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爾·阿姆斯特朗

在我還是一個長在俄亥俄小村鎮(zhèn)的小男孩時，獲得精確時間的方式有兩種：第一種是通過收音機——它在正點播報“剛才最后一響，是東部標準時間……點整”；另一種是通過法院的時鐘——它是人們安排日常工作的重要幫手。鎮(zhèn)上有些人沒有手表，要靠法院的鐘聲來確定上下班時間。有些人有手表，但是它們在5個小時里可能快或慢上5分鐘，因此每天都需要撥準好幾次，而手表的精確度也成了主人炫耀的資本。

法院的圓頂高高聳起，比小鎮(zhèn)教堂的尖頂還高。沿著圓頂下的筒狀墻體，均勻分布著4面鐘，每一面對應著羅盤上的一個基本方位。學生偶爾得到許可進入法院高塔內(nèi)參觀。雖然站在地面上看，這個塔的外表并不怎么起眼，但是當學生們進到里面探索時，就會發(fā)現(xiàn)其內(nèi)部坑坑洼洼，而布滿灰塵的橫梁和支柱也縱橫交錯。那些鐘面外形巨大，表針比小孩的個頭還長。這一番體驗在我腦海里留下了生動的印象：鐘表是很重要的東西。

沿泰晤士河乘船順流而下，從威斯敏斯特到達格林尼治的旅程，也可算是時間長河上的一段航程。這條河兩岸積淀了兩千年的歷史——從羅馬時代的倫迪尼烏姆（Londinium）港直到撒克遜人時代。這段歷史記載了1665年的大瘟疫、次年的倫敦大火、工業(yè)革命，以及20世紀兩次世界大戰(zhàn)所造成的破壞等重大事件。

很顯然，格林尼治是一個適于遠航的城鎮(zhèn)。游客在格林尼治碼頭棄舟登陸，徒步而行，沿途經(jīng)過快速帆船“卡迪薩克”號（Cutty Sark）和弗朗西斯·奇切斯特（Francis Chichester）單人環(huán)球飛行時所駕駛的小飛機“吉普賽飛蛾2號”（Gypsy Moth?、颍俅┻^一小段迷人的鄉(xiāng)村小道，就來到了英國國家海洋博物館。那里陳列著英國最著名的海軍上將和海軍英雄霍拉肖·納爾遜（Horatio Nelson）及英國最偉大的海軍探險家詹姆斯·庫克（James Cook）使用過的海圖和物品。長廊上堆滿了各種圖畫、輪船模型、科學和導航儀器以及地圖集。那里還有世界上最大的航海圖書館。

多年以前，我在這個博物館里看到了自己向往已久的東西——最早的幾臺高精度航海鐘，它們可能也算是人類歷史上最有意義的時鐘了。它們是由約克郡一位名叫約翰·哈里森（John Harrison）的人在18世紀制造的。哈里森原來是木匠，后來才改行當了鐘表匠。他的前三臺鐘完全不同于我此前見過的任何一臺時鐘。最早的那一臺，每邊長約兩英尺，看起來像是銅制的，四根指針各有一個單獨的表盤；兩個擺動臂由彈簧連接起來，其頂端各帶一個向上鼓出的球形重錘。

哈里森的第二臺和第三臺鐘看起來要小一些。它們的機械裝置跟第一臺類似，但或多或少又有些差別。哈里森最后的那臺鐘——據(jù)記載，也是性能最好的一臺——跟另外的幾臺完全不同。它看起來像一塊裝在銀制表盒里的超大懷表，直徑約莫五六英寸，厚達兩英寸。這臺鐘的每個零部件都造得毫無瑕疵，很容易讓人產(chǎn)生這樣的印象：這哪里是木匠能造得出來的，分明是珠寶匠的杰作嘛。

離開博物館后，我走到街對面，穿過公園，順著山坡爬上克里斯托弗·雷恩爵士（Sir Christopher Wren）在1675年設計的格林尼治天文臺，來到了“弗拉姆斯蒂德之宅”。英國國王查理二世下令建造了這個天文臺，以提高航海導航能力，并“在海上確定渴望已久的經(jīng)度，從而完善航海技術(shù)”。就在這一年，他還任命約翰·弗拉姆斯蒂德為第一任皇家天文官。

本初子午線經(jīng)過格林尼治天文臺。一個通過該天文臺以及南北極的虛擬平面，恰好可將地球分成東西兩個半球。這個天文臺也是格林尼治標準時間（Greenwich Mean Time, GMT）的基準點，因此每天、每年和每個世紀都是從這個地方開始的。

有段時間，人們曾將哈里森的精密時計移出博物館，橫穿馬路，越過公園，放到了山上的天文臺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安置這些時鐘的場所竟然就是它們最大的批評群體——天文學家的實驗室。

為解決在海上確定經(jīng)度的問題而建立的這個天文臺，有一段令人神往的歷史。這些精密時計，同樣也是為了解決確定經(jīng)度的問題而制作的；而且，在我看來，它們的故事甚至更加令人著迷。這些年里，我又連續(xù)4次回到格林尼治，都是專程去看望它們，并向它們表達我由衷的敬意。

我選擇的職業(yè)要求我掌握航空航天導航技術(shù)，因此我對航海技術(shù)的歷史也很癡迷。我了解到，在哥倫布完成首次大西洋橫渡后，歐洲兩大最強勁的海上爭霸對手——西班牙和葡萄牙——就新發(fā)現(xiàn)大陸的管轄權(quán)爆發(fā)了激烈的爭斗。

教皇亞歷山大六世頒發(fā)了“分界線教皇詔書”（Bull of Demarca-tion），來解決這場爭端。教皇陛下抱著一種超然物外的平和心態(tài)，在海圖上穿過亞速爾群島以西100里格1的地方，從南到北劃出了一條子午線。他將該線以西的所有土地（不管是已發(fā)現(xiàn)的還是未發(fā)現(xiàn)的）統(tǒng)統(tǒng)劃歸西班牙，而該線以東的土地則劃歸葡萄牙。尤其是考慮到當時都沒有人知道這條線在海上的具體位置，這一外交裁決真的算得上是主觀臆斷了。

早期的船長都通曉緯度的含義；在北半球時，還可以通過測量北極星在地平線上的高度來測出緯度。但是，沒有人了解經(jīng)度。麥哲倫的抄寫員皮加費塔（Pigafetta）曾這樣寫道：“麥哲倫船長花了許多小時研究經(jīng)度問題，但是領航員們卻很滿足于他們獲得的緯度信息，而且也很驕傲，都不愿提起經(jīng)度這碼事?！碑斘宜褜ぁ皩Ш絾栴}是如何得到解決的”這個問題的答案時，總是會得出這樣的結(jié)論：所有一切都得歸功于約翰·哈里森非凡的創(chuàng)造力和高超的技藝。

作為對有關哈里森成功和磨難的任何信息都無比渴求的“小學生”，我發(fā)現(xiàn)《經(jīng)度》一書為我揭示了許多聞所未聞的細節(jié)和關系。那些不熟悉這一段獨特歷史的讀者，在閱讀本書時無疑會欣賞到一個引人入勝的故事，一個關于計時技術(shù)和導航技術(shù)所取得的輝煌成就的故事。而那些對這個主題已有所涉獵的朋友，我想，也定能從本書中獲得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