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侖》和我們

——寫在第一百期《昆侖》上面

題引

無論對于刊物還是作者，一百期都是個重要數(shù)字。常言道，“十年樹木，百年樹人”——那只不過是一種夸張的比喻罷了——您不覺得一百年太久了一點嗎？但是，如果把這句話套用過來說明刊物和作者的關系，改成了“十年樹文，百期樹人”，倒是比較實在了。

因此，編輯部希望在第一百期刊物上面，能有一篇文章側重談談刊物與作者的關系問題。這委實是個好主意，是紀念文章題中應有之義。不過，他們找到我頭上卻又有點兒所選非人了。多年來，我既從未參加過《昆侖》組織的任何筆會（討論會除外），也較少在《昆侖》發(fā)表文章（一共四篇，一長三短，字數(shù)剛過兩萬而已，約占我批評文章總量的幾十分之一吧）。我這樣說的意思在于表明，我對編輯部的運作不甚了解，基本上是“刊物與作者（主要指創(chuàng)作家）”這一對“關系”中的“局外人”。而在我看來，能把這個文章做好的必須是“局內人”，也無非兩類吧，一是編輯，二是作家，因為他們從組織一次筆會，策劃一個選題，磨合一種思路直至切磋、修改、潤色一部文稿，都躬親其事，投入其中，甚至是兩兩相對，情投意合，所謂“如魚在水，冷暖自知”。故而，在他們筆下必有許多“難與外人道”也少為外人知因此又恰恰最值得一道的酸甜苦辣，可我呢，作為一個批評家，從來只對“定型產(chǎn)品”的成敗得失說長道短，至于此前的“生產(chǎn)過程”一般是忽略不計的。這又如何探得到他們之間關系中的甘苦與奧秘呢？

也許有人要說了：你可以調查了解嘛。是的，但問題在于，如果向編、創(chuàng)雙方采訪一番，搜索若干素材，再連綴成文，那會不會寫成一篇報道，一篇表揚稿，一篇小紀實文學，或者干脆就是一個先進事跡材料呢？

總之，這篇文章是一份信任，卻也是一道難題，讓我卻之不恭，受之尷尬。更何況百期刊物，幾千萬字作品，涉及作者數(shù)以千計，藝海拾貝何處著手？思來想去，無甚高招，我只有將多年來對《昆侖》、對較為熟悉的《昆侖》的少量作者、編輯的一點所見所聞所感一一羅列出來，統(tǒng)轄在《〈昆侖〉和我們》這個題目之下，也就權當我對《昆侖》百期的一次紀念吧。掛一漏萬和褊狹失當都肯定難免，還請袞袞諸公多多海涵，小子先在這廂有禮了。

說說刊名，可以先從《昆侖》這個刊名說起。

重新翻閱《昆侖》，在1992年第一期上讀到解放軍文藝出版社王傳洪老社長紀念《昆侖》創(chuàng)刊十周年的《十年感言斷片》。文章首先略記了刊名的誕生過程，說編輯部同仁在《東方》、《遠望》、《中國軍事文學》等幾十個候選刊名中反復斟酌與琢磨，考慮到盡量淡化“軍辦”和“官辦”色彩，最后大家才選中了《昆侖》，云云?！独觥肪烤故堑€是強化了“軍方”色彩，可以另作計較，但我個人認為，以她十五年的歷程來作驗證，這個刊名是最好的，是無可替代的，是惟一的。

80年代之初，新時期文學有如冰河開凍，銀瓶乍破，真是有聲有色，聲色俱厲，氣勢磅礴。當其時者，一家家大型刊物破門而出，一個個響亮的刊名就是一桿桿弄潮的大旗，立于潮頭之上笑看濤走云飛，而且，一律閃射著獨特的個性光彩和魅力。譬如南京的《鐘山》，她在“空間”上為自己定位——一戳子打出個鮮明的地域印記，上挾金陵形勝的六朝王氣，下攜天翻地覆的慷慨大氣，頗有挑戰(zhàn)京畿文學重鎮(zhèn)的雄強心志。再譬如北京的《十月》，她則在“時間”上為自己定位——遠溯1949年的10月，近追1976年10月，雙重政治時間之外，還捎帶著一重自然時間：十月金秋乃收獲季節(jié)之謂也。再者，據(jù)《十月》創(chuàng)辦者張守仁先生回憶，當時定名為《十月》，明顯受到了前蘇聯(lián)著名同名刊物的影響，表示了一種學習與借鑒的愿望。但在我看來，敢于重名，這其中未必就不包含了一股子向國外大刊“叫板”的心氣兒?？傊?，那時候的刊名，個賽個的簡潔而大氣，響亮而有力，好叫又好聽，好看又好記，既有形而下的具象，又有形而上的抽象，多義并存，寄意遙深，誰要想辦一個好刊物，誰就得先起一個好刊名。

《昆侖》怎么樣？

《昆侖》能在幾十個候選刊名中脫穎出來決非偶然。具象的就不說了，僅寓意即可分幾層解。首先是軍旅意義上的，“巍巍昆侖”可視作“鋼鐵長城”的同義語，此一點無須贅述；其次是文化意義上的，文化昆侖或文學昆侖是一種標高，不妨理解為編者給自己設定的一個努力方向，表達了一份對“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的高遠境界的神往之心；再次是軍旅文學意義上的，以此“山”，喻彼“山”，意在倡導與掀起一場軍事文學的“造山運動”，愿當代中國軍事文學的“昆侖山系”迅速崛起于世界軍事文學的風景線上……

不敢說《昆侖》已經(jīng)是“名至實歸”了，但也不怕對《昆侖》作一番“循名求實”的驗證與清點?；赝麃砺罚覀兎置骺匆?，十五年里，《昆侖》的編者和廣大作者在一百期刊物上面，留下了或深或淺的奮力登攀的腳印。

我與《昆侖》

就我個人和《昆侖》的關系而言，大致經(jīng)歷了“仰視”、“靠近”和“走進”三個階段。

1982年初春某日，我在榕城某部宣傳處辦公室正要下班，偶然遭遇《昆侖》創(chuàng)刊號，信手翻撿目錄，立即就被歐陽山、劉白羽、姚雪垠、秦牧、魏巍、徐懷中、李瑛、馮德英、蕭三、林斤瀾、劉紹棠、邵燕祥、張志民等一批文壇宿將的豪華陣容所震懾。也顧不上吃飯了，我首選其中的“后生小輩”、和我相識多年亦同居榕城的老朋友朱蘇進的《射天狼》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俺浴蓖曛?，我再次被震動，合上刊物反復掂量，一時間生出“莽昆侖，橫空出世”之快慰。憑直覺我預感到，新生的《昆侖》不啻發(fā)散了一個信息：繼《西線軼事》之后，相對沉寂了一段的軍事文學恐怕很快又要鬧出大動靜了。我在東南一隅遙望北方，捕捉著、諦聽著從云層深處隱隱傳來的軍事文學的雷鳴。果然，先是《射天狼》好評如潮，緊隨其后，《高山下的花環(huán)》從《十月》狂飆突起，并以多家電臺、報刊連播連載的形式一夜之間覆蓋全國，最大限度地張揚了軍事文學的聲威。如果說《射天狼》是一道撕開云層的閃電，那么，《花環(huán)》就是一聲砸向大地的沉雷。它們南北唱和，互為呼應，一下子就打開了軍事文學的新局面。以此為標識，軍旅作家新銳軍團開始步入輝煌，《昆侖》則堂而皇之地躋身于優(yōu)秀大型期刊之行列。

