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經濟學家，普列奧布拉任斯基遠比布哈林優(yōu)秀，但是他也是一個較為專業(yè)化的思想家，依賴于托洛茨基的思想，普列奧布拉任斯基提供了有關社會主義原始積累的整體觀點。這是一種合理的勞動分工。如我們在以上第十二章已看到的那樣，托洛茨基進行嚴格的經濟分析的能力非常有限。然而，作為一個創(chuàng)新型的馬克思主義者，能與之匹敵的人幾乎沒有。托洛茨基比包括列寧在內的其他任何布爾什維克理論家，都更有條件對革命后的俄國的情形進行具有思想上的連貫性的解釋。不斷革命論正確地分析了十月革命的階級動力學。同時，它最小化了對可能的社會主義收益的預期，這種收益是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后可能實現(xiàn)的。不斷革命論也依賴于不平衡和綜合發(fā)展這一更具一般性的概念，后者突出了20世紀20年代蘇聯(lián)的形勢中存在的矛盾（參見以上第十二章）。

然而，托洛茨基的獨創(chuàng)性思想，在一個關鍵之處誤入歧途，布哈林和斯大林很快察覺到這一錯誤（以及其他一些實際上是他們自己的想像虛構出來的錯誤）。最顯而易見的是，布爾什維克的政權在革命孤立的條件存活了下來。1924年，斯大林用列寧帝國主義對抗背后不平衡發(fā)展的概念解釋了這一點。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之間存在的分歧，阻礙了它們對蘇聯(lián)進行統(tǒng)一的持續(xù)的軍事進攻。雖然托洛茨基承認這是事實，但他不承認他的錯誤源于他自己有關帝國主義的觀點，這種觀點（自相矛盾地）低估了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之間不平衡發(fā)展的重要性（參見以上第十二章和第十三章）。因此，斯大林聲稱，托洛茨基從來沒有真正理解現(xiàn)代資本主義的本質。在斯大林看來，在未來，在蘇聯(lián)建設社會主義時，帝國主義國家之間持續(xù)存在的分歧，可以被俄國的外交和第三國際消除軍事威脅加以利用。擴大革命盡管很重要，但不是生存所必需的。

與此相聯(lián)系的是對托洛茨基低估農民的重要性的指責。經常用荒謬的語言來表述的這種指責，主要建立在布哈林工農聯(lián)盟的理論基礎之上，使用這種理論的術語，布哈林和斯大林指出，即使是在革命仍然保持孤立的情況下，內部的沖突并不必然毀滅革命。革命的國際主義沒有被忽視，但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很大程度上夸大了它的重要性。

布哈林和斯大林也指出列寧的著作中存在類似的主題，他們注意到列寧的俄國革命進程的思想與托洛茨基的不同（參見第十三章）。布哈林對這一主題進行了闡述，他將1917年革命看成是無產階級和農民的聯(lián)合革命，而不是像托洛茨基一直認為的那樣，是兩種革命的融合。此外，布哈林認為，在無產階級領導下，不同階級之間的關系本質上是和諧的。無產階級專政作為一種新的國家形式，已經從總體上改變了階級關系，蘇維埃社會代表了真正的新的統(tǒng)一體。布哈林甚至承認民粹主義思想在這個時候在一定程度上看來是正確的。 555他的含意是清晰的：托洛茨基未能詳細說明俄國革命的性質，左翼反對派將農民視為恢復資本主義的力量的觀點是不合時宜的。同時，這時的布哈林認為，一國社會主義的可能性從一開始就內在于布爾什維克的努力中。

