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恒勝

蔡邦華
（1902～1983）

昆蟲學家、教育家。1902年10月6日生于江蘇溧陽。1923年畢業(yè)于日本鹿兒島高等農(nóng)林學校動植物科。1955年被選聘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1983年8月8日在北京逝世。曾任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研究員，浙江大學農(nóng)學院院長。奠定了中國森林昆蟲學研究的基礎。

今年（2007年）是家父蔡邦華誕辰105周年。我這是第一次寫紀念父親的文章，拿起筆心情就很沉重。有人講：父親似高山，母親如流水。我眼中的父親確是需要仰望的高山，他的一言一行影響著我的一生，伴隨著我的成長，教導著我怎樣做人、做事、做學問。同樣，他那腳踏實地、注重科學實踐的意愿與信仰也在影響和改變著周圍的人們。

最近讀到2006年5月7日《人民日報》《用一生做好一件事——記國家科技進步獎獲得者陳劍平》的文章，該文敘述了陳劍平，一個年青的植物病毒防治專家的先進事跡。其中有一段是這樣寫的：

1985年，陳劍平從浙江農(nóng)業(yè)大學畢業(yè)，老教授唐覺的臨別贈言改變了他留校的主意。唐教授送給他的4個字“學以致用”，是唐教授1941年畢業(yè)時，當時的浙江大學農(nóng)學院院長蔡邦華先生送給他的，這4個字影響了唐老一生。也因為這沉甸甸的4個字，讓陳劍平?jīng)Q心從事農(nóng)業(yè)科學研究，來到了浙江省農(nóng)業(yè)科學院。

家父蔡邦華的“學以致用”影響了兩代農(nóng)業(yè)科學工作者，這也正是他一生追求科學實踐的縮影和寫照。

求學，探索科學救國之路

1902年10月6日，父親出生在江蘇省溧陽縣。祖父是前清秀才，因此父親從小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在小學時，他跟兄長學習蠶體解剖，見到蠶體內部器官，感到極大興趣。在考入江蘇江陰南菁中學后，他用自修課桌飼養(yǎng)“芋青蟲”，觀察其生活史。博物老師見他對昆蟲如此入迷，甚為贊揚。在老師和兄長的影響下，他抱定了學習昆蟲學的決心。

○1920年，蔡邦華在日本鹿兒島國立高等農(nóng)林學校

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經(jīng)歷了鴉片戰(zhàn)爭和八國聯(lián)軍入侵，簽訂了一系列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面臨著被世界列強瓜分的危險。年輕時的父親，想的就是如何通過自己一生的努力能使中國強大，再也不受外國人的凌辱?！扒笞儭笔歉赣H這一代有志之士追求的目標。為此，父親選擇了科學救國之路。1920年中學畢業(yè)后，父親即隨兄東渡日本求學。在東京進修半年日語后，考入了鹿兒島國立高等農(nóng)林學校動植物科（即今鹿兒島大學的前身）。在學習期間，他不僅注重基礎課，而且還利用空余時間學習鑒定昆蟲的方法。去日本前他曾在家鄉(xiāng)采得桑樹害蟲“白蠶（蠶蟥）”，因在國內查不出學名，便帶到日本四處求助。岡島教授看到這個中國學生如此鉆研，就主動幫他查找參考書，指導查考方法，不久就找到了確切的學名。

