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人口土地管制和城市化中斷可能造成的大衰退

編者按：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席卷了世界，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在當年底也急劇下滑。由于貨幣和財政政策的強力過度刺激，2009到2011年的增長形勢還算樂觀，期間M2增長規(guī)模較大，人民幣不是國際貨幣，其投放造成國內消費物價和房價快速上漲，國內政府、國企、銀行和其他經濟性質的負債率也大幅上升，經濟泡沫和金融風險加大。力盡低來，到了2012年，增長速度跌到了8%以下；2014年前三季度，GDP增長速度更是下滑到了7.4%，2015年的經濟形勢多數人預計下行。我們面臨的關鍵問題是，經濟下行，會是長期的呢，還是短期的？如果是長期的，時間多長，下行程度多大？

中央黨校周天勇教授主持，用建立模型、數據對比的分析的方式，正在進行“經濟下行的深層次原因及其擺脫大衰退的思路和對策”課題的研究，并從中國經濟體制和結構歷史變化過程及其前因后果的邏輯，通過經濟各流量的流動脈絡、流程、梗阻，觀察國民經濟人口和財富的萎縮、擠壓和漏逃壓力，較為清晰地揭示國民經濟增長突然下行的前因后果和邏輯過程，以此對癥提出提振國民經濟增長能力，以及防止大衰退的思路和對策。鳳凰財經將陸續(xù)刊登周天勇教授系列分析文章，往大家參與討論。

中國未強先衰、未富先滯，城市化還沒有完成，在這樣的格局下，經濟增長掉頭下行，不能不說是一個發(fā)展的悖論。其迷底是什么？體制和政策的因果鏈，相關指標比較代表的實際流程和各方面的內在關系，與所比較的國家和地區(qū)有什么樣的不同，可能是打開中國經濟增長下行真正深層次原因的鑰匙所在。也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判斷從2012年開始的衰退，是短期，中期，還是長期的？是小衰退，中衰退，還是一次大的衰退？據此，有針對性地謀劃應對衰退，甚至是應對中國未來可能面臨的長期和危機性大衰退的戰(zhàn)略和對策。

（一）人口萎縮和老化的衰退風險

消費是人口為基礎的需求支出，而生產則是一國是以勞動力和人力資本為能動推動力的過程。因此，人口、勞動力和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及其速率，不能不是影響一國經濟增長速度的最重要因素。

從上表可以看出，與韓臺高增長初與末比較，中國大陸高增長結束之年，人口生育率和增長率已經降低到了與其一樣，甚至還要低的水平；而年齡中位數，要比韓臺老10歲，人口老齡化比率比韓臺高2個百分點。

與德國、日本、韓國、臺灣等國家和地區(qū)相比，如果從20世紀70年代提倡算起，我們比較特殊的是實行了長達40多年的越來越強制的計劃生育政策。而這些國家和地區(qū)雖然沒有實行強制的計劃生育，無一例外地也進入了老齡化和人口低速增長的社會，而高增長結束，通過指標對比分析，恰恰都是人口老化和低增長時，經濟增長速度也大幅度放緩。

人口增長變動的客觀規(guī)律是：從農業(yè)社會的高生育率、高死亡率和低增長率，到工業(yè)社會初時生活醫(yī)療改善而生育習慣沒有改變時的高生育率、低死亡率和高增長率，再到工業(yè)化社會中后期時撫養(yǎng)成本、職業(yè)競爭、食品安全及污染等影響下的低生育率、低死亡率和低增長率。再沒有政府強制干預時，它是一個自然的過程。

中國實行了力度較大和時間較長的強制性的計劃生育。其結果是：0到14歲的人口，從1982年的34146萬，下降到了22316萬，絕對數下降了2013年的近1.2億人；而65歲以上的人口則從1982年的4991萬，上升到了2013年的13199萬，增加了8000萬之多。小學和中學的在校生，勞動年齡人口等數量的減少，近幾年規(guī)模均在300萬人左右。普通小學數量，從1978年的94.9萬所，減少到了2013年的21.3萬所。更嚴峻的是，在2020年之前，老齡人口將增加60%，而勞動力人口將減少35%。

