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明

我父親唐振常先生逝世，瞬逾十年，墓木已拱，回首往昔，愴然不已。父親逝世之后，他的一些老友也陸續(xù)離世，那個時代的人和事已經漸行漸遠，不禁感慨萬千。趁著父親文集出版，翻檢這篇舊文，尚有言猶未盡之處，再次修改，隨集附上，算是對父親的紀念。但畢竟已過十年，這篇小文終究是遲到的了。

一九七七年，亦即父親虛歲五十六歲之際，寫成第一篇歷史研究文章《試論章太炎》，寄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歷史研究》雜志主編黎澍。黎澍回信說：“文章寫得很好?！保ㄟ@是黎澍的風格，說話寫文一向簡約）同時寄回稿件，將“試”字劃去，改成《論章太炎》，附帶一本《黃帝魂》，供父親修改之用。為了平衡《歷史研究》每期都有重點文章，《歷史研究》還特地將《論章太炎》挪到一九七八年第一期發(fā)表。父親的這篇文章，是批判“四人幫”將章太炎作為法家代表人物的觀點，直刺“四人幫”的影射史學，對于史學界的撥亂反正有比較重要的意義。文章發(fā)表后，《歷史研究》整理了一份讀者來信綜述，贊揚此文。父親的老上級王蕓生稱為“一炮打響”。日本和蘇聯的歷史學界也有反應。但“四人幫”把章太炎作為評法批儒的工具，不等于就可以反過來將章太炎反面化，父親在這一點上走了極端。他后來也意識到對章太炎批判過頭，未將此文列入自己論文的喜歡之列。記不得是哪一年，黎澍有信給父親，建議父親重新研究章太炎，扎扎實實真正把這個人物搞清楚。但父親不是耐心之人，不愿重復鉆在同一個課題里，不然，也許會有一篇《重論章太炎》。即使如此，還是不能不感覺到《論章太炎》對史壇的震動，畢竟此文點出了他人未曾深入研究的章太炎的另外一面。多年后，《四川政協報》副總編輯陳代?。üP名岱峻）寫文：“唐振常先生是以反對影射史學的研究方法治史而脫穎而出并成為一代大家的?！?sup class="calibre12">(1)至于文章之體，似乎震動更大，在父親的文章中，看不到“史家無文”的陋習。此時正值我上大學期間，暑假里，同學們往訪老師，老師說：“《論章太炎》這樣的文章我們搞歷史的寫不出來，你可以不同意《論章太炎》的觀點，但你不得不佩服《論章太炎》的文筆。”可為一例。

回到一九七七年，當時《歷史研究》編輯驚嘆于父親獨樹一幟的行文風格，詢問黎澍作者為何人，黎澍說：“唐振常是中國難得的一支筆?！贝耸吕桎鴱奈磳Ω赣H言，是《歷史研究》編輯告訴父親，父親也從未對外人言。《歷史研究》編輯還對父親說：“我們都等著你來。”所謂“等著你來”，源于黎澍建議父親赴京做他的副手，任《歷史研究》副主編兼中國古代史組組長。父親答應了，先將組織關系轉去，同時考慮雜志工作。這時，上海社會科學院恢復，考慮到赴京工作畢竟是一件大事，會有諸多不便，父親遂決定調入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稓v史研究》編輯得此消息，到黎澍辦公室對他說：“唐振常不來了？！”黎澍說：“他不來我有什么辦法？”此事算告一段落。

隨著父親日后文章的增多，他的文筆早已超過撰寫《論章太炎》時。讀父親的自傳，才明白其淵源實于從小所受傳統(tǒng)文化教育之特殊及后來接受西方文學熏陶，兩者融會貫通，并以其經歷與學問積累優(yōu)勢，其文風獨特也就自然鑄就了。而讀父親的文章，才體會到黎澍之言的更多含義。

父親出生于四川一個世家大族，曾祖父（唐家駒）為一八七六年（清光緒二年丙子）進士，其學生中多有著名學者，曾祖父最鐘愛的學生趙堯生先生后來成為著名詩人、文學家、書法家，為一八九二年（清光緒十八年壬辰）進士，入翰林院。先生同情維新，與戊戌六君子之楊銳、劉光第交厚。后為江西道監(jiān)察御史，直言切諫，嘗飛章彈劾奕劻、善耆、趙爾巽等，后以彈劾盛宣懷借債賣路而去官。梁啟超為先生私淑弟子。先生曾為祖父（唐仲威）伯叔祖（唐伯泉、唐叔均）之師，誼屬師生，情同手足，通家之好，情親多年，以至于前引文寫道：“不知是唐家造就了趙熙（堯生先生諱熙），還是趙熙光大了唐家。總之，唐振常又承續(xù)了這一學脈。”父親寫有兩篇記堯生先生的長文，與堯生先生哲嗣念君先生一直通信。

堯生先生在任江西道監(jiān)察御史前后，歷長川南川東各地書院學堂，一八九五年薦其門人周孝懷先生接館。孝懷先生后來成為政治名人、社會名流，在四川巡警道、勸業(yè)道任上推行新政，川人戲謔地歸納為“娼（設立紅燈區(qū)）場（首開勸業(yè)場）廠（建造幣廠）唱（改革川?。?。父親曾寫《周孝懷先生》一文，言其開蜀地風氣之先，直到一九四九年之后才在上海見到這位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的太老師“已是垂垂老矣，然神清氣朗，雖對后輩言語溫和，威嚴之相依然可見，可以想見當年的凜不可犯”，字里行間，無不感受到父親對孝懷先生的尊崇之意。