○上圖
1923年在日本鹿兒島國立高等農(nóng)林學校實驗室，左六坐者為蔡邦華，左九為岡島銀次先生

○中圖
蔡邦華（右一）在做實驗，后右一為岡島銀次先生

○下圖
日本鹿兒島國立高等農(nóng)林學校1924年畢業(yè)照，前排右二為蔡邦華

1924年父親剛一畢業(yè)，就接到國立北京農(nóng)業(yè)大學校長章士釗先生電邀，聘任他為國立北京農(nóng)業(yè)大學教授，當時他才滿22歲，成為20年代北京農(nóng)業(yè)大學最年輕的教授^[1]。他的學生都和他年齡相仿，有的甚至年齡都比他大，如1949年12月成為合并后的北京農(nóng)業(yè)大學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的樂天宇，革命烈士楊開慧的哥哥楊開智等。父親對昆蟲學的研究重點放在昆蟲生態(tài)學和病蟲害的防治?；群κ菤v史上困擾中國農(nóng)業(yè)發(fā)展的重要蟲害，但對其分布狀況和發(fā)生環(huán)境一直缺少詳盡的調查研究。1927年他再度赴日，在東京帝國大學農(nóng)學部研究蝗蟲分類，并在鏑木外歧雄專家?guī)椭?，對竹蝗做了詳細的研究，在論文《中國蝗科三新種及中國蝗蟲名錄》中^[2]，記載了當時已知的52屬112種，其中有他發(fā)現(xiàn)的三個新種。這是20世紀在蝗蟲研究上中國人發(fā)表的最早的論文。1928年，父親拒絕日本政府的無理要求，提前結束學業(yè)回國，應浙江省昆蟲局鄒樹文局長之邀，在該局任高級技師，不久轉入浙江大學農(nóng)學院任教。1930年，他被學校派送到德國進修，開始在柏林德意志昆蟲研究所和柏林動物博物館研究昆蟲學，并在德國農(nóng)林生物科學研究院學習昆蟲生態(tài)學。他借此機會對歐洲9國進行了旅行考察，隨后進入慕尼黑大學應用昆蟲研究院，跟隨森林昆蟲學家愛雪立希教授研究實驗生態(tài)學。1932年，他參加了在巴黎召開的第五屆國際昆蟲學大會。

父親和浙江大學的不解之緣

家父是1928年轉入浙江大學農(nóng)學院任教的，那年也正是國立浙江大學正式命名成立的一年。1930年，他被浙江大學派送到德國進修，回國后繼續(xù)在浙江大學任教。因對當時的郭任遠校長在學校推行黨化教育十分不滿，家父與梁希、金善寶等60多位農(nóng)學院教師一起于1933年憤然辭職，離開浙大，轉入南京中央農(nóng)業(yè)實驗所。這期間，家父主要從事螟蟲生態(tài)和防治的研究，曾應用氣候圖法對三化螟和飛蝗的發(fā)生分布區(qū)域進行了預測，發(fā)表專著和論文十余篇，其中《螟蟲研究與防治之現(xiàn)狀》被當時教育部指定為農(nóng)學院參考教本。他于1937年又回到杭州，擔任浙江省昆蟲局局長。

○1929年，蔡邦華（左）與介榖蟲權威桑名伊之吉博士在杭州

1938年，在竺可楨校長邀請下，家父重返浙江大學任教。1939年8月浙大西遷到宜山時，由于戰(zhàn)局緊張，對于學校何去何從一時眾說紛紜。家父已經(jīng)接受了云南大學的邀請，準備去昆明，行李都裝上汽車了，竺可楨校長果斷決定，任命當時年僅37歲的家父為農(nóng)學院院長并經(jīng)當時的教育部批準。竺可楨校長還授命家父為西遷先遣隊負責人，前往貴州選址，并赴重慶將竺校長的西遷決定告知當時的教育部部長以取得在經(jīng)費等方面的支持。家父回宜山后，提出校址設在遵義的方案。竺校長將此方案提交校務會議討論后，最終決定浙大西遷貴州遵義辦學，并在湄潭設立分部。浙大從宜山遷往貴州時，是由文理學院、工學院和農(nóng)學院三個學院組成的。當時學校的核心領導為校長竺可楨和教務長張紹忠（藎謀）、三院院長——文理學院院長梅光迪（文）、胡剛復（理），工學院院長王國松（勁夫），農(nóng)學院院長蔡邦華及師范學院院長鄭曉滄等人組成的校務委員會。到貴州后，學?？偛俊⑽睦韺W院的文科各系及工學院設在遵義，而農(nóng)學院和文理學院的理科各系設在湄潭的學校分部。竺校長負責學校在遵義的大小事務（竺校長有事離開時，由工學院院長王國松代理），家父和胡剛復則負責學校在湄潭的大小事務。竺校長和家父幾乎每天都有信件和電文來往，不知現(xiàn)在浙大檔案館中能否找到？