布哈林通過重新評價國際革命的經濟含義強化了這種認識，先前所有的布爾什維克，包括托洛茨基，都以一種草率的方式對待國際革命問題。正如在本章第4節(jié)提到的，布哈林強調小資產階級關系在世界經濟中的主導地位，堅持認為不可避免的革命的經濟成本，將很大程度上減少任何社會主義革命可能繼承的物質遺產。聯(lián)系他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剝奪本質的新觀點，布哈林得出結論：國際革命不可能為蘇聯(lián)提供多少經濟幫助。102 555在所有這些觀點中，存在著對馬克思主義的重大修正，尤其是當它和布爾什維克先鋒主義結合時，并且其大部分內容也被托洛茨基和普列奧布拉任斯基所接受。

布哈林和斯大林都沒有忽視，根據(jù)國際革命的可能性以及它最可能采取的形式，來重新組織他們的觀點。歐洲資本主義仍然是在戰(zhàn)后已經“穩(wěn)定”下來的有組織的實體。這一觀點意味著西方不存在即將來臨的革命，而且對蘇聯(lián)的武裝干涉在可以預見的將來并不構成威脅。與此同時，布哈林堅持認為，資本主義在外圍的發(fā)展已經停止了；帝國主義剝削現(xiàn)在具有了十足的寄生性。這為殖民地地區(qū)反對帝國主義的斗爭，而不是為無產階級革命創(chuàng)造了基礎。以列寧的著作中關于民族自決權（布哈林在這個觀點上與列寧和解了）的觀點為基礎，布哈林認為，甚至殖民地的資產階級都可能具有了進步的作用。因此，布哈林得出結論，第三國際不可能切實支持托洛茨基把不斷革命論推廣到所有落后的資本主義地區(qū)的企圖（參見以上第十二章）。

所有這些被布哈林派所堅持（到1927年時也被斯大林派所堅持）的思想，被托洛茨基認為是脫離了真正的列寧主義（他越來越把它等同于自己的思想）；是革命發(fā)生了退化的征兆，是為鋪平資本主義復辟道路的熱月反動提供了意識形態(tài)的外衣。1926年后，托洛茨基把其反對者的思想的核心，視為是一國社會主義的教條。這有一定的合理性。20世紀20年代中期，布哈林和斯大林低估了蘇維埃經濟結構中固有的內部矛盾，對其發(fā)展前景過分樂觀。此外，不應該太在乎斯大林學說的字面含義：他和布哈林都沒有精確地定義社會主義，甚至到那時他們也從沒有宣稱“完全的”社會主義可以單獨在俄國實現(xiàn)。相反“一國社會主義”學說充當?shù)氖菗魯∽笠矸磳ε蛇@一黨的派別的辯論工具，是拒絕托洛茨基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提議的象征。

這些提議，必然包含改變戰(zhàn)爭爆發(fā)前的立場，因為事實明顯地未能完全證明托洛茨基早期的思想。托洛茨基開始重新評價國際資本主義的狀況。盡管國際資本主義比托洛茨基在1917年預計的更富彈性，但它仍處在衰退過程中；問題只是比他原來預想的復雜了一點?！百Y本主義發(fā)展曲線”具有雙元結構：既有長期趨勢又有周期性波動。后者的表現(xiàn)和以前很相像，前者明顯地變得平緩或者是開始下降。托洛茨基認為，任何資本主義的穩(wěn)定都將是非常短暫的。資產階級社會不再是歐洲的進步力量，可以預計革命的情形會頻繁再現(xiàn)。只有在外圍地區(qū)，資本主義明顯地處于上升期，美國的情況可能也是如此。

托洛茨基認為，這為蘇聯(lián)結束政治上的孤立提供了機會。而且這意味著為東方的社會主義革命開辟了道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落后資本主義體系中的無產階級可以復制俄國工人階級的成就，因為經濟結構有助于已經擴展到俄國之外的不斷革命（參見以上第十二章）。只要“十月的教訓”體現(xiàn)在第三國際的政策中，只要拋棄布哈林和斯大林的“孟什維主義”，成功就是必然的。