祖父伯叔祖的第三位老師，即是后來被胡適稱為在新文化運動中“四川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吳虞先生。課館不久，于一九〇五年帶著三個學生赴日本留學，兩年后回來。父親的《吳虞研究》，對這位太老師家世生平的考證極為詳盡。

曾祖父曾以工部主事外放四川榮縣知縣。不知什么時候，他在成都南城文廟后街購了住宅，宅共四進，大小房屋幾十間，有前后大花園，故又號稱“唐半城”。父親出生于此，并在此度過了對他一生產生決定性影響的幼年和少年時期。后來家道中落，約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前中期，曾祖母去世，老宅賣予一四川軍閥。從一九四九年直至今日，為四川省公安廳所在?！拔母铩焙蟾赣H難得幾次返鄉(xiāng)，總想到故居看上一看，終未成功。

盡管當時成都已是學校林立，祖父祖母（龔景漪）還是不讓子女進學校，仍然延師在家課館。父親的老師即是著名經學家劉洙源先生（洙源先生同時是佛學家，教祖父母學佛）。大約是覺得《經史百家雜鈔》、《古文辭類纂》、《古文觀止》并非佳作篇篇，洙源先生絕不按照上述三種選教。父親雖視每天背書為苦事，但對洙源先生的講解《左傳》和《史記》，卻興趣甚濃。中國的古文選編，也許如同我們現在選編的各種現當代小說、散文等卷集，包括語文教科書、報上經常宣傳的所謂大師的經典作品和得獎作品，文字好壞參差不齊（父親曾說，大文學家與大文章家，二者并非都能統(tǒng)一），老去讀那些文字未見得高明的所謂經典作品，只會誤人子弟。父親是幸運的，他遇到了一個好老師，讀到了一大批好文章，也背了一大批好文章，潛移默化，這對他后來倚馬千言，形成別具一格的行文風格影響甚大。沒有洙源先生與眾不同的教育，很可能產生不了父親的獨特文風。

后來洙源先生返鄉(xiāng)禮佛，父親插班建本小學，該校與私塾沒有很大差異。進入大成中學后，一周要上十八個小時的國文課，寫三篇古文。這些經歷，鍛煉了父親讀寫古文的能力。一年后，父親放棄一年學歷，考入成都縣中初一年級。學校的創(chuàng)辦人是父親的外祖父（龔維翰）。龔家為教育世家，父親的幾位舅父皆成都教育界著名教師，后來父親多曾受業(yè)，尤其受他的大舅父（龔向農）教誨最深。大舅父為一代經學大師、文學家和教育家，潛心著述，終身從事教育事業(yè)，曾任國立成都高等師范學校代理校長、國立成都師范大學校長，一九三一年成都師大與公立四川大學、國立成都大學合并成立國立四川大學，乃卸師大校長任，專任四川大學及華西大學經學教授，著述有經部三十九種、史部三十三種、子部二十七種、集部十二種共一百一十一種，門下弟子多有俊才碩學之士。大舅父逝世之后，先后有四部寫他的傳記。臺灣學者、章太炎黃季剛之門人并黃之女婿潘重規(guī)曾對父親說，他最感遺憾的，是抗戰(zhàn)時期執(zhí)教四川大學時，大舅父剛去世。他讀了大舅父著述，佩服之極。還有一段小插曲。章太炎弟子、著名歷史學家王仲犖是當年對父親《論章太炎》反感最有代表性者，經過幾次學術會議認識，在傳統(tǒng)文化上的共同語言反而使他們成了好朋友，王多次向父親表示對大舅父的景仰，說他在標校北史三書時，采用了大舅父不少考訂，并幾次希望父親整理大舅父遺作。父親自幼得大舅父鐘愛，一段時間寄居其家，常侍在側，大舅父著述之余，對他多有教導，父親終生不敢忘。祖母總對父親及諸姑母伯叔父說：“你們讀書做人，就要向大舅父和幾位舅父學?！备赣H在人格及學術上深受大舅父影響。他的幼年和少年時期，一直耳濡目染、心悟神接在傳統(tǒng)文化氣息極為濃厚的氛圍中，讀父親的文章，或是受他的教導，我都能感受到這種由深厚傳統(tǒng)孕育的無窮韻味和系人縈思的風度。

父親在成都縣中讀書的后期，開始接觸新文學，方有反封建的意識。至高中階段，幾乎讀完了當時成都所有的中外文學名著，其次讀得較多的是社會科學書籍。受抗日救亡運動的感染，接受了更多的進步思想。祖母早就看出了父親的天分，她說：“振常將來必會大有出息！”

一九四一年，父親高中畢業(yè)，以高中三年和全市畢業(yè)會考成績優(yōu)異可以免試升入國立大學。這時的父親是一名文學青年，想當一名作家，寫過幾篇短篇小說，大學想讀外國文學。然我的大姑父（程紹迥）是一位著名的畜牧獸醫(yī)學家（時任國民政府農林部漁牧司司長，一九四九年后任農業(yè)部畜牧獸醫(yī)局局長，一九五七年起任中國農業(yè)科學院副院長），人品又好，祖母極喜歡這個女婿，故要父親選讀農業(yè)。父親遷就祖母而違反本意，進入第一志愿重慶中央大學農藝系。但父親對農業(yè)毫無興趣，很想棄學而去。讀了半年不到，大舅父突然病逝，即以奔喪之名回家，借此不再返校，之后準備功課重考大學。

