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民本主義與生態(tài)保護意識的統一

“儒家文明在政治層面上始終同封建主義的君權等級制度緊緊聯系在一起”^[10]?！盾髯印ね踔啤吩痪髋c臣、民的上下關系是“與天地同理，與萬世同久”的，“君者民之統也”，“牧養(yǎng)萬民者也”（《潛夫論》之《本政》、《考績》）；若“無君以制臣，無上以制下”，天下則會大亂（《荀子·富國》）。然而，儒家又清醒地認識

到，如任君權無限地惡性膨脹，將會導致全民災難性的惡果。因此，儒家一方面勸勉君主自覺地實行“王道”；另一方面又有意識地利用各種方法或手段來制約君權，災異“譴告”論^[11]和“民本”主張等即為其中之一二者。

所謂的民本主義，即以民為本，也就是儒家所主張的君主與國家對民眾的依賴關系。儒家以為：“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尚書·五子之歌》），“聞之于政也，民無不為本也。國以為本，君以為本，吏以為本”（《新書·大政上》）。“國之所以為國者，以有民也”（《潛夫論·愛日》），指出：“盈天地間只靠兩種人為命，曰農夫、織婦”（呂坤：《呻吟語·話道》），將君、民關系比喻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荀子》之《王制》、《哀公》），所以說“君以民存，亦以民亡”（《禮記·緇衣》），并進而明確地提出了“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下》）的主張。

張云飛認為，儒家民本主義有三個基本含義，即要求君王要“愛民”、“利民”和“治民”^[12]。那么，儒家的民本主義及其生態(tài)意識又是如何統一的呢？筆者認為，我們可以從儒家生態(tài)意識中以民為本的目的和民本主義的生態(tài)保護意義兩大方面，來理解和分析這一問題。

儒家把山林川澤草木鳥獸等自然資源看作國家財富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夫山澤林鹽，國之寶也”（《太平御覽·州郡部九》）；“山川、丘陵、草木、鳥獸，裕如也”（《法言·五百》），裕如即豐足。儒家認為，充足的自然資源乃國家財富豐贍的象征。從《荀子·王制》對虞的職責的界定來看，儒家主張保護生態(tài)資源，其中的目的之一，便是出于國家富足的考量：

修火憲，養(yǎng)山林藪澤，草木魚鱉百索，以時禁發(fā)，使國家足用，而財物不屈，虞師之事也。

同時，由于儒家具有極強的民本意識，決定了其生態(tài)意識中脫不了民本的因子。如《荀子·王制》曰：

草木榮華滋碩之時，則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黿鼉魚鱉鰌鳣孕別之時，網罟毒藥不入澤，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時不失時，故五谷不絕，而百姓有余食也。洿池淵沼川澤，謹其時禁，故魚鱉優(yōu)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斬伐養(yǎng)長，不失其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

無論是山林資源的保護，還是魚鱉等水產資源的保護，所強調的受益者或關懷的終極對象無疑都是百姓，讓百姓“有余食”、“有余用”和“有余材”。

儒家十分重視土地資源的保護，認為孟冬之月“水始冰，地始凍”，“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寒而成冬”，強調如果不顧時節(jié)的變化而仍如春季那樣利用土地，勢必導致“凍閉不密，地氣上泄，民多流亡”的惡果；仲冬之月“凍益壯，地始坼”，要求“土事毋作”，否則“地氣沮泄，是謂發(fā)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必疾疫，又隨以喪”。以為如果不順時而逆時地開發(fā)土地，百姓將遭受其殃，所以儒家一再呼吁冬季萬勿逆時而動，要切實保護好土地資源，以利于民。然而儒家又認為：“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土地雖多，卻得不到合理地利用，以致荒蕪，而百姓卻又無田可耕，這樣固然有益于土地保護，但因于民無益，儒家也以之為恥而鄙視之：“地有余而民不足，君子恥之”（《禮記》之《月令》、《曲禮》、《雜記》）。