托洛茨基關于歐洲資本主義處于下降期的思想，也為他提供了一個解決社會主義原始積累中固有困難的明顯的方法。他認為政治上的孤立，并不意味著經濟上的孤立。資本主義對市場的需求，可以被用于把俄國經濟重新融入世界市場中。這必然通過計劃來實現(xiàn)——當然不能放棄對外貿的壟斷，這可以提供暫時的和永久的利益。對消費品的進口可以被用來克服“商品荒”，根據(jù)比較優(yōu)勢形成的專業(yè)化，將極大地提高國有工業(yè)的效率。

融入世界市場的想法，也構成托洛茨基反對一國社會主義可能性的重要經濟思想，因為他正確地理解了這一學說，認為它意味著在蘇聯(lián)自有資源的基礎之上進行自力更生式的經濟發(fā)展。像普列奧布拉任斯基一樣，他強調蘇聯(lián)的工業(yè)無法在遵循價值規(guī)律的基礎上參與國際競爭，這對于縮小效率上的差距來說是必須的。如果不能做到或不能迅速做到這一點，蘇聯(lián)經濟會愈加難以抵御內部和外部資本主義要求在非管制的基礎之上開放經濟的壓力。國有部門將難逃一劫，蘇聯(lián)社會主義也將遭遇同樣的命運。更為抽象的是，托洛茨基將“歷史的基本規(guī)律”描述為“勝利最終屬于能為人類社會提供更高的經濟水平的經濟制度”。112 555社會主義革命向其它國家的擴展，將有利于生產力比單純依賴國內環(huán)境時獲得更充分的發(fā)展，沒有這種革命的擴展，就沒有一個國家，更不要說落后的蘇聯(lián)，有望超越國際資本主義取得的經濟成就。因此，托洛茨基能夠堅持其最初主張中的要點：如果資本主義的穩(wěn)定被證明是持久的，那么俄國的革命注定要消亡。

在托洛茨基看來，解決蘇聯(lián)現(xiàn)實情況中存在的矛盾的關鍵是政治改革。布爾什維克放棄對權力的壟斷是不可能的，甚至將黨內的派系合法化（自從1921年“退卻”到新經濟政策后就被禁止了）也是不可能的。但是，托洛茨基認為，通過承認批評是合法的，并把組織置于普通黨員的控制之下，重新恢復黨的無產階級特征是非常有必要的。這是鞏固無產階級力量的關鍵因素，類似的措施也可以有效地、普遍地擴大到國家制度中。總之，對托洛茨基來說，必須反對“官僚主義”。他似乎認為，一旦做到了這一點，他的思想就會明顯地獲得勝利，因為它們才是真正的列寧主義，因而也代表了無產階級的真正利益。結果，社會主義原始積累規(guī)律就將在經濟政策中占據(jù)主導地位，第三國際的資源就將被正確地動員起來終結政治上的孤立。

正如托洛茨基清晰地表明的那樣，他的整個立場建立在他將國際資本主義視為正在衰落的體系基礎之上。然而，缺乏對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失靈確切原因分析這一缺陷，一直存在于托洛茨基革命之后的著作中。他對這一問題進行的分析是深入的，但卻不夠嚴謹。此外，盡管他相信資本主義無法保持長期的穩(wěn)定與他的經濟融合主義和政治上的不妥協(xié)是吻合的，但是，他是以幾乎無法相互兼容的不同的方式表述后兩種觀點的。在托洛茨基看來，蘇聯(lián)經濟必將和平地融入資本主義世界市場中，同時，共產黨也將為通過作為革命的序幕的罷工展示自己做好準備。

1927年底，托洛茨基相信已經沒有多少時間可以用來挽救革命了：“熱月式的危險即將來臨”。116 555這反映出他認為蘇聯(lián)的內部矛盾激化了。確實如此。這時，當斯大林將左翼反對派成員開除出黨并將他們在國內流放時，“商品荒”以嚴重的糧食收購危機的形式顯露出來。1928年期間，這打破了布哈林派和斯大林主義者之間的聯(lián)盟，使得斯大林開始越來越多地使用被其擊敗了的對手的語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