一九四二年，父親考入成都燕京大學外文系，按說應該如愿以償，然燕大外文系重語言而不重文學，父親對研究語言不感興趣，于是轉入新聞系。我曾問他為何不轉中文系，他說燕大的中文系太保守了。

燕大為教會學校，校風西化，受其影響，日后有人議論父親“洋派”。更重要的是，燕大教學理念與國人所辦大學不同，有的學系要有副修。父親所選為歷史。其中，一年半之內選修了陳寅恪先生魏晉南北朝史等四門課（寅恪先生受聘燕大時間約為一九四三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五年九月），是父親選修課中所選門數最多的課程。第一年歷史課考試，得了九十九分，是當年包括歷史系在內的所有學生中得分最高的，寅恪先生召往談話，囑以轉讀歷史系。作為一熱血青年，醉心學生民主運動，父親以“學生不是做學問的材料”婉辭。一九四九年后，父親多次后悔。澳大利亞國立大學遠東歷史系教授駱惠敏和香港大學中文系教授趙令揚曾感慨說父親如果轉讀歷史并在國外從事研究，一定會有更大建樹。然而，事已至此，后悔無濟于事，父親后半生終于走入治史之路。一九九六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擬重版寅恪先生《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經寅恪先生長女公子流求推薦，由父親作是書導讀。父親不敢也不能為老師之學作導，又恐五十年前所學已忘，遲疑多日，甫一動筆，才覺全然未忘，終于按寅恪先生治史之體寫成學習筆記。熊月之寫道，此筆記“述事論人，考鏡源流，融會貫通，純屬老到，讀后不能不佩服先生學問的博大精深”。父親改業(yè)治史后所寫文章，當可告慰寅恪先生了。

按照父親的說法，大學四年，未曾認真讀書，當時的學生運動宣言，絕大部分為他所寫；他的畢業(yè)論文《論新聞自由》，題目為黎澍所?。贿€寫過雜文、散文、短篇小說、隨筆。但也正是如此，他的文筆得到了鍛煉。父親可說是獨特的舊式教育與新式教育相結合所培養(yǎng)。畢業(yè)前夕，張琴南先生約其談話，詢入報社后何以展其所長。父親答曰愿以編輯終。琴南先生稍作沉吟，說：“你應該多寫文章?！鼻倌舷壬闯隽烁赣H的潛質所在，除去在電影劇本創(chuàng)作所以寫劇本為主和“文革”中被打倒外，父親一生都在寫文章（其實劇本也是由文章發(fā)展再發(fā)展而來，亦可算在文章范圍之內），他的職業(yè)多有變化，但以大多數時間而言，父親是一個文章家。文章家這一提法，并非我的創(chuàng)造，那是父親對王蕓生的評價，當時我還有點奇怪，何以有此一家。隨著閱讀文章的增多，我才感到，文學家未必是文章家，非文學家卻可成為文章家。網上有人說：“唐振常先生是個文章大家?！蹦鞘琴潛P之語，但父親能給后人留下的的確也就是他的文章了。

父親在《大公報》和《文匯報》工作時，撰寫通訊特寫常與同行有所區(qū)別，尤其在同一題材、同一條新聞的共同報道上，對比之下，常因其觀察敏銳、思考獨特及行云流水的文風受到好評和關注。舉二例。一是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九日上海文化界在辣斐大戲院舉行魯迅逝世十周年紀念大會，《大公報》與《文匯報》均做報道，《文匯報》的報道由該報記者陳霞飛所寫，兩相對照，《大公報》的詳盡報道使《文匯報》相形見絀，曾是《大公報》記者而時任《文匯報》采訪主任的孟秋江（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國四大名記者之一，另三人為范長江、楊剛、陸詒。一九四九年后任天津《進步日報》經理、天津《大公報》副社長、中共天津市委統(tǒng)戰(zhàn)部副部長、天津市政協副主席、香港《文匯報》社長）為此大罵陳霞飛，對父親則甚夸其稿。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上海周公館舉行一紀念展覽，還陳列了父親寫此報道的照片。

另一報道是一九五八年六月父親與劉火子、李立坤三人在《文匯報》寫的關于搶救邱財康的通訊，父親為主要執(zhí)筆人并總其成，署名劉振坤，各取三人姓名中一字拼成。文章發(fā)表后，在北京和上海新聞界引起重大反響?！度嗣袢請蟆穾缀跞霓D載，但不寫明轉載于《文匯報》，大約是覺得《文匯報》原來是份右派報紙，點名通訊是《文匯報》記者所寫，有替《文匯報》宣傳之嫌，而用了一個諧音的筆名“翟文蔚”，暗示摘自《文匯報》。英文《中國建設》雜志全文翻譯發(fā)表。新華社《新聞業(yè)務》雜志一九五八年第十期發(fā)表署名文章說：“文匯報的通訊：《鋼鐵戰(zhàn)士——在上海廣慈醫(yī)院里發(fā)生的事情》，可以說是同一天幾家報紙的通訊中最好的一篇?！@篇通訊是近來報紙上少見的好作品。它在某些方面可以說超越了過去的一些優(yōu)秀的新聞通訊的水平?！蔽恼赂叨荣潛P作者的寫作技巧和駕馭文字的能力。該刊同時發(fā)表新華社上海分社《我們?yōu)槭裁礇]有報道好邱財康》的署名文章，以為對照?！段膮R報》二〇〇九年五月二日近距離專版《邱財康?！颁撊恕弊哌^半世紀》一文還專門提到這篇通訊。當然，由于時代的原因，這篇通訊的指導思想是令人難以理解的。