很欣慰在本書出版前，我收到時任貴州湄潭浙江大學西遷歷史陳列館館長雷偉先生發(fā)來的珍貴的歷史資料影印件，包括家父蔡邦華和張紹忠、胡剛復三人在1940年4月11日親筆簽名的有關湄潭、永興考察籌建浙大分部的報告及繪制的草圖，和竺校長、胡剛復等人列席湄中和浙大合并會議記錄等資料，引證了竺可楨校長和當時浙大校級管理層對浙江大學兩遷湄潭決策過程中所做的貢獻。

○蔡邦華（右）、江恒源（左）攝于浙大湄潭分部文廟前

○王漠顯（左）、胡剛復（中）、蔡邦華（右）于文廟前

我是1943年出生在湄潭的，同齡的有蘇步青之子蘇德新、盧鶴紱之子盧永亮，還有王國松之女王遵雯和李壽恒之子李福遵等。從名字上可以看出，后二人是在遵義出生。因當時年幼，對于湄潭的狀況已沒有多少印象，但經(jīng)常從父輩們及哥哥姐姐那里聽到湄潭的往事，特別是閱讀到竺可楨日記的片段和浙大西遷的回憶文章后有了更深的感受。

家父生前深深懷念抗戰(zhàn)時期在遵義、湄潭的歲月，懷念他于1939年8月被竺校長臨危受命擔任浙江大學農(nóng)學院院長長達13年之久的這段經(jīng)歷。

抗戰(zhàn)前后，雖然物質條件極為艱苦，但精神上卻是十分愉快。家父作為浙大西遷和黔北辦學時竺可楨校長的主要助手，除了把大量精力放在搬遷、建校及繁忙的行政工作外，還爭取一切時機身體力行，就地開展科研工作，進行了西南山區(qū)的昆蟲考察，出版了《病蟲知識》期刊，主持開展了學術交流活動。在湄潭艱苦條件下，他和唐覺開創(chuàng)了我國五倍子的科學研究，查明了中國產(chǎn)的不同五倍子及產(chǎn)生不同五倍子的不同倍蚜種類和特性，為五倍子的人工生產(chǎn)提供了科學依據(jù)。

○蔡邦華（P．H．Trai）和唐覺（C．Tang）在英國倫敦皇家昆蟲學會上發(fā)表的論文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Chinese Gall　Aphids　with　Descriptions　of Three　New　Genera　and　Six　New Species　from　Maitan　Kweichow

浙江大學在黔北辦學的7年，在竺可楨校長的領導下，家父與浙大師生同甘共苦，在極度惡劣的物質條件下，堅持了教學和科學研究，培養(yǎng)了一大批人才，學術上得到蓬勃發(fā)展，被稱為浙大歷史上一個極為重要的發(fā)展時期。浙江大學迅速崛起成為國內著名的高等學府之一，甚至被來訪的英國著名科學家李約瑟譽為“東方的劍橋”。