進行的比較和相關性分析表明：絕大部分世界先發(fā)達國家和新興工業(yè)化國家人口生育率、中低齡人口規(guī)模、人口增長率下降，老齡人口比率上升等指標曲線變化較緩，變化到同樣點的過程較長；而中國各相關指標曲線變化較陡，到同樣點的過程較短。而人口生育及增長下降和老齡化與經濟增長速度的下降，呈很高的正相關性。這就是中國經濟為什么高增長結束要比韓臺提前9到14年，并且未強先衰的最重要成因。而計算的高中低預測：由于對龐大人口的過度過急性壓縮，導致消費、勞動力供給將急劇和深度下滑，養(yǎng)老和醫(yī)療等成本將急劇上升，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將受到嚴重影響，如果沒有預先有效的戰(zhàn)略和策略性的應對措施，中國未來的國民經濟將陷入持續(xù)和深度的大衰退。

（二）從相關數據看中國城鎮(zhèn)化

盡管不時地看到有關逆城市化報道、文獻研究，但從全球大數據，各國的統(tǒng)計看，人口從農村向城市流動和集中，是一個不可抗拒的規(guī)律。除了一些人口城市化比率達到75%以上的國家和地區(qū)外，其他國家的人口，包括世界人口總的趨勢，仍然是城市人口的比例在不斷地上升。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qū)，與中國不一樣的是，沒有對這樣的人口流動進行管制。

另外一項重要的制度是，絕大多數國家，在人口從農村向城市流動過程中，其土地資源產權是確定和明晰的，可以通過市場機制調節(jié)其再分配，并且在投資、交易、入股、出租、抵押、繼承、土地環(huán)境改變等過程中，逐步升值，使農民在向市民的轉變中，也獲得了一部分土地財產增值帶來的收益。但是，在中國，即使1978年后，也實行了集體所有、農民承包的體制，產權不明確；而土地資源的配置也只能由政府出讓或者寡頭行政壟斷拍賣的方式；宅基地和耕地的流轉，受到種種限制。

對人口流動和土地資源實行不同的體制，與城市化，以及城市化推動的經濟增長有什么關系呢？我們用數據來分析問題。

1、中國特有的偽城市化

雖然中國2013年按照常住6個月以上人口統(tǒng)計的城市化水平為53.73%，但是，真正意義上的城市化估計只有33%左右。2013年底全國農民工總量為26894萬人，其中，外出進城進鎮(zhèn)農民工16610萬人，本地進城進鎮(zhèn)農民工10284萬人。加上他們所帶的家屬人口，估計達3億左右。但是，絕大部分沒有轉成城鎮(zhèn)居民戶籍；根據國家統(tǒng)計局的調查，只有0.9%的務工農民在工作當地購買了有自己產權的住宅；大部分務工農民的子女，不能享受城鎮(zhèn)的義務教育；相當一部分農民工及其家庭，沒有進入城鎮(zhèn)醫(yī)療養(yǎng)老社會保障體系；還有相當多政府為城鎮(zhèn)居民提供的其他公共服務，進城農民工及其家屬人口也沒有享受。這與人口自由流動德國、日本、韓國和臺灣地區(qū)的完全意義的人口城市化，有著巨大的差別。

2、政府從土地上拿走過多并推高房價

1978年以來，我們對土地體制逐步進行了改革，但是，其中的農村和城郊的集體土地，如何規(guī)劃為建設用地，必須得經過從集體土地向國有土地的國家征用；并且建設用地從過去的劃撥出讓，到協(xié)議出讓，再到政府行政寡頭壟斷的招拍掛，使住宅用地部分，價格暴漲，推高了房價；由此也形成了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相當多的農村土地，政府幾萬元征收以后，再招拍掛高以幾百萬元的價格倒賣出去。

2013年土地出讓金收入3.9萬億元，占全部農民人均純收入的70%。2004年以來，由于收緊地根，嚴格的招拍掛，一家行政賣地，千家競家，價高者得；而在需求疲軟，達不到政府高價目標時，則以所謂的流拍停止供應土地。產權和賣地體制，招拍掛和土地財政機制，共同形成推高地價的強大力量。近幾年數據的計算，房價中50%左右，是政府的土地出讓金，加上各種稅收，政府在房價款項中所收比例高達70%—75%。

全國房價收入比，總體上已經超過合理的5—6水平，一般的工薪階層，買不起城鎮(zhèn)的住房。特別是北上廣杭深等特大和大城市的住宅，房價收入比高得離奇，在20—到40的水平，成了一家買房，父母親戚朋友共助；而許多人因買房而淪為房奴。