新聞界有過這樣的話：“一個新聞（或通訊）一個中心?！备赣H以為不宜絕對化，有時為了多方面地表達主題，應按照事物的本來面貌去指出它多方面的意義。父親常說：“寫文章要撒得開，收得攏。文章不撒開，就顯得拘泥，讀之無味；文章不收攏，就會開無軌電車，漫無邊際，不知所云。”讀父親的文章，常感覺信息量很大，原因就在于文章撒開，了解了許多知識，而文章一收攏，又感覺很緊湊。這或許是父親的高明之處。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我上小學，下午無課，常翻父親的書櫥。一天下午，在父親書櫥的下半部分即木板櫥內右方翻到兩本油印的電影劇本和十幾本中國電影出版社出版的電影劇本。兩本油印本的劇本名分別為《日月光華》和《光明大道》，封面上均有父親對該劇本審查情況的簡單描述。在《日月光華》封面上寫道：“此劇本未予通過。”在《光明大道》封面上寫道：“此劇本已通過，導演已派，后以與同類題材重復而未拍。”中國電影出版社出版的電影劇本片名《球場風波》。我則將三個劇本一氣讀完。又一日，在上述同一部位的左方翻到不少批《球》文章，印象較深的有《沒有風波的“球場風波”》（此文現在網上依然可以查到），還有李天濟的一篇為《球》辯駁的文章，同樣是一氣讀完，很有點緊張之感（后來從父親處得知，黃鋼在《人民日報》發(fā)一長文出以深文周納之詞是分量最重的批判文章）?！拔母铩背?，平反后歸還書籍，兩本油印本及批《球》文章均未歸還，十幾本《球場風波》只還了兩本，上述所引文字，記其大意而已。而我則是在“文革”后才斷斷續(xù)續(xù)從父親口中得知他從新聞轉向電影的一些情況。

父親對新聞工作有八個字的評價：“轟轟烈烈，空空洞洞?！崩桎f：“新聞工作有三條出路，一是當作家，二是做學者，最沒有出息的是像某某某那樣，做一名報社管理人?！边@雖是一家之言，贊成者未必很多，父親卻深以為然，黎澍本人就是從新聞工作者轉為歷史學家的。一九五三年，父親在天津《大公報》工作，報紙業(yè)務轉向財經，父親甚感無聊，遂有去意，更兼他青年時代的理想是當一名作家，于是找了兼任中央電影局上海電影劇本創(chuàng)作所所長的夏衍，夏衍費了周章，《大公報》才予同意。五月，父親調入該所。

創(chuàng)作所設在武定路，學習蘇聯模式，花園大洋房，寫作住宿均在所內，條件優(yōu)越。艾明之敏感之極，他說：“我看這種狀況未必能夠持久?！惫徊粩的?，創(chuàng)作所解散，并入上海電影制片廠，父親亦隨之調入。