1945年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家父與羅宗洛、陳建功和蘇步青伯伯等人一起，赴臺灣接收臺北帝國大學，時間應是抗戰(zhàn)勝利日本受降時的1945年秋天。當時知名文人江恒源曾寫下送行詩：“秋風颯颯天氣涼，送客攜手上河梁。三子有行忽萬里，為歌一曲湄之陽。南雍聲華重回浙，三子俱是人中杰。樹人已感百年功，更待瓊花海外發(fā)。五十年前事可哀，悠悠遺恨滿蓬萊。河山還我奇恥雪，戰(zhàn)云消盡祥云開。三子之行何快哉，臺澎學子樂天涯，乘搓使者天邊來?！绷_宗洛是著名的植物生理學家，1940年曾應竺可楨之邀到湄潭任教，1944年剛離開浙大，他和我父親都是學生物的。陳建功和蘇步青都是浙大數(shù)學系教授，而他們均是留日的。我看過他們在臺灣的照片，后來也聽家父講過他們的臺灣之行，當時交通十分不便，從湄潭到重慶再到上海足足走了廿余天，再乘船去臺灣又是一個星期，但他們十分興奮，終于盼來抗戰(zhàn)勝利、臺灣回歸祖國的一天。他們在臺灣工作十分辛忙——羅宗洛負責全面工作，是接收后的國立臺灣大學的首任校長；陳建功是教務長；蘇步青負責理學院，家父負責農(nóng)學院事宜，他們分別成為臺灣大學首任的理學院和農(nóng)學院院長。

○1945年，蔡邦華赴臺灣接收臺北帝國大學。右起蔡邦華、陳達夫、羅宗洛、蘇步青、陸志鴻、杜聰明、陳建功

他們抓緊時間完成了任務。家父說他們差點回不來，一方面臺大要留他們，而當時的教育部部長朱家驊也不讓他們回。但是他們歸心似箭，要回浙大，好容易獲準，但搞不到船票，后來遇到在空軍工作的浙大畢業(yè)生的幫忙才得以回來。1980年家父率中國科學代表團到日本東京參加第16屆國際昆蟲學大會時，遇到臺灣大學年輕的后輩同行，當提及接收臺灣大學之事時，他們都親切地稱家父為爸爸。在兩岸“三通”前，臺灣方面曾通過國際糧農(nóng)組織索取家父的照片。2010年6月我有幸訪問臺大時，赫然發(fā)現(xiàn)在臺大生農(nóng)學院會議室里掛有家父作為首任院長的照片。他們現(xiàn)任和前任院長都出面接待我這個普通退休人員，令我感動不已。大陸與臺灣血濃于水，臺大和浙大有此淵源，應該加強交流，發(fā)揚光大。

1945年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1946年6月浙大農(nóng)學院由貴州湄潭遷回杭州，在原址華家池重建校園。家父又全力以赴地投入到浙大的重建工作中。至1948年3月底，浙江大學已發(fā)展成為擁有文、理、工、農(nóng)、師范、法、醫(yī)7個學院、25個系、9個研究所、1個研究室的綜合性大學。

1947年，浙江大學廣大師生參加反饑餓、反內戰(zhàn)、反迫害的民主救亡運動，農(nóng)學院學生于子三被害，整個于子三事件中竺校長都將家父作為處理事件的主要助手。竺校長在浙江省保安司令部牢房中見到于子三被害的慘象后，當場暈倒。醒來后就囑咐家父和校醫(yī)李天助去現(xiàn)場調查。家父和李醫(yī)生在現(xiàn)場查看后都認為于子三不可能自殺，因為所謂自殺用的玻璃片上并無血跡，而玻璃片也沒尖角。保安司令部準備了兩桌豐盛酒席，留他們吃飯，被家父斷然拒絕了。數(shù)日后，司令部人傳話說：“浙大教授真難對付！”1948年1月4日，學生準備為于子三出殯，家父趕到學校時，學校四周已被兩千多軍警、特務、流氓和打手包圍。八時多，打手們沖進學校，學生們進行了反擊，抓獲了十幾名打手，受到軍警圍攻。正在訊問時，竺校長約家父談話。竺校長說：“光天化日之下，軍警包圍學校，搗毀學校，浙大我辦不下去了！”讓家父立即趕赴南京，向教育部長朱家驊請辭校長之職。家父不顧個人安危翻墻而出，連夜乘京杭直達趕往南京。車上遇《大公報》記者，于是把浙大遭受暴行的情況敘說了一遍。記者問：“可否在報上發(fā)表？”家父說：“可以發(fā)表，但不要署我名字?！贝稳眨?948年1月5日）《大公報》將浙大“一四暴行”的消息傳遍全國。在面見朱家驊時，朱劈頭責問：“于子三是千真萬確的共產(chǎn)黨，你們還要為他說話？”家父回答說：“于子三是農(nóng)學院的好學生，我是農(nóng)學院院長，不能不為他哀悼?！备赣H陳述學校被軍警包圍、歹徒破壞，目前搞得無法生活、無法教學，代竺可楨校長前來辭職，并向教育部請示善后。為了避免事態(tài)擴大，當局派出要員前往杭州督處，使學校暫解危急。家父回杭后，向竺校長匯報經(jīng)過。竺立即要他暫勿外出，因為省政府已來人查問：“《大公報》消息是否是蔡邦華發(fā)出的？”竺校長回答說：“不知道，但報上所載，完全是事實?！币陨辖?jīng)過我多次聽父親講敘過，竺可楨日記中也有所記載。