儒家注意到“時”的一維性，稍縱即逝，因此，“重時”也是儒家生態(tài)意識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由朱熹注《孟子·梁惠王上》之“不違農時，……王道之始也”云“王道以得民心為本，故以此為王道之始”可知，“不違農時”是“重農”原則與民本理念的產物。在古代社會，農業(yè)生產對水、熱等自然條件有極強的依賴性，自然現象的周期性變化決定了農業(yè)生產具有一定的時序?！安贿`農時”就是按照農業(yè)生產既定的時序從事農業(yè)活動。儒家認為，農業(yè)是民之所依和國家財富積聚的源泉，“百姓時和，事業(yè)得敘者，貨之源也”（《荀子·富國》）?！鞍傩兆悖肱c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論語·顏淵》）為達到使百姓富足的目的，國家須“以四時為柄”（《禮記·禮運》），做到“務其業(yè)而勿奪其時，所以富之也”（《荀子·大略》）。“務其業(yè)”即重農，“勿奪其時”乃重時，即“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只有農、時一并重視，才能使百姓富足。《禮記·樂記》：

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時則饑。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jié)則無功。

這里，儒家把自然節(jié)律（寒暑、風雨等）之“時”擴及社會事象之域，要求對待“民之風雨”的農事要遵奉“依時”為原則，不違農時，要有所“節(jié)”，否然則“無功”，甚至會“傷世”?！昂迸e力役，無奪農時，如是……則上不失天時，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則百事不廢”（《荀子·王霸》）。

同時，儒家以民為本的主張中，也蘊涵著豐富的生態(tài)意識。

首先，民本即以民為本，要愛民，是“仁”的表現，“仁者愛人”（《孟子·離婁下》），“質于愛民，以下至于鳥獸昆蟲莫不愛。不愛，奚足謂仁？”（《春秋繁露·仁義法》）可見，以民為本是儒家主張生態(tài)保護的重要前提和基礎。

其次，施惠于民，既利于民，也是為政之始，“惠者，政之始也”（《大戴禮記·子張問入官》）。何謂“惠”？《孟子·滕文公上》：“分人以財謂之惠”；《論語·堯曰》：“惠而不費”。統治者當然不會把自己的財產分施給百姓，那究竟怎樣才能既施惠于民而又“不費”且讓民受益呢？古代生產力水平相對低下，生產能力極其有限，抵御和利用自然的能力不高，加之以自然災害頻仍，百姓常常必須把依山而采集、傍河而漁獵作為生活資料來源的補充，以維持生活，“山林藪澤是以備財用，則寶之”（《國語·楚語下》）。山林川澤雖屬國有，則因是“備財用”，將之向民眾開放，成本不大，“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論語·堯曰》）因此，儒家主張“山林澤梁，以時禁發(fā)而不稅”（《荀子·王制》）。然而，向百姓弛山澤之禁，令其“放牛馬于源藪”，并不意味著可以胡作非為，而是“敷其五教，道之以禮樂”（《孔子家語·致思》），對百姓進行教育，以保護山林澤梁的生態(tài)環(huán)境：“夫山者狩，水者漁，皆捕于物也，善捕于物”。但是，如果山、水等生態(tài)環(huán)境遭到破壞，“使狩反于水，必能為漁焉？漁反于山，必能為狩焉？”（《續(xù)孟子·樂正子》）

最后，“（使民）養(yǎng)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是儒家民本主義的最終目標和理想境界。要實現和達到這一目標與境界，就要減輕百姓負擔，“薄稅斂”（《孟子·梁惠王上》），“輕田野之稅，平關市之征，……罕興力役，無奪農時”（《荀子·富國》），讓百姓“谷與魚鱉不可勝食，林木不可勝用”（《孟子·梁惠王上》）?！鞍傩兆?，君孰與不足？”（《論語·顏淵》）“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孟子·滕文公上》），如此而“使民養(yǎng)生喪死”有何憾？另一方面，“裕民則民富，民富則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則出實百倍”。百姓富足后，生產積極性提高，增加對土地的投入，加強農田管理，土地肥沃，農業(yè)產量提高，在客觀上起到了合理利用乃至保護土地資源的作用；假若百姓貧困，則情形完全相反：“民貧則田瘠以穢，田瘠以穢則出實不半”（《荀子·富國》）。百姓貧窮，不僅百姓本人和國家受到損害，就是土地資源也會遭到破壞。可見，儒家的民本主義并不限于社會的層面上，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也是其終極遠大目標之一，“親民者，達其天地萬物一體之用也?！保ā锻蹶柮魅ご髮W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