父親調到創(chuàng)作所，意圖是做編劇，夏衍說：“還是先從編輯做起。”于是，父親擔任創(chuàng)作所編輯室副主任，一年后，改做編劇，愿望是寫一部《司馬遷》的劇本。李洪辛勸他說：“先不要搞大部頭，還是從小做起?！保ɡ畹哪繕耸菍憽秾O中山》，父親對李極為佩服）父親接受了他的建議（幸虧未寫，在那個年代，此類題材的劇本寫得再好也未必能夠通過，即使通過，以司馬遷對漢武帝的態(tài)度很難說不會引來殺身之禍）?！豆饷鞔蟮馈吠ㄟ^而未拍?！度赵鹿馊A》交出后，起初反映較好，后以意見不一而勉強一改再改，已失父親原意，決定棄置。事后黃宗英告訴父親，趙丹對此劇本極感興趣，很想演此片主角。父親一笑置之。為此事師陀責怪父親，說你就應該去找趙丹，只要趙丹一句話，這個劇本就救活了。父親實在是一個不會公關的人。父親晚年曾說：“當時創(chuàng)作所不少人很緊張，怕寫不出劇本，怕通不過，我是一點也不緊張?！本巹≈?，寫了不少散文和雜文，還應出版社之邀，根據《三國演義》部分章節(jié)用白話文改編成《三氣周瑜》（筆名唐致）、《取成都》、《失荊州》（以我與胞弟唐元名中各取一字為筆名袁明，袁為諧音）等三本通俗文學讀物，從抄家所還不完整版本看，《三氣周瑜》連印三次，《取成都》連印兩次。接《文匯報》編輯陸灝來信，言他買到的《三氣周瑜》是上海文化出版社一九五七年七月第七次印刷，印數十五萬二千冊，加上原來四聯出版社印九千冊，共十六萬冊。這大概是當時業(yè)余生活太枯燥所致。第三個劇本《球場風波》總算通過開拍，但導演的分鏡頭劇本大肆改動，電影拍成后，父親面見海燕廠廠長沈浮，說導演歪曲了編劇的藝術構思，表示不滿。沈浮勸慰父親說，事已至此，無可挽回了。電影是導演的藝術，此言不虛。父親晚年曾說，作家可當，但電影劇作家不可為（倒是艾明之，早就意識到這個問題，在做職業(yè)電影編劇的同時，將主要精力放在撰寫長篇小說上）。但事情并不到此為止，《球場風波》成了丑化黨的領導的反動電影，父親為此檢討多次。這部電影是父親人生道路中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成就，卻給父親引來幾乎二十年的風波。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文革”后期，工宣隊為了“解放”父親，先要肅清流毒，陳必智奉命批判，批判完畢，他悄悄對父親說：“老唐，昨天晚上我把你的劇本從頭到尾看了一遍，我是一邊看一邊大笑。”雖然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和“文革”后重新放映，約在一九七九年，夏衍亦曾有文道及《球》被錯誤批判一事，但總有政治上庸俗和藝術上拙劣的尾巴。有一件事使父親稍可寬慰?！拔母铩焙螅橙?，曾任海燕廠副廠長而時任上海市電影局副局長兼上影廠廠長的徐桑楚偶遇父親，他說：“老唐，你到哪里去了？你應該回來！”他擔任第一、二屆編委會副主任參與編纂的《上海電影志》對《球》這樣評價：“影片直接取材于當代職工生活，在喜劇影片創(chuàng)作上有新的探索。影片上映后，被康生指責為‘反映了羅隆基思想’?！度嗣袢請蟆凡l(fā)表署名文章，視影片為‘白旗’，‘務必拔去’。在一段時間內使不少喜劇片創(chuàng)作人員‘談喜色變，望喜生畏’。在上海電影局召開的全系統(tǒng)的批判大會上，不僅影片的編導被批判，審查通過該劇本的副局長張駿祥、責任編輯李天濟等，也作了檢討?！绷甏?，父親帶我到和平電影院看此電影，一個直覺是，劇本結尾，市某局辦公室主任坐在中間，局籃球隊員們分別站其周圍，拍了一張全家福，給人以諷刺性的喜劇色彩；而電影結束，是男主角終于贏得了女朋友，兩人向一座橋或是一條街走去，給人以兩個男人追一個女人，最終以一個男人獲勝而告終的印象。這可能是父親對導演不滿所在之一。進入二十一世紀，中央電視臺電影頻道曾兩次在《流金歲月》欄目播放此片（當時該欄目安排在晚上七點四十五分至九點半左右），我兩次都看了。再聯想到以前看過的劇本，所謂“丑化黨的領導”，無非就是將局辦公室主任作為諷刺對象。不知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年，是否還有其他并非為適應現實政治需要而將諷刺作為手段的喜劇電影。私下揣度父親的本意，并非是要諷刺局辦公室主任，而是要將諷刺作為這一電影的主要手段，以達到喜劇的效果，而這恰恰是父親“在喜劇影片創(chuàng)作上有新的探索”之所在。《上海電影志》對《球》的評價著眼于“創(chuàng)作”而非導演藝術，亦可見父親當年對導演不滿之有理可尋。諷刺是喜劇的靈魂，沒有諷刺，喜從何來？真正意義上的喜劇電影，必然是以諷刺為手段的。這在今天，已是常識。父親只不過是選了局辦公室主任作為諷刺對象，依我觀之，這部電影寫得最成功的角色，不是男主角，而是這個局辦公室主任，演得最出色的演員，恰恰也就是演辦公室主任的演員周伯勛（周伯勛同時是此片制片主任。其介弟周峰，曾為電影演員，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任上海電視臺副臺長，與其妻雷愛媄為我父母多年好友?！拔母铩焙笃?，在周峰之子的婚禮上，周伯勛曾不無得意地對我弟唐元說：“你知道不，我是在你爸爸的電影里演重要人物的！”可見周伯勛對所演角色之喜愛和對自己演技之滿意）。對父親來說，《球場風波》拍成放映，已是“反右”運動結束之時，否則，父親被劃成“右派”必然無疑，這實在是不幸之中的萬幸了。

猶憶一事。一九八〇年，黎澍為父親的《章太炎吳虞論集》作序，言父親曾經是“（電影）劇作家”。當時我有點意外，心想到底是黎澍，口氣真大。直到父親逝世，我們子女也未認為父親稱得上電影劇作家。一部《球場風波》，批得連父親都認為自己“做文學工作恐怕也只是美夢一番，實際并沒有這方面的才能”，甚至“多年來希望把它忘掉”。一九八八年他寫悼念師陀文章，明明是寫他與師陀同住電影劇本創(chuàng)作所，他卻要寫成“住在辦公室”。一九九五年他寫懷念夏衍文章，也是要避開“創(chuàng)作所”，而寫成“我在他領導下工作。他并不常來這里，……每到我們單位來，……”，可見批《球》對他打擊之深。一九九六年，他為《李天濟電影劇作選》寫序，還說自己“于電影這個行當”“是個不合格的從業(yè)人員”，顯然當時父親也并不認為自己稱得上曾是電影劇作家。估計全中國也就黎澍一人有此一說（學術界多視黎澍為歷史學家和曾經的新聞工作者，卻未深入注意到黎澍與文藝的關系。黎澍擔任《華西晚報》主筆時，同時主編《華西日報》副刊，與文藝界尤其是文學界中人來往甚多。黎澍與夏衍為多年好友，李銳與夏衍相識，即為黎澍介紹?！拔母铩眲偨Y束，黎澍在給父親的信中，就提出要重新認識周作人的散文）。以前頗不理解黎澍說的“文章不在多，有一兩篇好文章就行了”，今日思之，按黎澍之意，寫作不可能篇篇佳作，惟其如此，不如集中精力，寫出一兩篇好文章。由此推論，黎澍是以此標準評價父親的電影創(chuàng)作的。