兩年多以后，1984年秋，我有幸來到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學習，頓覺和《昆侖》靠近了許多。這倒主要不僅僅因為空間距離的縮短，而是因為三十余名同學中多有《昆侖》的骨干作者，他們參加過《昆侖》組織的筆會，和編輯們極是熟稔，呼應之間稱兄道弟，出入編輯部如履平川，談起刊物趣聞軼事如數(shù)家珍，加之常有編輯前來約稿、催稿、索稿，也依稀領略過幾位的風采。雖然一時還不敢上前多有問津，但《昆侖》的神秘面紗已然褪去，不再高踞云端之上，而是實實在在的，讓人既看得見又摸得著，還有可能夠得上。

又過了兩年多，1986年深冬，我開始走進《昆侖》。記得當時是資深的評論編輯黃柯先生來向我約稿，他說聽了徐懷中部長的介紹，想請我寫一篇關于莫言的短文。其時莫言正噴薄而出，我也在地方報刊發(fā)表了《天馬行空》等一小批莫言評論。這次我寫的文章叫《“莫言”莫可言》，刊載于1987年第1期《昆侖》。從此開始了我與《昆侖》的文字交往，至今已逾十載?；貞浲?，歷歷如在目前。

從“仰視”到“靠近”再到“走進”，我與《昆侖》關系的演變說明了什么呢？是“昆侖”越來越矮了嗎？當然不。是我自己從一名讀者變成了作者，而這正是在《昆侖》的召喚、誘惑、激勵和托舉之下，我變高了。仔細想想，這難道不是最正確地反映了一個刊物和作者之間最理想的關系變化嗎？試問，有哪一個刊物不是以不斷地發(fā)現(xiàn)和推出新人新作乃至大家大作來作為自己的重要宗旨呢？又有幾個作家不是靠刊物的培養(yǎng)、扶植、推薦和介紹才得以走上文壇走向社會最終成名乃至成家的呢？

當然，具體就我個人與《昆侖》的關系而言，恰如前面所說，我遠非最典型者，或者說是最不典型者，典型大有人在。但“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飲”，下面不妨抽取兩個個案來略加考察。

一個人

這個人是朱蘇進。

如果非要從百期《昆侖》中找出一個最重要、最典型、最具影響力和代表性的作家來的話，那么，還用得上我那句“名言”——

舍朱蘇進其誰？

從創(chuàng)刊號上的《射天狼》到《引而不發(fā)》（1983年第1期）到《凝眸》（1984年第5期）再到90年代的《炮群》（1991年第2期），三部中篇一部長篇（其中兩部中篇獲全國優(yōu)秀中篇小說獎，占到《昆侖》同類獎的二分之一），是朱蘇進對《昆侖》的主要貢獻（此外，尚有不代表作家水平的報告文學《緊急出航》等篇章從略），也是《昆侖》對新時期軍事文學的重要貢獻。僅以量計，朱蘇進也許不是《昆侖》作者中的惟一大戶，但若以質量并論，恐怕就很少有人能與之比肩了。十幾年來，文學的繁華與喧囂已被風吹雨打去，今日塵埃落定之后，我們可以更有把握地說，上述幾部作品基本上都可視為百期《昆侖》中的經(jīng)典。有的亦可視為新時期軍事文學中的經(jīng)典，有了這幾部“經(jīng)典”的支撐，我敢大膽地再說一句“名言”——

朱蘇進是《昆侖》中的“昆侖”。

這是一個標高，而且，這個標高幾乎是一開始就確定了的。這不是我個人的看法，而是一種“歷史結論”——王傳洪老社長在《十年感言斷片》中記下了這樣一段歷史——

其實，《昆侖》第一炮的打響，和朱蘇進同志的中篇小說《射天狼》有很大的關系。記得當時的總政文化部副部長、作家、戲劇家胡可同志是受總政文化部黨委和部長劉白羽同志的委托，審讀《昆侖》創(chuàng)刊號全部稿件的，這次審讀實際上是一次新產(chǎn)品出廠前的總檢驗。他在讀完這幾十萬字后興奮地對我說：“我認為單憑這篇《射天狼》，我們就可以說，《昆侖》可以創(chuàng)刊，《昆侖》能夠辦好！”無論當時還是現(xiàn)在，我都從心里贊成胡可同志這個判斷。

接下去，王文以近四分之一的篇幅大談《射天狼》開創(chuàng)的若干“第一個”，并且毫不含糊地稱許：“《射天狼》是《昆侖》的奠基之作。”

我想接過胡、王二位老前輩的話再作如下引申：

《昆侖》因《射天狼》而奠基，朱蘇進因《昆侖》而騰飛。

實際上，朱蘇進最初探索和發(fā)展個人風格，同時也是嘗試和開拓新時期和平軍營題材小說創(chuàng)作道路的努力，在《昆侖》上表現(xiàn)得最為強烈和醒目。雖然《射天狼》留給了人們許多“第一個”的印象，但更給我以新鮮刺激的卻是其后的《引而不發(fā)》。前者體現(xiàn)了一種冷峻而成熟的現(xiàn)實主義風范，后者卻反映了一種熱烈而偏激的理想主義氣質，這是朱蘇進的“兩極”，它在當年就已初見端倪。只不過兩相比較，后者更容易窺見作家隱藏深幽的內心世界和瞬間迸發(fā)的耀眼才華。也許就是這一點吸引了我。讀到它時，我已離開榕城在閩南某炮團當宣傳股長了，記得當時興奮難抑，按捺不住地給朱蘇進寫了一封長信。具體寫了什么現(xiàn)在已無從記憶，但我找出了蘇進當年的回信，從他的只言片語中也略略可揣摸出一些意思。蘇進在1983年5月16日的回信中寫道：

“你信中關于《引而不發(fā)》的評價令我極為震驚！猶如霹靂閃電，盲人也為之一振。真想不到，你除工于小說，還具備更多的經(jīng)過改造的詩人氣質。其尖銳有力讓人不得安寧。喜悅冷卻掉以后，又感到你的重譽使我難以下咽。

“大部分人都認為《引》不如《射》，只有你、范詠戈和一位不知名的《文藝報》的同志認為相反。我已經(jīng)傾向于認為：《引而不發(fā)》廉價出賣了一個重要題材，它繼承和發(fā)展了《射》的缺點，壯大聲勢，意念凸現(xiàn)為其主要特征，今天看來，不無后悔處。你關于‘兵的感覺’一段甚為精彩，可以作為我前段創(chuàng)作的精確總結和評價，今后，我想突破它。”

