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重點闡述生活政治的阿基米德點之二——行動的身體。半個世紀之前，身體研究成為政治哲學中的顯學。為了厘清政治哲學視野中身體的特殊性質，我們采納布萊恩·特納總結的兩類身體觀^[1]：一是對身體采用基礎主義的觀點，將身體理解成一個活生生的經驗，比如，尼采、海德格爾、后現(xiàn)代哲學家^[2]等。在認識論上，這種觀點采取反建構主義觀點——身體獨立于那些表征它的話語形式。二是采用反基礎主義的觀點，將身體概念化為有關社會關系性質的話語，結構主義就是其中的一個代表。在認識論上，此觀點采取建構主義觀點，身體被話語實踐進行社會性地建構，從理念上被認為是一個象征系統(tǒng)、交流系統(tǒng)，很完善地奠定在人文和社會科學中，比如，?？碌纳侮P注身體如何被話語所生產。這兩種觀點主宰了當代政治哲學內身體討論的大部分內容：反建構主義者把身體作為主動的力量，作為一種微觀的力量參與到合法性的爭奪之中，不停地向歷史進犯；后者認為身體受到以制度、知識等形式出現(xiàn)的國家權力的壓制，受到政治權力的管理、規(guī)訓和控制。

那么，吉登斯的身體觀究竟采取了何種立場，前者、后者還是超越兩者的觀點？他的身體觀與其生活政治之間存有怎樣的關聯(lián)？他的身體政治觀為當代政治哲學做出哪些貢獻？身體包含的哪些政治問題未引起目前政治哲學同程度上的關注，它與政治哲學生活轉向之間存有怎樣的關系。吉登斯認為我們可以從關系中的身體即“身體間”來開辟新的政治哲學路徑，為目前的政治困境提供解決方案，這樣的思路是否可行？帶著這些疑問，讓我們先來考察他身體觀的理論淵源，再來仔細解讀其具體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