一九六二年，黎澍到福建開鄭成功收復臺灣三百周年紀念會路過上海，建議父親撰寫鄭成功的電影劇本。當時父親已經調到《文匯報》（一九五七年“反右”后，《文匯報》成了重災區(qū)，新任總編輯陳虞孫通過市委宣傳部將父親強令調去，前引徐桑楚的“你應該回來”即源于此），但人在曹營心在漢，仍想寫電影。父親曾說，一生有兩大夙愿，或是當一名電影劇作家，或是到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文革”后歷史所劃歸新成立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做一名研究員。黎澍的建議父親自然贊成，但寫此歷史題材的劇本，需要查閱大量的歷史資料，當時父親工作繁忙，除了中飯晚飯，還在報社夜宵，根本不存在查閱資料的業(yè)余時間。他對工作又極為敬業(yè)，即使是自己不喜歡的工作，也會認真做好，一心絕不二用。記不清是天馬還是海燕廠出面替父親向陳虞孫請創(chuàng)作假，此時正是陳虞孫要用父親的時候，當然不會同意。一度天馬廠要遷成都，父親既想寫電影，更想回成都，故想調天馬廠，后以天馬廠停遷而作罷。時隔多年，約在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某電視臺向陳白塵約寫電視連續(xù)劇《太平天國》，陳白塵以年老為由婉拒，推薦了父親，父親則以脫離文藝界多年為謝。父親一生，做專業(yè)電影編劇共四年，所寫三個劇本也就一個被拍成電影，調離電影界后，能有電影廠專門為他請創(chuàng)作假及他在電影界的老友（陳白塵同時是戲劇家、文學家）對他的器重，我們子女自然是感到欣慰的。

一個偶然的機會，在電視上看了攝于一九六二年的電影《大李、小李和老李》，發(fā)現此片故事情節(jié)與《球》極為相似。即使不看電影或劇本，在網上搜索，看看故事情節(jié)介紹，兩相對照，只要不帶偏見，亦可得出上述結論。豆瓣網上棠棣的日記《體育的作用》（寫于二〇一一年十月九日）言“《大李老李與小李》（原文如此——引者）甚至情節(jié)有沿襲《球場風波》的地方”，我以為是客氣的說法。該片有“經典電影”之稱，編劇多達六人，前三人為于伶、葉明、謝晉。編劇構思與《球》有何關系，不得而知。所知者，此片攝于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政治氣氛較為寬松之時，導演又為謝晉，終于名響全國。然而，《上海電影志》介紹一九五〇年至一九六六年的故事片，入選比例為百分之三十八，《球》入選而《大》未入選，編纂人員顯然自有其評判標準。

在此插一補白，一段時間，喜劇片創(chuàng)作人員“談喜色變，望喜生畏”，李天濟亦焦慮不安，生恐寫不出劇本來。但李是冰雪聰明之人，吸取教訓，殫精竭慮，創(chuàng)造了一種新的喜劇模式，叫做“歌頌性喜劇”，《今天我休息》大得好評。但我以為，此片絕未超過他的《小城之春》，這在整個中國文壇，是一普遍現象。個中原因，不言自明。

由于家庭的影響，父親對戲曲極有興趣?？既胙啻蠛螅硇脑拕?，后來擔任燕大海燕劇團團長兼導演，有時還兼演員。為了演戲，與陳白塵、吳祖光多有來往。由于父親的關系，陳白塵的《歲寒圖》、吳祖光的《少年游》即是由海燕劇團首演。劇團還演過曹禺的《北京人》等。編父親文集前，就我看到的父親所寫談藝文章，印象最深約六篇。一是一九六一年，荀慧生到滬演出，父親觀劇而且與荀閑談，寫了兩篇短文，刊于《解放日報·朝花》，用的是筆名唐致。我是站在郵局報欄前看這兩篇文章的，當時擠在人堆中站立看報的印象至今歷歷在目。二是父親同年寫的關于評彈的文章，根本就看不懂，但《于無聲處聽驚雷》這個從魯迅詩中借用過來的題目我卻再也未忘記過。時逢暑假，母親（陶慧華）帶我到她單位，同事對她稱賞此文，說很久不見父親用本名寫文章了。三是“文革”后父親寫的八千字長文《有鬼皆害辯》，發(fā)表于一九七九年二月一日《文匯報》。幾天后，他在衡山路偶遇趙丹、黃宗英夫婦，趙丹對此文贊不絕口，說頗有老舍的味道。我的大學老師上課講到希臘神話時，即談到這篇文章，引用文章開頭一句話“神出鬼沒”出以輕松。四是父親為陳白塵的話劇《大風歌》寫的劇評《黃鐘大呂奏大風》，刊于《劇本》月刊一九七九年五月號?！秳”尽吩驴H為滿意，《秦王李世民》（劇名可能有誤，但是寫李世民的絕不會錯）公演后，該刊向父親約稿此劇劇評，父親對此劇不甚滿意而婉辭。父親寫文有一習慣，長文須打草稿的，先直寫，且多繁體，修改后再簡體橫抄。《黃》文屬長文，自然直寫先打草稿，未料草稿一氣呵成，無須太多修改（這是父親多年新聞工作筆不暇揮訓練而成），也就未予橫抄，直寄陳白塵。數日后父親對我說：“陳白塵叫他老婆抄了一遍，這件事真有點對不住他們！”五是二〇〇六年八月，文匯出版社出版《筆會》六十年珍藏版《一個甲子的風雨人情》，此書收入父親用本名寫的一篇文章（刊于一九九五年五月二十五日《筆會》）和用筆名唐致寫的《杜十娘為何投江？》（刊于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二日《筆會》）。細查此書目錄，編輯似以一個作者（且多名人）只收一篇文章作為編選原則之一，即與《筆會》負責人聯系，告知唐致乃父親筆名。該負責人“噢！……”了一聲，似有驚訝之意。《筆會》不知唐致為何人，不以人選文而以文選文，顯然是看到了《杜》的價值。父親曾說，他在《文匯報》寫的文章，雖數量可稱驚人，但他自己只喜歡幾篇談藝的短文。編輯選了《杜》文，與父親的說法不謀而合。