3、農民購買能力低、住宅過剩和分配嚴重不均

從農村農民，包括進城農民及其家庭來看，到城鎮(zhèn)買房，特別是在工作地買房，大部分人毫無希望。農村的農民每戶年收入35584元，如果直接到城鎮(zhèn)中購買，其房價收入比為17.53，也即農民不吃不喝積攢17.53年，才能買得起城鎮(zhèn)中的住房。而工作在城鎮(zhèn)中的農民工，其兩口就業(yè)人的年收入為62616元，房價收入比為9.96年。也不可能有支付能力買得起。即使農民工在城鎮(zhèn)租住，其成本也相當高昂。根據國家統(tǒng)計局2013年的統(tǒng)計調查，農民工人均月生活消費支出892元，其中，平均453元用于房租，占消費支出的50.78%，遠高于國際平均水平的30%左右。

1991年到2012年底我國城鎮(zhèn)住宅竣工累計套數，加原有存量，城鎮(zhèn)住宅存量約為2.2億—2.5億套。2013年和2014年1—8月新增1167萬套。城鎮(zhèn)中有70億平米的小產權房，合7000萬套?？紤]拆除的與2500萬套保障房相抵，2014年8月底，城鎮(zhèn)住宅存量大約在3億到3.3億套。

到2014年8月底，正在施工的465242億平米，新開工的80173億平米，總量約5454萬套。全部竣工，城鎮(zhèn)總計將有38454萬套住宅。每套住3.5口人，可容納134589萬人，幾乎可以讓農村全部人口居住到城鎮(zhèn)中。2013年，我國城鎮(zhèn)住宅市場的整體空置率達到22.4%，城鎮(zhèn)地區(qū)空置住房約為4898萬套。按3口人一戶，不到2.5億戶家庭，即使不再開工建住宅，全部竣工后，城鎮(zhèn)常住人口每個家庭為1.54套住宅。外出農民工和一部分老人，在縣城等城市和城鎮(zhèn)購買了大約1500萬套。1.5億戶城鎮(zhèn)戶籍居民將擁有3.7億套住宅，每戶平均2.5套。

按照城鎮(zhèn)居民人口中，21%有多套房，66%平均一套房，13%無房租住計算。目前已有的3.3億套住宅存量，減去1500萬被農民工買去的住宅計算，城鎮(zhèn)居民中有1套房的9900萬戶，無房租住的1950萬戶，多套房的3150萬戶家庭擁有6.85套住宅。

（三）城鎮(zhèn)化的中斷：出返雙向不良漏回

對人口從農村向城鎮(zhèn)流動的管制，包括虛無產權的集體土地制度，加上建設用地從集體強制征用為國有，農民除了微薄的農業(yè)和打工收入外，失去了他們祖輩土地的財產性收益，其價值大部分轉移為地方政府的收入、開發(fā)商的利潤、銀行的房貸利息、企業(yè)用地的溢價收入和城鎮(zhèn)居民房產的增值。農民的土地，變成了城鎮(zhèn)中的住宅、商樓、工廠、學校、醫(yī)院、高速公路、鐵路和高鐵等，但他們總體上沒有從中獲得應有的利潤，成為他們的創(chuàng)業(yè)資本，成為他們購買城鎮(zhèn)住宅的一部分購買能力。

仔細要分析的是：德國、日本、韓國和臺灣城鎮(zhèn)化的流程和脈絡，與人口管制和不同土地體制下的中國大陸，大不一樣：（1）德日韓臺人口從農村向城市流動中，沒有阻隔和障礙（實際上是農民進入城市的成本較小，難度不大，時間較短）。而中國大陸對人口向城鎮(zhèn)的流動，進行了阻隔，設置了障礙，雖然逐步在打通流動進入的渠道，但至今也沒有徹底放開。（2）德日韓臺土地資產是一種市場屬性的資源，能隨著人口流動的變化而重新配置，發(fā)生了從單純農業(yè)生產資料向土地資產的轉型，土地財富得到了增值，土地的集中和再配置提高了效益；農民不僅在現代化的農業(yè)中增加了收入，并且土地產權是明晰的，可以在市場中流轉和再配置，至少在交易、出租、入股、抵押、繼承等活動中，從土地財富的增值中得到了可觀的收益。而中國大陸的體制和結果是，產權不清晰，沒有市場，農業(yè)用地由于不能流轉，不能順暢地集中和規(guī)模化，農業(yè)不沒有較高的收益流回農民，土地從農業(yè)和農村建設用地向城鎮(zhèn)和交通等其他建設用地轉變，必須強制征用為國有，形成的是政府行政寡頭壟斷的招拍掛土地市場，推高地價，但土地財富增值的利益流回農民的卻是很小很小一部分，這與德日韓臺形成了巨大的差別。