杭州臨解放前，因竺可楨校長秘密離校，家父再一次臨危受命被推任為浙江大學校務委員會臨時負責人，代行校長職務。公告貼在學校大學路的布告墻上，向全校師生員工公示。家父為保護浙大、穩(wěn)定師生員工的情緒、迎接解放作出了應有的貢獻。為了加強安全，學校成立了應變會，由教授會主席嚴仁賡擔任主席，蘇步青為副主席。我記得家父曾與梁希、馬寅初在家中商談“應變”事宜，如果竺校長不能再回浙大，家父希望馬寅初來接任校長職務。5月3日杭州解放，浙江軍管會于6月6日起派林乎加等軍事代表二人，由嚴仁賡、陳立、許良英、包洪樞等9人組成接管小組，召集臨時校務會議，指出“嗣后浙江大學是人民的學校，擔負著培養(yǎng)人材的重大任務。目前工作仍由臨時校務會議執(zhí)行，但一切措施，應有軍事代表簽署始能生效力。”^[3]家父欣然接受黨的領導，處理了竺校長離校后的校務工作。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夕，為召開新政治協(xié)商會議，家父參加了7月13日在北平舉行的中華全國自然科學工作者代表會議籌備會。到會的除285名籌委中的205名外，還有黨政領導、各民主黨派代表及各界人士和新聞記者等近百人。周恩來等中共領導出席了會議。家父被推為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科學界的15名代表之一。在會議期間，周恩來總理曾經(jīng)問家父：是愿來北京工作，還是仍回浙大工作？父親說，他與浙大有深厚的感情，還是回浙大。7月17日，在北平科學會議期間舉行的浙大校友會上，家父見到了竺可楨。家父和校友們紛紛發(fā)言懇切希望他能再回浙大，使竺甚為感動，回答時幾乎不能言語。

○出席全國第一屆政治協(xié)商會議的科學技術界代表（后排右一為蔡邦華）

1949年7月27日，杭州市軍管會發(fā)布命令，公布了浙大新的校、院、處領導人員名單。第一屆校務委員會由劉瀟然等19人組成，由7人組成常務委員會，劉瀟然任副主任委員；孟憲承教授任文學院院長，貝時璋教授任理學院院長，王國松教授任工學院院長，蔡邦華教授任農(nóng)學院院長，王季午教授任醫(yī)學院院長，李浩培教授任法學院院長；嚴仁賡教授任教務長，范緒箕教授任總務長。1949年8月26日，浙江省人民政府任命馬寅初為浙大校長兼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家父終于完成了解放前后浙大的交接工作。在參加完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和開國大典后，仍回到浙大繼續(xù)工作。對于浙大接管后停聘包括原理學院院長胡剛復等在內的60多名教授，以及一些職員的事，他只能很無奈地告訴竺可楨先生，竺感嘆浙大接管情形與北大、清華、南開可謂全不相同也^[4]。1952年，全國高等學校院系調整，由教育部和華東軍政委員會做出拆分浙大的決定。按教育部的方案：最強的文理學院基本整體轉往復旦，浙江大學的農(nóng)學院單獨分出成立浙江農(nóng)學院，而調整后的浙江大學成了一所僅留4個工科系的工科大學。此時，家父奉調到北京中國科學院昆蟲研究所任副所長，不得不依依不舍地離開了浙江大學。家父對浙大和浙大的莘莘學子懷有極為深厚的感情，他喜愛杭州，更熱愛母校，母校送他到德國深造，他為浙大傾注了全部心血，也將他人生中二十余年最美好的歲月奉獻給了浙大。