“文革”結束父親進入歷史學界后，與文藝界的接觸少了，但文藝界似乎并未忘記他。一九七九年，上海市委宣傳部和《紅旗》雜志文藝部邀請文藝工作者座談，后在《紅旗》雜志上發(fā)表了包括父親在內的四人發(fā)言，父親的發(fā)言不是談藝，但他的即席發(fā)言連句成文，給我極深印象。同年，上海劇協和《上海戲劇》雜志舉行京劇《惡虎村》座談會，父親的發(fā)言刊于《上海戲劇》。一九九四年，為紀念周信芳百年冥誕，上海劇協邀請父親參加會議并寫作論文，父親謝絕了。想不到到了一九九九年，多年不看京劇的父親居然為《麒麟童生死情緣——周信芳與裘麗琳》一書寫了篇序，雖非談藝之作，畢竟與文藝有關。自然，寫此一段，早已超出本節(jié)標題的范圍了。

父親在青年時期開始追求進步，大學期間，經黎澍介紹，加入民盟，后來不知何故，脫離關系。到上海《大公報》后，黎澍擬介紹包括父親在內的兩人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向某新聞記者征詢意見，此人說：“要我為共產黨辦事可以，加入共產黨，太危險了！”黎澍恐重蹈覆轍再次暴露身份而用暗示提醒父親，但父親大大咧咧，沒有察覺。我曾問過父親，如果黎澍向你提出，你會如何回答。父親說，我當然答應。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中蘇友協上海分會召開第一次代表會議，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姚溱被推選為總干事，約在該月月底或一九五二年初，姚溱向《大公報》提出，欲調父親擔任中國人民保衛(wèi)世界和平反對美國侵略委員會上海分會（又稱“和大”上海分會、上?？姑涝謺└泵貢L（副總干事）。“和大”上海分會未單獨設立機構，秘書長（總干事）為王蕓生兼，日常工作由中蘇友協上海分會兼管，姚溱調我父親，實為到中蘇友協上海分會分管“和大”日常事務一攤，此事以《大公報》堅不放人而告結束。如果此事真能成功，恐怕父親也會設法調離。父親并非行政之才，何況他的興趣在文字之中。

從一九四九年以來，父親即積極要求入黨，但遲遲拖至一九五七年才予解決。究其原因，猜想是父親成名成家思想之故，但細審之，是否是組織上覺得父親像個民主黨派或傳統(tǒng)文人不像要求入黨的積極分子呢？這里暫且不論，留待下面再予詳說。

父親調到《文匯報》后，一段時期，政治氣氛較為寬松，《文匯報》辦得較為活躍，陳虞孫認為，《文匯報》辦得最有特色的有兩個版面，一個是文藝版，一個是學術版，他曾不無得意地對父親說，柯慶施從北京回來告訴他，柯從毛澤東那里得知，毛最注意兩張報紙，一張是《光明日報》，另一張就是《文匯報》。但到一九六四年秋，極左思潮愈刮愈烈，陳為避免自己受到處分，先行一步，丟車保帥，免去父親的文藝部主任之職，將《筆會》從文藝部中分出，任命父親擔任新成立的《筆會》副刊部主任，《筆會》每周只出一次?？梢哉f，在“文革”開始前的一九六四年，父親就已經被冷落在一旁了。

“文革”中，上海市電影局揪出一個裴多斐俱樂部，其源頭在創(chuàng)作所，共有六人，分別是師陀、李洪辛、李天濟、艾明之、石方禹，還有我父親。俱樂部的主要活動是打五百分，打牌大多安排在周日下午和晚上，晚餐之時自然要聊天，天南海北，國內外形勢，大小道消息，談得最多的是電影劇本難寫，審查難以通過。一九五八年，我家搬入新居，父親請師陀、艾明之、石方禹到我家來打過一次牌。艾明之家庭條件最好，在他家里打牌次數自然也最多，每逢酷暑，一到他家，李天濟就大叫：“冰水！冰水！”六人之中，只有艾明之家有冰箱。李天濟還常說：“李洪辛，天馬廠首席編劇！艾明之，海燕廠首席編?。　逼鋵?，李天濟又何嘗不是海燕廠首席編劇呢？父親曾說，二李分別為上述二廠及合并后的上影廠培養(yǎng)年青編劇出有大力。二李逝世后，追悼會極為隆重，上影廠還專門為李天濟的悼詞征詢父親的意見。再回到打牌，就是這樣一種娛樂活動，竟被稱之為帶政治性質的裴多斐俱樂部，父親寫了無數次的檢討和揭發(fā)。父親“解放”時，這些檢討和揭發(fā)竟未發(fā)還給他，卻被周振鶴在賣廢紙的地攤上覓得，他對父親說：“你揭發(fā)石方禹的材料在我這里?！闭媸橇钊颂湫苑?。