顯然，“大部分人”的意見影響了朱蘇進對《引而不發(fā)》的重新判斷，也導致了《引而不發(fā)》的湮沒不聞。此時我舊信重提，并不是非要給《引而不發(fā)》討個什么說法，也不想證明自己是多么地與眾不同，只是覺得，當年我們對于文學和自己的創(chuàng)作是何等的熱情、執(zhí)著、嚴肅和認真??！令今天的自己既感動而又慚愧（我已經(jīng)有多少年沒有投入地寫過一封關于創(chuàng)作的長信啦）。同時，我還想強調的是，《引而不發(fā)》雖然缺憾明顯，但它依然是重要的，不可忽視的，對于研究朱蘇進的創(chuàng)作發(fā)展來說，它的意義絲毫不遜于《射天狼》。它們是朱蘇進在當代和平軍營題材小說創(chuàng)作道路上邁出的最初的而又最具有決定性的兩步，它們潛在地暗示出了兩種趨向——沿著《射天狼》一側，走出了《第三只眼》和《醉太平》；沿著《引而不發(fā)》一側，走出了《絕望中誕生》和《炮群》。

《凝眸》是一個“兩極”調和的產(chǎn)物，是朱蘇進兩種氣質結合得最為完美的一個標本。它精致的結構、復合的意象、微妙的感覺和富有彈性的語言，渾然合一得幾乎無可挑剔，以我的預感，它將是朱蘇進比較能經(jīng)受得住時間考驗的作品之一。至于《炮群》，可說的話太多了，我早已寫過兩萬字的專論《“半部杰作”的詠嘆》（《當代作家評論》1992年第1期），這里就一筆帶過：《炮群》是百期《昆侖》中最有說道的作品之一。

行文至此，發(fā)現(xiàn)了一個問題：說了半天，似乎一直都在說朱蘇進對于《昆侖》的意義。那么，換一角度看，《昆侖》對于朱蘇進到底又有什么意義呢？難道僅僅是慷慨地提供版面和熱情地組織討論會或評論文章嗎？

當然不。但我不曉內情，又確實說不出某部某篇稿子的修改過程或編輯故事。我只確鑿地知道一點，即《射天狼》是1981年秋《昆侖》“創(chuàng)刊筆會”的收獲，而《凝眸》則是1984年春“青年軍人首都筆會”的結果，因此，曾有一度我對于筆會的重要作用感到神秘。

因為我們知道，在《射天狼》之前，朱蘇進并非“文學新人”，他已當了五年專業(yè)作家并已擁有了兩部長篇。但是，坦率地說，他的創(chuàng)作條件與機遇讓我羨慕，而作品中表現(xiàn)出來的才氣和實力卻使我心存疑慮。也許是我眼高手低吧，不錯，正是這個幾乎與生俱來的老毛病，害得我學詩不成學散文，學散文不成學小說，最后被逼上了文學批評這條“雞腸小道”?？擅鎸Α渡涮炖恰肺腋械襟@奇，驚奇于作品本身在當時的清峻脫俗，更驚奇于朱蘇進在一夜之間達到的老到成熟。這個奇跡是怎么發(fā)生的？真的是“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他不就是去北京開了一次筆會嗎？難道說《昆侖》的筆會真有點石成金的魔力不成？待到后來我上了文學系，才對筆會的意思多少有一點明白。以我的猜想，一個高質量的筆會，并不是說準備了多少好編輯在那兒等著和你談構思、編故事、出路子，手把手地幫著你改稿子（當然，這樣的筆會也有，主要因作者而異）。它只是一個高明的戰(zhàn)略家組織的一次戰(zhàn)役行動，他把你們召集到陣地前沿，給你介紹戰(zhàn)況、戰(zhàn)斗進程、戰(zhàn)爭信息、戰(zhàn)場態(tài)勢，既讓你高屋建瓴總覽全局，又讓你熟悉具體作戰(zhàn)目標。他也許再給你提供幾種預想和某些啟發(fā)，然后，他就走了。剩下的，讓你們之間去交流、去碰撞、去爭執(zhí)，或者是自個琢磨，至于最后誰能夠攻下高地，那就全看你們自己的了。當然，最后他還是要回來的，他要回來驗收戰(zhàn)斗成果。這個時候，同樣需要眼光，需要智慧，需要魄力，甚至還需要膽略和勇氣。如此等等。我認為，朱蘇進參加的筆會，大致都屬于這一類。而這一切對于朱蘇進來說，也就已經(jīng)足夠了。

《昆侖》給朱蘇進提供出擊之陣地，躍進之跳板，攀登之路徑。此《昆侖》和彼“昆侖”孰先孰后的問題類似于“先有雞還是先有蛋”，換一種發(fā)問方式也許更容易成立：沒有《射天狼》而可以有《昆侖》，而沒有《昆侖》呢，朱蘇進又當會如何？

“昆侖”因《昆侖》的托舉而顯其高，《昆侖》因“昆侖”的聚集而成其大。在我有限的閱讀記憶中，堪稱《昆侖》上的“昆侖”的新銳作家（作品）就還有：張承志的《金牧場》，劉亞洲的《兩代風流》，李存葆的《山中，那十九座墳塋》，韓靜霆的《凱旋在子夜》，莫言的《奇死》，周大新的《走廊》，苗長水的《戰(zhàn)后紀事》，畢淑敏的《昆侖殤》，簡嘉的《沒有翅膀的鷹》，喬良的《遠天的風》，江奇濤的《雷場上的相思樹》，閻連科的《兩程故里》，李鏡的《冷的邊山熱的血》，張衛(wèi)明的《英雄圈》，龐天舒的《藍旗兵巴圖魯》，趙琪的《窮陣》，張惠生的《旱舟》，陳懷國的《農(nóng)家軍歌》，徐貴祥的《瀟灑行軍》；周濤的《山岳山岳，叢林叢林》，馬合省的《老墻》，李松濤的《無盡滄桑》，朱增泉的《京都》，袁厚春的《省委第一書記》和《百萬大裁軍》，錢鋼、江永紅的《軍長》和《奔涌的潮頭》，王蘇紅、王玉彬的《中國大空戰(zhàn)》，大鷹的《志愿軍戰(zhàn)俘紀事》，徐志耕的《南京大屠殺》，何曉魯?shù)摹对獛浲饨患摇?，鐵竹偉的《霜重色愈濃》，江宛柳的《我在尋找那顆星》，陳道闊的《人民子弟》，李荃的《中華之門》，程童一等人的《開埠》……

又一個人，這個人是海波。

如果要從《昆侖》發(fā)展史上找出一個堪與朱蘇進這樣的重量級作者相匹敵的代表性編輯來的話，非海波莫屬。

在廣大作者尤其是青年作者當中，海波的口碑甚隆，曾幾何時，他幾乎成為了《昆侖》編輯部的象征。1994年當他調離編輯部時，我不止一次地聽到人們慨嘆：《昆侖》小說的“海波時代”結束了！

