第六章商業(yè)的發(fā)展》，載《臺灣近代史·經濟篇》，第343頁。

[8]中村隆英、尾高煌之助:《二重構造》，東京巖波書店1989年，第83—95頁；黃富三、陳慈玉:《第六章商業(yè)的發(fā)展》，載《臺灣近代史·經濟篇》，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5年印，第343頁。

[9]林明德、陳慈玉、許慶雄合著:《日本歷史與文化》，臺北空中大學1992年印，第374—378頁；黃富三、陳慈玉:《第六章商業(yè)的發(fā)展》，載《臺灣近代史·經濟篇》，第343頁。

[10]黃富三、陳慈玉:《第六章商業(yè)的發(fā)展》，載《臺灣近代史·經濟篇》，第343頁。

[11]黃富三、陳慈玉:《第六章商業(yè)的發(fā)展》，載《臺灣近代史·經濟篇》，第343—345頁。

[12]黃富三、陳慈玉:《第六章商業(yè)的發(fā)展》，載《臺灣近代史·經濟篇》，第345頁。

[13]黃富三、陳慈玉:《第六章商業(yè)的發(fā)展》，載《臺灣近代史·經濟篇》，第345頁。

[14]黃富三、陳慈玉:《第六章商業(yè)的發(fā)展》，載《臺灣近代史·經濟篇》，第345頁。

[15]陳慈玉:《顏國年與中日臺煤礦業(yè)合作的構想，1924—1930》，載《近代中國歷史人物論文集》，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印，第833—871頁；黃富三、陳慈玉:《第六章商業(yè)的發(fā)展》，載《臺灣近代史·經濟篇》，第345頁。

[16]周憲文:《日據時代臺灣之對外貿易》，第59—60頁；林滿紅:《光復以前臺灣對外貿易之演變》，第57頁。

[17]黃富三、陳慈玉:《第六章商業(yè)的發(fā)展》，載《臺灣近代史·經濟篇》，第345頁。

[18]黃富三、陳慈玉:《第六章商業(yè)的發(fā)展》，載《臺灣近代史·經濟篇》，第347—348頁。

[19]黃富三、陳慈玉:《第六章商業(yè)的發(fā)展》，載《臺灣近代史·經濟篇》，第348頁。

[20]黃富三、陳慈玉:《第六章商業(yè)的發(fā)展》，載《臺灣近代史·經濟篇》，第34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