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維志

趙忠堯
（1902～1998）

核物理學家。1902年6月27日生于浙江諸暨。1925年畢業(yè)于東南大學。1930年獲美國加州理工學院博士學位。1948年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被選聘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1998年5月28日逝世。曾任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員、副所長，中國科學院原子能研究所副所長，中國科學技術(shù)大學教授、物理系主任，中國核學會名譽理事長。主持建成我國第一、二臺質(zhì)子靜電加速器，為在國內(nèi)建立核物理實驗基地作出了重要貢獻。

看了光明日報刊登趙啟正先生等所著《一位與諾貝爾物理獎失之交臂的人》一文，又引起了我對父親趙忠堯先生的深深思念。我把父親的論文選集放在書桌上，望著父親年輕時的相片，陷入沉思。父親曾有過怎樣的理想、抱負？年輕的時候為了“工業(yè)救國”，他把在國外讀書節(jié)省下來的錢在德國買了一臺鉛芯機帶回上海，制造出我國的長城牌鉛筆。

美國“發(fā)現(xiàn)”號航天飛機，于1998年6月3日把由中國等國家合作研制的阿爾發(fā)磁譜儀（AMS）送上太空，其任務(wù)就是尋找宇宙中的反物質(zhì)。人類迄今為止發(fā)現(xiàn)的唯一的反物質(zhì)是正電子，父親正是第一個捕捉到正電子的科學家。

早在1929年，父親就發(fā)現(xiàn)了“正負電子湮沒效應(yīng)”的實驗現(xiàn)象，但在理論上的解釋晚了一步，被后來做出實驗的西方科學家安德森捷足先登，拿下了諾貝爾物理獎。父親為此頗感遺憾。此后他在實驗的同時又加強了理論學習。多年來一直如此。

父親從未在晚上11點半以前睡過覺。可在那批判科學家的“特殊”年代，看紅皮書綠皮書（物理評論）也成了他的一條罪狀：理論脫離實際，而且此人還看洋書?？筛赣H卻始終不渝地堅持學習，因而我的妹妹維勤也步了父親的后塵，從事了原子核理論的工作，現(xiàn)在已是帶博士生的研究員了，父親為此而十分欣慰。

搞實驗的人一定要會動手。在我們家，從維修自行車到修理各種電器，都是父親親自動手。父親要求我弟弟維仁在上初中時就學習拍照片，拆裝收音機等。后來，弟弟也沒辜負父親的期望，在清華大學自控系畢業(yè)后，從事計算機工作，現(xiàn)在也是高工了。

父親很重視青年科技工作者的培養(yǎng)。50年代我們家住在中關(guān)村時，周末或節(jié)假日，父親就要請組里的年輕同志到我家來聚聚。謙和熱情好客的母親就準備一些瓜果及小點心，讓大家放松一下。師生融洽，一起切磋學術(shù)上的問題。有時也做一些消遣性的游戲，如解九連環(huán)、打橋牌等。近80歲時，他老人家召集我們幾個孩子在一起，說要同我們這些年輕人一起討論一下他的研究重點，內(nèi)容有高能加速器等，我們都大為驚訝，而又十分欽佩。

父親生活上也是勤勉簡樸，他從不抽煙、喝酒，暴飲暴食，也不吃零食，而且比較注意運動。他夏天游泳，冬日滑冰，還愛爬山，喜歡騎自行車。在清華園，他騎車上下班；在昆明西南聯(lián)大時他騎車買菜、買糧，送我上學，還推車帶弟妹出大西門“躲警報”。敵機轟炸春城頻繁時，西南聯(lián)大部分教職工疏散到離城較遠的鄉(xiāng)間去住。這時父親要騎車十幾里地到系里去授課。一次他騎車帶我進城，返回時，不知是因為太勞累了，還是我長大變重了，我坐在自行車的前梁上，父親數(shù)次從后座跨腿上車，均未成功，最后只好推我回家。從這一天起，我再也不讓父親騎車帶我了。我感到自己長大了，不能加重他的負擔了。我也永遠忘不了，從這天起我告別了童年。而父親又挑起騎車帶弟妹的擔子。直到父親70歲那年，我們?nèi)铱倓訂T，才繳了父親“自行車的械”，再也不讓父親騎自行車了。

說到自行車，記得1992年在高能物理所舉辦的慶祝父親90壽辰的學術(shù)報告會上，李政道博士還曾風趣地說：“那年在昆明，我去文化巷趙老師家討教專業(yè)方面問題，正好碰上趙老師用自行車推了一箱自制肥皂準備去送貨。和趙老談完回家后我就想：搞實驗物理的人還得自制肥皂，推自行車送貨上門，太辛苦了，我還是搞理論物理吧！看來我還真是選對了，有了今天的成就，我還得謝謝趙老呢！”

1995年10月，“何梁何利基金委員會獎”給了父親10萬港幣的獎金，還有鮮花與獎狀，父親十分高興，他把獎金全部捐獻給了科學院數(shù)學物理學部，作為科學基金，以獎勵有成就的青年。

父親93歲時，耳朵還挺好，手腳也還靈活，只是視力大不如前了。依靠多角度轉(zhuǎn)動臺燈，連小放大鏡都用上了，這對于和書本打了一輩子交道的父親來說，真是一件苦惱的事。他那仍渴望多看點書的心情和目光，深深地打動了我。

父親離我們而去了，但老人家永遠活在我們心中。

【注釋】

[1]原載在1998年7月24日的《解放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