這樣的說法也許過于文學化和情緒化，但事實本身卻是勝于雄辯的。請仔細讀一讀下面這組數(shù)字——

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從1982年初《昆侖》創(chuàng)刊到1991年的十年間，經(jīng)由海波親手編發(fā)的小說（含長、中、短篇）稿共三百零一部（篇），計六百七十二萬字。其中，獲全國獎的作品兩部；獲全國性獎的作品五部；獲“八一”大獎的作品兩部；獲《昆侖》獎的作品三十部（篇）；被選刊選載的作品十八部（篇）；被改編成影視劇的作品十六部。共涉及作者（不含重復發(fā)稿者）二百一十九人。其中，發(fā)表處女作者三十六人；發(fā)表成名作者十三人（包括喬良的《雷，在峽谷中回響》，閻連科的《兩程故里》，畢淑敏的《昆侖殤》等等）。共主辦筆會二十余次，直接面對作者單個談稿五百余人次……

不錯，這確實是一份令人感嘆的、一個編輯在十年中間高質高效工作的勞動與收獲清單。但它仍然只是冰山一角。因為在每一個具體的數(shù)字背后，都可能飽含了難以言傳的有形和無形的付出，豐富而巨大的內容。

就譬如說“筆會”吧。有專門讀書或深入生活的，這是“務虛”的一類，名為筆會而不動筆，也可以算作一種“投資”和積累。更多的是“務實”的，要真刀實槍地練，而這個時候的刊物往往是“等米下鍋”，筆會肩負“救急趕場”之責任，成敗與否，直接影響到刊物的發(fā)稿質量。1982年，海波成功地主辦了“桂林筆會”，收獲了《白云的笑容，和從前一樣》（劉宏偉）、《遠方有一條流金的河》（徐軍）、《咫尺》（江水）、《干杯，女兵們》（成平）、《二十四點與零點》（尹衛(wèi)星）、《狹路相逢》（氐柟）、《一個中國傷兵的傳奇》（李大明）等一批新人新作。他們在1983年的《昆侖》上面陸續(xù)登臺亮相，不僅給軍旅文苑吹來一股清新之風，而且及時緩解了小說作者隊伍青黃不接的窘迫形勢。

更輝煌的一次是在1984年。如果說“桂林筆會”還帶有找作者與找稿子并且為刊物解燃眉之急的三重任務，多少還顯得有點倉促和緊張的話，那么，這一次可就大為不同了——這是一次編輯部蓄謀已久、由海波擔任組織策劃的“集團沖鋒”，它取名叫“青年軍人首都筆會”，就已經(jīng)透出了一股子大氣與自信。它糾結了朱蘇進、簡嘉、唐棟、喬良、王樹增等幾名當時已頭角崢嶸且正雄心勃勃的青年悍將，大有志在必得，一舉拿下之氣概。果然，他們不負眾望，奉獻出了《凝眸》、《沒有翅膀的鷹》、《沉默的冰山》、《遠天的風》、《鴿哨》等五部異彩紛呈的中篇佳作。它們在《昆侖》推出時，以劉白羽“致《昆侖》青年軍人首都筆會”的一封信簡為其鳴鑼開道，再配以王蒙、徐懷中、王愿堅等人的評點以壯行色。一時間，真的是作品與評點相映生輝，新人與名家珠聯(lián)璧合。這可算得上海波編輯生涯中的得意之筆，亦可堪稱《昆侖》筆會中的經(jīng)典之作。這次筆會的成果，大致代表了當時軍事文學最前衛(wèi)的探索意識和藝術追求，不僅相對集中地展示了軍旅作家青年方隊的整體實力，而且對整個軍旅文學創(chuàng)作起到了某種示范作用，從而產(chǎn)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在此期間，還有一件事情值得一提。差不多與“首都筆會”同時，海波剛好也完成了他的長篇《鐵床》和中篇《黑草》。這是兩部代表了海波創(chuàng)作水準的重要作品，置于筆會之中毫不遜色。但是海波沒有。他不僅不讓它們參加筆會，也不讓它們占領《昆侖》，他毫無保留地把版面讓給作者。于是，《鐵床》給了《小說家》（1984年第3期），而《黑草》則成了1985年第1期《中國作家》的頭題之作。這個舉動被絕大多數(shù)人所忽略，但我向他表示敬意，因為我從中看到了一個優(yōu)秀編輯的無私精神和寶貴品格。

粗略劃分，從《昆侖》推出或成長起來的作者大致可分為三種類型。第一類是有比較豐富的創(chuàng)作實踐，已經(jīng)基本成熟或接近成熟（比如朱蘇進和李存葆）。對于這類作者，編輯的主要任務不是幫助寫作或修改，而是密切關注其創(chuàng)作動態(tài)，及時約稿、組稿、索稿，使其“大魚”不得漏網(wǎng)；即使請來參加筆會，也是我前面所說的那種高質量筆會（例如“首都筆會”），編輯一般是動口不動筆，所花精力比較節(jié)省。第二類是有才華、有苗頭、有潛力也有生活，但缺乏創(chuàng)作經(jīng)驗，寫作不得要領，不僅需要“扶上馬”，還必須“送一程”，才可能開竅出道，登堂入室。比如閻連科的處女作《小村小河》就是經(jīng)過海波的耳提面命，請來編輯部修改達一個月之久才最終定稿，其后又接二連三地推出閻連科多部中篇并召開討論會，才使其脫穎而出。對于這類作者，編輯必須實行“人盯人”策略，既要有誨人不倦的耐心，還要有全程服務的精神。第三類是完全看不見將來，只有眼前這個稿子具有某種修改的可能，但由于稿源、題材或生活面的需要，出于不放過任何一個有希望的作者等諸多考慮，哪怕是一錘子買賣也得往下砸。這時候的編輯最難當，講得口干舌燥還不見反應，便只有親自操刀拔苗助長。稿子和作者都救“活”了還算是好的，稿子活了作者“死”了的事情也經(jīng)常發(fā)生——在很多情況下，編輯部面對的正是后兩類作者。