1982年4月1日，在離開杭州近三十年后，他應母校的邀請參加校慶，剛到西子湖畔、孤山腳下，觸景生情，他突然暈厥。我們陪伴著他，深切地理解他的感情。最終他還是堅持出席了大會，寫下了“巍峨學府，東南之花；工農(nóng)肇基，文理增嘉；師醫(yī)法學，雍容一家。求是為訓，桃李天下；東方劍橋，外賓所夸；民主堡壘，爭取進化；美哉浙大，振興中華”的校慶題字^[5]。在浙江農(nóng)業(yè)大學朱祖祥校長的陪同下，家父乘車繞行華家池校園一圈。這使他回憶起1946年抗戰(zhàn)勝利后，農(nóng)學院遷回華家池，當年他作為農(nóng)學院院長曾領導規(guī)劃的“四面樓群，一池碧水”的遠景。他親自督建在池南品字形的后稷、神農(nóng)、嫘祖三館，及附屬的溫室、西齋、學生宿舍等建筑，在戰(zhàn)后艱難的條件下，恢復了教學和科研。之所以命名為后稷、神農(nóng)和嫘祖，是鑒于中華民族綿延五千年的農(nóng)耕文化，絕非任何外力入侵所能摧毀的。后稷的神農(nóng)是黃河和長江流域歷史悠久的農(nóng)耕創(chuàng)始之祖，嫘祖則是傳說中神農(nóng)之妃，蠶桑的發(fā)明者。農(nóng)桑代表衣食之本，所以三館含有深刻的承前啟后、綿綿不絕的農(nóng)耕文明精神。華家池東北部有實驗農(nóng)田，包括水稻田、旱地作物、果園、蔬菜圃、桑園，與池周景物組成一個花園式的校園，鳥語花香，四季異香，是一個難得的生態(tài)循環(huán)良好的校園及讀書求學的理想環(huán)境。曾有教授為華家池的優(yōu)美環(huán)境作對聯(lián)兩則，其一云：三面樓群一池水，五千桃李滿園春。其二云：碧水風光，堪比西子；讀書求學，此是天堂^[6]?？吹饺缃癖滩ㄊ幯?、樹木蔥蘢、優(yōu)美典雅的校園，他內心無比欣慰。是啊，他比竺校長幸運，還能在有生之年踏上養(yǎng)育過他的母校的土地，也為自己能在浙江大學工作過而感到光榮。參加校慶后的第二年，父親就駕鶴西去了。

○1982年蔡邦華為浙大校慶題詞

【注釋】

[1]中國農(nóng)業(yè)大學“百年學人之四十二”蔡邦華：20年代北京農(nóng)業(yè)大學最年輕的教授（2005年07月28日報道）

[2]Tsai　Pang－h(huán)wa，Description　of　three　new　species　of　Acridids　from　China　with　a　list　of the　species　hithertosecorded．jous．Coll．Agr．Imip．Univ．Tokyo，1926，X（2）：139－149．

[3]浙江大學農(nóng)學院在湄潭。

[4]《竺可楨全集》第八、九、十、十一卷。

[5]存于浙大校史館。

[6]吳玉衛(wèi)，《華家池的園林和農(nóng)耕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