（3）德國、日本、韓國和臺灣等國家和地區(qū)的農民，可以用土地財富增值形成的收入，成為其創(chuàng)業(yè)興辦小企業(yè)的資本，并有到城鎮(zhèn)購買住房的能力，且由于土地的供給的競爭性（與中國大陸土地行政寡頭壟斷招拍掛相反），城市中的地價在城鎮(zhèn)化的進程中，沒有象中國大陸漲的如此離譜，加之農民創(chuàng)業(yè)和土地收入，使其有到城鎮(zhèn)購房的能力，進入城市的新市民人口，大部分有了自己產權的住宅。如臺灣地區(qū)在1980年時，城市化水平65%，但城鎮(zhèn)中居住和工作的85%家庭有自己產權的住宅。只要住下，他們就成了城市中永久的市民。而從前面的分析看，中國大陸進入城鎮(zhèn)打工的農民，沒有能力購買城鎮(zhèn)中的住宅，非常重要的關節(jié)點是，他們大多是在漂泊不定，到處流動，城鎮(zhèn)中打工6個月以上，甚至是十數年，幾十年，但不能轉變?yōu)橛谰玫某擎?zhèn)居民。老年后，有一小部分回到附近的建制鎮(zhèn)和縣城買了房度過晚年，而可能大部分人老了后，還是要回農村。

這樣一個從流程的視角去思考問題，我們發(fā)現，從人口的流動脈絡看，德日韓臺的人口城市化是從農村穩(wěn)定地流動和集中到了城市，是從農村到城市的“出去單向良性流動”；而中國大陸的城市化則是青年從農村出來，流動到城市，不能在工作地永久地居住下來；而是在不同城鎮(zhèn)間移動漂泊率高，不能固定基本居住，一小部分脫離工作地而在家鄉(xiāng)附近的建制鎮(zhèn)和縣城購買了住宅，而大部分進城農民中老年后，還是要回到農村生活老去。是一個從農村到城市，再從城市流回到農村，一小部分流回到縣城的“出返雙向不良漏回”！從國民經濟的消費流程看，如果農村人口城市化是“出去單向良性流動”，則這部分人口除了需要就業(yè)外，還要購買住房，支付子女的教育，要有城市居民的生活消費水平和方式，需要有城市水平的醫(yī)療和養(yǎng)老，這樣的財富和消費水平，比他們暫時居民城中，再回到農村生活，要高出3到4倍左右。因而，從支出法衡量，形成3億人口左右并是城鎮(zhèn)人口消費水平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消費塌陷區(qū)。

過去我們在人口流動上或多或少地實施了怕城市化的管制體制，而在農村土地方面實行了防止形成再次土地集中的產權不清晰并土地資源不能流動配置的體制，出發(fā)點是防范城鎮(zhèn)就業(yè)壓力加大，預防城市污染擁擠等城市病，保護農民利益，消除收入和貧富差距。但是，對比起來，德日韓臺等國家和地區(qū)，人口流動是自由和放開的，土地的產權是清晰的，土地資源交由市場配置，他們順利地實現了人口80%以上的城市化，工業(yè)化與城市化同步，失業(yè)率較低，環(huán)境得到治理，交通相對并不擁擠，特別是吉尼系數都較低，收入分配和財富的擁有較為公平。反到是我們“好心”的體制，卻造成了城市化嚴重滯后于工業(yè)化，城鎮(zhèn)大學生就業(yè)困難，生態(tài)環(huán)境污染嚴重，交通擁擠，城鄉(xiāng)收入和財富差距較大（中國大陸吉尼系數的60%，是城鄉(xiāng)差距造成的）。到底為什么，難道還不應當使我們反思嗎？

簡言之，如果這樣的流程繼續(xù)下去，不能改觀，簡單地從中國大陸城市化只有53%多，真正的城市更是只有35%不到，城市化到80%還有強勁的推動力，將會成為泡影。而我們面臨的可能是城市化中斷與人口萎縮及老化疊加造成的國民經濟持久和深度大衰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