因此，海波對自己和同仁們有兩點要求：一是倡導當作家型的編輯，二是在編輯過程中要舍得“賣血賣骨頭”。對于前者，海波身體力行，1982年即以短篇小說《母親與遺像》奪得全國獎，是新軍旅作家中的先鋒人物，作家的名頭大于編輯（其實此一特點并非海波獨有，實乃《昆侖》編輯部的集體傳統(tǒng)，譬如袁厚春、張俊南之于報告文學；程步濤、李曉樺之于詩歌；黃柯、葉鵬之于評論等等）。對于后者，海波是真舍得，只要你需要，他就舍得給，從思想到故事到人物直至人物對話，他都為你琢磨、出謀劃策，直至最后操刀上陣越俎代庖，甚至把你的東西改得面目全非，整個兒散發(fā)出一股“海味”。我就親耳聽海波本人說過這樣的事情：作者看到清樣后給編輯部打電話，拒絕署上自己的名字而要求改署海波的名字，因為他不認識這篇小說，那里面已經(jīng)沒有幾句自己的話了——對于這種情況，我的態(tài)度比較復雜。坦率地說，過于強加作者的編輯作風我是不大贊成的，《昆侖》小說的過于“海波化”也未見得是一件好事。它對刊物風格的多樣化可能是一種限制，而對作者的生長也有削足適履之嫌疑。如果要推舉一位同仁刊物的主編，我首選海波；否則的話，我真心希望他能更加寬容、兼容和包容一些。但是，換一個角度看，一個編輯如此認真、負責、投入地對待自己的工作，把每一篇作品都視如己出，愿意傾其所有幫助其提高與完善，這樣一種無私忘我的奉獻精神和甘于為人作嫁的職業(yè)道德，讓我們除了欽佩之外，還能夠再說什么呢？

事實上，海波的兩點自我要求也是自相矛盾的，“賣血賣骨頭”——賣生活，賣情節(jié)、賣細節(jié)、賣點子、賣構思，什么都賣完了，那你自己還寫什么呢？還怎么繼續(xù)當作家呢？海波在自己創(chuàng)作的巔峰期戛然而止，以《黑草》作為小說的封刀之作金盆洗手，是否與此有關？

昨天，我為少了一個海波這樣的優(yōu)秀小說家而惋惜；今天，我為海波這樣敬業(yè)的編輯家越來越少而悵然。

一個座談會和一組文章

其實，上面說了這么多海波的“事跡”，大都是我讀來的和聽來的，沒有一件是我親歷的。確實，雖然對海波認識很早，聞名更早，但由于彼此各色的個性再加之沒有適當?shù)臋C緣，所以，盡管我對他以“諍言”著稱的鮮明風格甚為欣賞，也時常在一些會議上為他犀利到位甚至“越位”的“辯鋒”暗中稱快，但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都沒有作過一次個人的溝通，彼此間始終保持一段適當?shù)木嚯x。消除這種距離乃應了那句老話，叫“不打不相識”。關于那次由“打”而“識”的始末，前后遷延兩年時間，從唇槍舌劍到化劍為犁，其間充滿了精彩的戲劇性，充分反映了雙方的典型性格，有機會我要單獨撰文一篇以為紀念。在此暫且割愛。就在我們握手言和和相互溝通之后不久，我們之間“親歷”了一次“合作”。因為這次合作不僅關涉到海波個人，更關涉到《昆侖》，關涉到《昆侖》在90年代中國文化語境中的一種姿態(tài)，所以我覺得有必要再略記于此。

1992年秋，我先應邀去廣東沿海講學并參觀，再折回到武漢參加一個當代文學的國際學術討論會，最后又和王朔一行去了青島。此番一月余的行程，使我大開眼界大受震動，到處不乏對商風商潮的驚呼，對嚴肅文學的哀嘆，對快餐文化的曖昧態(tài)度乃至“狐貍心理”。有感于此，回京后我趕寫了《1993：卷入市場以后的文學流變》等文章發(fā)表于《中國青年報》和《作家報》。對文學現(xiàn)狀進行了描述與分析，表示了深深的擔憂，但也堅定地認為：“滔滔商海中，文學之舟將受到猛烈地搖撼乃至摔打，但決不可能被徹底顛覆。浪高一尺，船高一丈，真正的文學之舟永不沉沒，它將載著人類的希望與追求，永遠駛向精神家園的彼岸。”載《中國青年報》，1993年1月15日。

很快就接到了海波的聲援電話，并說編輯部同仁近期的一個中心話題就是：如何抗擊商潮，使軍旅作家振作起來，頑強堅持嚴肅的理想的軍事文學寫作。具體措施就是想先策劃一個討論會，后續(xù)舉動相機酌定?？紤]到當時傳媒的聲音紛紜多元，上面的導向還不甚明了，知識界的“人文精神”討論亦尚未展開，在這種沒有“參數(shù)”的情況下，一家軍隊刊物的“單獨行動”是需要謹慎的。因此，關于會議議題的界定、會議規(guī)模和與會人員的范圍等技術問題，我們又進行了多次電話磋商，等到編輯部最后確定方案，已經(jīng)到五月份了。我翻閱日記查到：《昆侖》“關于商潮中的軍事文學討論會”于1993年5月6日上午在北太平莊書庫會議室召開，有駐京部隊評論家和編輯部全體約十余人與會。首先由程步濤和海波闡明討論會宗旨和編輯部立場，繼而引發(fā)了與會者的強烈共鳴和熱烈討論。我因為此前不久剛在文學系針對“一把剪刀鬧革命”的“暢銷書現(xiàn)象”作過反對“下?！钡膶ｎ}講座，在討論會上也就有了一個比較完整系統(tǒng)的發(fā)言，頗為編輯部同志所認同。此后不久又接海波電話，說編輯部最后決定必須要發(fā)出自己的聲音了！準備組織幾篇文章一起發(fā)表，希望我將討論會發(fā)言盡快整理成文章。由于我當時手頭正在進行《新軍旅作家“三劍客”》的收尾工作，略微延宕了一些時日。轉過手來完成海波的任務，已經(jīng)是六月底七月初了，記得最后是趕了一個通宵才完稿，次日一早即通知殷實來把稿子取走了。這就是那篇《我為什么反對“下?！薄贰?span lang="EN-US">

文章以集束形式在1993年第5期《昆侖》的首要位置刊出，這種做法在一家以發(fā)表作品為主的大型期刊上也是罕見的。頭題是由當時的編輯部主任程步濤親自撰寫的署名“本刊編輯部”的文章《使命的張揚與責任的再樹》，文章在嚴厲抨擊了商風商潮對作家的侵蝕之后，斷言“今天的這種拜金主義導致的價值觀念錯位、道德水準下降，必將給新世紀的交響帶來不諧和的噪音”，因此，“在這種時候，作家的使命與責任比任何時候都更應該加以強調。以呼喚人類崇高圣潔的靈魂，以鼓舞人類為進步為理想而斗爭的意志，以指出人類的尊嚴、正義與光明”。文章最后大聲疾呼：“真正致力文學追求，甘愿為了作品的生存而犧牲個人生存的作家們，高舉起自己的旗幟來！”

殿后文章是殷實的《結束，或者開始》，我的文章居中。我的文章副題是“關于當前文人、文學、軍旅文學的答問”，實際上也是一次自問。在文章的結束，我借用已故著名老評論家馮牧先生針對文人“下?！碧岢龅囊粋€口號“與其‘下?！蝗缗实恰眮碇腋嫒娮骷摇爸袊能娐梦膶W作家們究竟是‘下?！€是‘登山’，這將從根本上決定未來軍旅文學的命運：跌落還是起飛”。

刊物出來后，在軍隊文壇激起一些反響。9月份，中央反對拜金主義的力度加大，“導向”已經(jīng)鮮明。而且，由同年第6期《上海文學》的一篇批評家對話《〈曠野上的廢墟〉——文學和人文精神的危機》所引發(fā)的“人文精神”大討論已經(jīng)逸出了文學圈，開始蔓延波及到整個知識界，一片群情洶洶、眾志成城之態(tài)勢。相形之下，《昆侖》這一組文章所包含的鋒芒和銳氣反而被淡化被稀釋乃至被淹沒了。但一個基本事實是，在90年代中國文學批評一度“失語”、文學理想似曾“失落”的特定時期，《昆侖》作為軍事文學的重鎮(zhèn)，它并沒有猶豫更沒有沉默，它是敏銳而堅定的，果決而勇敢的，它及時地發(fā)出了正義的呼喊，有力地亮出了鮮明的旗幟！

一群人和三代人

我們可以把《使命的張揚和責任的再樹》看成是《昆侖》抗擊商潮的一篇戰(zhàn)斗檄文，也可以讀作“昆侖人”一次集體心聲的夫子自道或精神寫照。前面所說的海波的個人風格也許不能代表“昆侖人”的全體，但他強烈執(zhí)著的責任感、使命感和嚴肅認真的敬業(yè)精神，卻與全體“昆侖人”如出一轍，海波僅僅是其中的一分子。在今天紀念《昆侖》創(chuàng)刊百期的時候，我們不應該忘記這一個群體，這就是曾經(jīng)在《昆侖》工作過和至今仍然在《昆侖》工作的全體“昆侖人”。他們是——

張忠、凌行正、李大我、袁厚春、程步濤、海波、黃柯、佘開國、張俊南、馮抗勝、劉成華、羅來勇、江宛柳、李曉樺、葉鵬、郭米克、丁臨一、殷實、張鷹、余戈……

這其中，有的人已經(jīng)過早地離開了我們，更多的人卻是因為工作需要先后調離到了新的崗位。但是不管人員如何變動，一種“昆侖人”的精神卻有如薪盡火傳，程程相遞。這是一種為繁榮軍事文學而披荊斬棘的開路精神，這是一群為部隊作家尤其是青年作者攀登文學“昆侖”而甘于奉獻的鋪路人。

屈指細數(shù)，《昆侖》百期十五年，在這個陣地上堅持最久的是兩個人。一個是海波，他從1981年籌備創(chuàng)刊到1994年調離，前后達十四年；另一個是張俊南，他從1982年加盟《昆侖》直到如今，中間扣除兩年在軍藝文學系讀書，前后也是十四年。他們是一種巧合（時間），兩種典型——如果說《昆侖》長期以來以中長篇小說和報告文學作為兩大“支柱產(chǎn)業(yè)”的話，那么，海波就是小說類的“掌門”，而張俊南則是報告文學類的“領軍”。對于海波的功績，我們已在前面作過概略的評述，在此，我們想把張俊南作為“昆侖人”的又一個代表和另一種類型再作簡要介紹。

說來慚愧，我和俊南雖然在首屆軍藝文學系同學兩年，但卻對他知之甚少。只是近年來隨著和他的作者（主要是報告文學作家）的接觸增多，才逐漸對他的情況有所了解。尤其是這一次，為了寫這篇文章而重新查找《昆侖》目錄，于不經(jīng)意間偶然發(fā)現(xiàn)，多年來，俊南以基本放棄自己的創(chuàng)作為代價，在不哼不哈之中，為扶植和薦舉部隊報告文學的新人新作方面已做出了一番顯赫的成績。自1987年他接手主抓《昆侖》的報告文學以來，大部分精品力作都是被他“抓”出來的，比如：《南京大屠殺》（徐志耕），《毛澤東以后的歲月》（王立新），《江西蘇區(qū)悲喜錄》（何曉魯），《僑鄉(xiāng)步兵師》、《大勢》（中夙），《跨越蒼?！罚ㄔ伩叮妒莼⑿埏L》（杜守林），《余秋里與中國石油》（陳道闊），《星輝》（張嵩山），《中華之門》（李荃），以及王蘇紅、王玉彬的歷史題材系列作品等等。

為什么不用“編”、“編發(fā)”、“編輯”而單用一個“抓”字呢？因為難就難在一個“抓”字，高也高在一個“抓”字，特點全在于一個“抓”字。它與《昆侖》的小說不同，小說多產(chǎn)自于筆會，通常是（主要指80年代）以集群方式運作；而報告文學則基本與筆會無涉，主要是以編輯和作者“一對一”的形式進行“跑單幫”。先是編輯從大量的信息或少量的來稿中“抓”準一個選題，然后“抓”來作者，再一塊兒下去“抓”素材?？∧掀骄磕暌闳膫€作者下去跑素材，每次少則十天半月，多則一兩個月，動輒跑遍大半個中國。在陪同采訪過程中，一路幫助作者分析材料、清理思路、提煉主題、研究結構，待到將一部報告文學的整體框架乃至細部處理都“抓”出來之后，他這才回到編輯部去坐等“編輯”。說起來，最后的案頭編輯工作只是這“抓”的過程中微不足道的尾聲了。所以說，這如何不是“抓”呢？別的報告文學編輯怎么當?shù)奈也恢?，反正張俊南是這么“抓”的。

我們的老同學李荃在《中華之門·后記》（昆侖出版社1990年1月版）中的一段話，道出了張俊南“抓”稿的三分情形二分艱苦和五分作用——“由于我不是一個有經(jīng)驗的采訪者，他在《昆侖》編輯部工作繁忙的情況下，陪同我采訪了整整五十天，并得到了編輯部領導的支持。切磋、分析、選擇采訪對象、把握結構。在云南，我們一同乘車在路旁一側就是萬仞峭壁的山路上疾馳，汗透衣背；在廣州，采訪之初不順時，他焦慮得一個噴嚏竟流出一大攤鮮紅的鼻血……在文學系時，他是個沉默寡言、不顯山露水的人，五十天的朝夕相處，我才知道這位同學的實力，他是一個作家，更是一位好編輯。在分手前的長談中，他最后說：‘只有把邊防放在歷史、社會的大背景中，才能寫出一種大氣來！’他給我在后期的單獨采訪奠定了一個好的經(jīng)驗基礎，他分別時留下的話也是我始終力圖把握住的主調?！?span lang="EN-US">

今天，當旁人來讀這段文字時，也許很難體察到作者所表達的這一份感情的凝重與真摯。1990年1月，在天津港邊防檢查站召開的“《中華之門》首發(fā)式暨研討會”上，當李荃講到上述情形時，這位倔強的山東大漢竟然哽咽無聲語不成句，而此時，坐在會場一角的張俊南卻雙手捂面，悄然起身離去……這突如其來一幕震驚了全場，寂靜中，有一股真情的激流在與會者的心中飛濺，我的熱淚奪眶而出。

張俊南這么個“抓”法，怎么能不抓出好稿子呢？在關鍵時刻，為了作者、為了稿子，他總是舍得把自己豁出去——1996年某日清晨，他家因鄰居失火而引發(fā)火災，火勢來得兇猛突然，慌亂中他只顧得披上一件夾克，卻本能地抱上案頭的一摞書稿竄出去了。待來到樓外空地上，看著熊熊火舌吞噬四樓的家時，社里的同志都過來寬慰他，他卻抖索著身子嘿嘿直傻樂，一臉破財消災的“幸福表情”。此刻，他是真正的身無長物，只有掖下那一摞書稿——一部外地作者剛剛寄來的書稿。海波、劉立云、余戈等多位目擊者向我講述那一場景時無不感嘆唏噓，而我則想，那部書稿的作者真當為此一哭！

在對待稿子和作者的問題上，海波式的“癡”和張俊南式的“傻”都并非絕無僅有。以我的耳聞目睹，就還可以補充兩個例子。其一，1984年秋天，首屆文學系剛開學不久，時任《昆侖》編輯的袁厚春已得知李存葆正醞釀一部重頭大稿《山中，那十九座墳塋》，便三天兩頭來我們宿舍找存葆軟泡硬磨，先是活生生地將“版權”從一家地方刊物“挖”了過來，繼而又火燒火燎地催著存葆盡快上馬開工，最后為了解決工學矛盾，干脆以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名義代存葆向軍藝請一個月假，“秘密”將存葆轉移到據(jù)說是長城腳下某部的僻靜處，既消除了奪稿大戰(zhàn)的隱患，又保證了作家的創(chuàng)作時間和精力，使得這部稿子順利完成，并在當年第6期《昆侖》上隆重推出，在翌年的全國中篇小說評獎中再登榜首。其二，今年春上某日，我突然接到《昆侖》青年編輯余戈的電話，向我打聽一個叫詹文冠的人。說是他從自然來稿中讀到詹文冠的一部四十萬字的長篇小說《恕我違命》，寫得很有才華，很有想法，很有基礎。可是來稿上沒有聯(lián)系地址，只是從小說反映的生活面推測此君恐怕是海軍作者。經(jīng)與海軍文化部方面查實，詹文冠乃海軍某部戰(zhàn)士，曾上文學系自費進修。于是，順藤摸瓜摸到我這兒來了。我答復余戈，詹文冠確實曾在文學系進修一學期，但此后不辭而別，一去有如黃鶴杳然，兩年中只給我來過一次電話，報告他正在沿海一帶流浪，白天打工，晚上寫長篇，準備以此方式向軍事文學攻堅并獻身……最后，我所能給余戈提供的準確情況僅一條，即詹文冠乃江西省九江人氏。我以為此事到此已了。孰料不久就接到余戈從九江來電話，說他已利用公差四川的機會專程繞道九江，現(xiàn)通過軍分區(qū)和各縣人武部查閱歷年征兵名冊仍不得要領，希望我能再提供一點新的線索。在我的建議下，余戈在九江電視臺打出了“尋人啟事”，后又幾經(jīng)周折，終于和仍在外地打工的詹文冠取得了聯(lián)系。截至我寫此稿時，詹文冠已在《昆侖》編輯部改稿，編輯部決心要抓出一部長篇精品?！端∥疫`命》最后是否能以“精品”告終，還得看詹文冠的造化，我們可以暫且擱置不論。但這一則余戈“尋找詹文冠”的故事發(fā)生在90年代的今天，用“文壇佳話”來形容已不足以表達它的意義。它更像一則“海外奇聞”——今天，還有哪一家編輯部會如此興師動眾勞民傷財?shù)厝ふ?、去關注、去厚愛一位如詹文冠者的無名小輩呢？

然而，《昆侖》做到了。我們不妨將其視為一種象征，讀作一則寓言——一種“昆侖人”精神承傳不息的象征，一則“昆侖人”為軍旅作家攀登文學昆侖而鋪路不止的寓言?；赝倨凇独觥罚凇袄鋈恕钡募绨蛏希柫⑵鹆艘蛔忠蛔袄觥?；在《昆侖》的山腰上或山腳下，正跋涉著一隊又一隊沖刺軍旅文學高峰的登山隊或探險家。

十五年以來，直接或間接由《昆侖》推出的新軍旅作家（作者）大概已數(shù)以百計。以年齡來粗略區(qū)劃，可將他們分為三代，第一代即50年代前后出生者，比如李存葆、朱蘇進、畢淑敏等，他們或者在《昆侖》一舉成名，或者在《昆侖》發(fā)表扛鼎之作，或者以《昆侖》為舞臺，長久而持續(xù)地在上面展示他們的創(chuàng)作實績與實力——軍藝文學系前兩屆學員共約80人，幾乎無一人不曾當過《昆侖》的作者，而且有相當一部分人還是主力作者，除了前文提及的部分作家之外，還可以信手列出諸如雷鐸、李本深、沈石溪、張波、何繼青、張廷竹、金輝、王海鸰、于勁、丁小琦、常青、賀東久、陳云其、孫泱、李忠效等一個長長的名單。正是他們和他們的前代作家，共同創(chuàng)造了80年代軍旅文學的全面輝煌。第二代即60年代前后出生者，比如閻連科、趙琪、陳懷國、裘山山等，他們大多崛起于80年代后期，是當前軍旅文學創(chuàng)作隊伍中的活躍分子。若以軍藝文學系角度看，“他們”包括了三屆往后的學員中的佼佼者——其中不少人是憑著在《昆侖》發(fā)表的一二部作品考進來的，又是拿著發(fā)表在《昆侖》上面的新作走出去的。比如石鐘山、王久辛、曹宇翔、吳國平、何光喜、毛建福、濤濤、王曼玲、郭木、周建等等。手頭有一個典型例子，1993年第3期《昆侖》集中選發(fā)了第四屆文學系學員的畢業(yè)作品共六部中篇，作者為柳建偉、陶純等人。此一“專號”足以說明若干問題。第三代即70年代前后出生者，他們中的大多數(shù)人是自1992年以后開始在《昆侖》的“山外山”上朝著主峰引頸眺望的，但也不乏少數(shù)少年得志者已經(jīng)嶄露出矯健的“登山”身手，比如文學系九三級戰(zhàn)士大專班中的李亞、盧萍、趙偉、簡直、楊鋒、韓文華等人。開辟“山外山”專欄，無疑是《昆侖》具有深謀遠慮的一項戰(zhàn)略舉措，“山外山”中，蘊藏著軍旅文學的后備力量，從他們之間，或將走出一批真正的跨世紀的軍旅文學新人亦未可知。

多余的話

客觀視之，百期《昆侖》和它的三代作者隨著當代文學的歷史進程，走過了一個馬鞍形的發(fā)展軌跡。它在80年代末期步入低谷，近年來一直處于低谷徘徊和奮力爬坡的窘?jīng)r之中。此間原因，并非全在于刊物一面，亦非全在于作者一面，乃由于文學生態(tài)環(huán)境的改換使然。

90年代以后，隨著市場經(jīng)濟的全面推開，當代文學在政治語境淡化和商業(yè)語境強化的雙重夾擊之下，已不斷地從中心走向邊緣，從熱點跌入冰點。比較之下，軍旅文學的處境尤為嚴峻。早在幾年以前，我就曾撰文指出過軍旅文學將面臨著“雙重消解”的潛在危險——一曰“觀念形態(tài)的消解”，即軍事文學原所包蘊的一種主流意識形態(tài)色彩的淡化，使它從一個先定的高度被降到了一個平面上，還原為一種創(chuàng)作題材的專門指稱。它的某種失落和無所附麗，造成它重新定位的一種困惑與迷失，不少作家將在這種調適與轉換中失去優(yōu)勢乃至競爭力。二曰“組織形態(tài)的消解”，即軍事文學所慣用的“集群運作方式”（如80年代初期成批次的作家輪番上“南線”采訪、80年代中期“重走長征路”的超長途體驗生活以及大量的筆會等等）為經(jīng)濟規(guī)律所制約而逐漸成為了一種歷史，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散兵游勇式的完全個人化的“寫作活動”。因此，80年代建立起來的軍旅文學的基本格局漸行“消解”。如今，軍旅文學無論是作為一個“運動”還是當代文學的重鎮(zhèn)地位，都已經(jīng)是岌岌可危了。人們與其說是關注它的整體，還莫如說是關注它的個體以上詳見拙文《農(nóng)民之子與農(nóng)民軍人》，載《當代作家評論》1994年第6期。。

幾年的實踐證明，我的上述言論絕非杞人憂天，恰恰相反，諸多事實已被我不幸所言中，當前軍旅作家隊伍的流失（改行、轉業(yè)或出國如劉兆林、張廷竹、李延國、嚴歌苓、丁小琦等），創(chuàng)作重心的轉移（轉向非軍事題材的影視、商業(yè)性的暢銷書等），投身于軍事文學的新人銳減等等現(xiàn)象，都在頻頻向我們拉響警報。就我個人的研究領域而言，近三年之中，認真追蹤當下軍旅文學創(chuàng)作態(tài)勢的文章僅做過一篇，即研究朱蘇進、韓靜霆、朱秀海、喬良等人的幾部長篇新作的《90年代：長篇軍旅小說的潮動》（《文學評論》1996年第1期）。所余主要精力，均用在“回顧”或“懷舊”一方面：或對新時期軍旅文學運動做出某種闡發(fā)與總結，如《鄉(xiāng)土中國與農(nóng)民軍人——新時期軍旅文學一個重要主題的相關闡釋》（《文學評論》1994年第5期）和《新時期中國軍旅小說的基本格局》（《當代作家評論》1995年第1期）；或干脆對整個當代軍事文學進行一種歷史的清理與爬梳，如《中國軍旅詩：1949—1994》（《解放軍文藝》1996年第2期）和《中國軍旅小說：1949—1994》（《當代作家評論》1996年第4—5期）。我的研究重心的“轉移”，有自己人到中年“懷舊情結”滋生的驅動，有科研課題的需要，但同時也確實囿于當下軍旅文學精品力作的匱乏，缺少可言說性與可操作性，從而不得不“舍近求遠”去回溯歷史。這大概也就反映了創(chuàng)作對批評的一種制約——或如某些人所言，是批評對創(chuàng)作的一種依附吧。

具體落實到《昆侖》來看，近年景況也頗為窘迫，不如人意處亦不在少數(shù)。譬如缺乏深沉厚重、大氣精美的能在全軍乃至全國產(chǎn)生廣泛影響的代表性作品，尤其是缺少能敏銳及時、深刻犀利地反映部隊現(xiàn)實生活與重大矛盾的成熟之作；又譬如缺少一支穩(wěn)定的呈梯次的作者隊伍，尤其是不能連續(xù)推出一批引人矚目的文學新銳，并能迅速頂替前代作者逐漸“隱去”的空缺位置，從而肩負大任，獨當一面；再譬如刊物多年來以為旗幟和號召的英雄主義與陽剛之氣正在稀釋與淡化，逐漸被一種世俗之風和庸常之氣所取代；還譬如刊物的“拳頭產(chǎn)品”小說的創(chuàng)作態(tài)勢日見式微，將越來越多的版面拱手相讓于報告文學……所有這一切，都從方方面面“消解”或銷蝕了《昆侖》所曾達到過的高度和“含金量”，使其作為一家具有鮮明個性與風格的全國性大刊刊物的定位受到了空前的質疑與挑戰(zhàn)。處于此種情勢之中，《昆侖》究竟如何是好？

按理說，“滄海橫流，方顯出英雄本色”。越是在軍事文學面臨“消解”之際，越需要一種召喚，一種凝聚，越容易反襯出一方陣地的重要，也越容易托舉起一個刊物的品格與特色。具體而言，如果能在重新組織作者隊伍方面做出某種努力，那就將功莫大焉。眾所周知，由于各自的局限性，前述三代作者都存在一個亟須重新深入生活或拓寬生活層面的緊迫問題。分期分批、有計劃有目的地組織三代作者到全軍各典型部隊去參觀訪問乃至深入生活，不僅可以起到補充創(chuàng)作素材、激活創(chuàng)作思維之近效果，還可以收獲凝聚“軍心”、鼓舞斗志之遠效應?？锏母逶粗S富，質量之提高，面貌之刷新也將是指日可待的。

作如此之建議，顯然大有“站著說話不腰痛”之嫌疑。它的實施所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恐怕正是當前刊物的“難言之隱”。如果它暫時只能作為紙上談兵式的理想設計，那么，我們還可以退而求其次，從現(xiàn)實出發(fā)，再考慮一種改良方略或“保守療法”，即將《昆侖》改為長篇小說?？４艘环铰裕梢哉f一方面是為現(xiàn)實所逼迫，另一方面卻也是因現(xiàn)實所需要。它起碼包含這樣三層意思：一，它順應了當前各方重視長篇創(chuàng)作的大勢所趨；二，它為愈來愈多的成熟的軍旅作家的長篇新作提供了首發(fā)陣地（亦不妨礙作品在該社出書，或者正可起到廣告促銷作用），并以此為特色和其他軍隊文學刊物進一步拉開距離，明確定位；三，由于長篇稿源的“少而精”以及相當一部分稿件可能和本社其他部門共同編輯或交叉操作，刊物甚至還可以在現(xiàn)有基礎上再度壓縮人力、物力和財力……

好啦，幾句“多余的話”本屬多余，早該打住。只是借此《昆侖》百期之際，我從一名忠實讀者、作者和軍旅文學研究者的角度瞻前顧后，不揣冒昧作以上進言，無非是表達一種復雜心情和真摯祝愿吧。

愿《昆侖》和我們同在。

《昆侖》，珍重。

1997年6月30日深夜

“香港回歸”前夕于京西魏公村

（載《昆侖》199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