“文革”后期，一次，父親在浴德池洗澡遇見艾明之，兩人相視一笑，再無多言?！拔母铩睂嵲诎讶苏铝??！拔母铩苯Y束，我對父親說：“我看你們早晚要恢復打牌?！备赣H笑而不語。不久，父親打電話給師陀、李洪辛、艾明之，請他們到我家來，但未言打牌之事，也未言請了幾個人。他們來了之后，不知是誰說了一句：“我就猜到是要打牌！”這是他們“文革”后首次聚會，那天晚飯還是我燒的菜。后來還打過幾次牌，隨著年紀漸大，多電話聯系。

對于先我父親逝世的師陀、李洪辛、李天濟，父親均前往其家吊唁并參加追悼會且寫有悼念文章。李洪辛逝世后，父親還專門打電話給李的子女，囑其照顧好自己的母親，又為文《洪辛死而有怨》在報上發(fā)表。周振鶴看后打來電話，贊賞此文，又詢文章好像沒有結束。其實最后一段被編輯刪去了，故顯得有頭無尾。此文收入《川上集》時，父親未加注意，仍照原文收入。后來編《唐振常散文》時，我提醒父親《洪》文應有一結尾?？上Ц赣H寫此文時未打草稿，又不復印留底，當時已記憶不起原有結尾，臨時加了一句，仍嫌不順。

寫到這里，不禁想到一九九四年父親寫哀悼陳白塵之文。文中寫到“文革”后陳案未結，陳寫信給中共中央組織部長胡耀邦，胡調閱材料，約陳談話，很快解決。此段亦被報紙編輯所刪，所幸此文被父親收入集子時，均予恢復，歷史未被埋沒。

李天濟逝世后，父親與艾明之當晚即往李家吊唁，最后，父親說：“應該給石方禹打個電話?！保ㄊ度螐V播電影電視部電影局長后仍住北京）先是父親與石通話，通話完畢，父親說：“老艾也在旁邊?！卑髦闷痣娫?，止不住淚下：“我們也快了！”石亦痛哭不止。如今，裴多斐俱樂部六人中已五人過世，僅艾明之還在，雖然得了癌癥，但用保守療法，似無大礙。借此文，謹祝他早日康復。

對于父親的歷史研究，陳旭麓曾說：“你是異軍突起?！备赣H治史，以文化為主脈，于考據甚重，由小見大，擅長以細節(jié)推究史實對文化上的重大影響，最有價值者，為三篇論文和一本專著。其中《吳虞研究》源于一九七九年三月父親借到成都參加全國史學規(guī)劃會議機會，訪問了吳虞的門人和家屬。五月，父親去北京，參加中國社會科學院舉辦的紀念五四運動六十周年學術討論會。其間，談了對吳虞的看法，會議主持者甚以為然，請其大會發(fā)言。但父親以為，必須詳盡占有材料，方敢有其發(fā)言權。繼到中國革命博物館，窮一月之力，看了吳虞六十一本日記，最后寫成《吳虞研究》一文，文載《歷史學》季刊一九七九年第四期。父親的《吳虞研究》是國內外第一篇理清其家世和生平的文章。多年后，美國著名歷史學家周策縱還向父親索要這篇文章。然父親認為，此研究實際只做了上篇，即搞清楚吳虞的家世和生平；對于下篇，即吳虞的思想，雖然文中做了分析，則須進一步深入研究。但父親終究未去深入研究，原因還是他的不愿重復鉆在同一課題里。

《吳虞研究》原是寄給《歷史研究》的。當時黎澍有一設想，將《歷史研究》辦成涉及現實政治較多的歷史研究刊物，另外創(chuàng)辦一本比較純學術性的歷史研究刊物，于是，就有了《歷史學》這樣一本刊物。然而，歷史與現實豈可截然分開？《歷史學》辦了幾期，就辦不下去了，只好?？?。

《蘇報案中一公案——吳稚暉獻策辯》可以說是父親撰寫《蔡元培傳》前的準備文章。此文是一個小題目，但以小見大，“努力于具體歷史事件中探求其普遍的意義”。《書屋》雜志二〇〇三年第十期刊登傅國涌的文章《風雨百年“蘇報案”》這樣評論：“章太炎與吳稚暉，在這一震撼人心的歷史事件面前不同的選擇，成為百年史上一場聚訟紛紜的公案。章、吳筆戰(zhàn)不斷。……魯迅病危之際撰文評說此事，也是站在章的一邊。數十年后徐鑄成仍持此見。只有歷史學家唐振常經過嚴密考證，為澄清事實、還原真相提供了可信的說法?！薄短K》文乍看是一篇考證性的文章，其實涉及如何治史這樣一個大是大非問題，“為個人辯誣之意義小，求歷史公正之意義大”，此文曾被多家雜志轉載。父親極喜歡這篇文章，特地復印寄給他的大學同學兼好友駱惠敏。澳大利亞國立大學邀請父親做訪問學者，絕非駱惠敏僅僅因與父親的友情而出以大力，駱是極認真地看了父親的《章太炎吳虞論集》才鄭重向遠東歷史系推薦的。駱還寫信給父親，建議父親向研究歷史人物方向發(fā)展，以發(fā)揮他文學方面的特長。劉自立說：“他（指我父親）的史學，迄今為止，是我見到的最為人性化的史學?！币糜诖耍膫湟桓?。

一九九一年，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父親文章寫為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研究所擬在一九九二年召開上海史討論會，向父親發(fā)出邀請。按照慣例，參加學術討論會應提交論文并審查通過。考慮到父親年事已高，美方和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所均勸父親不必撰寫論文。父親堅不同意，于一九九一年底寫成《市民意識與上海社會》一文，在討論會上獲得高度評價，美國著名歷史學家魏克曼（又譯魏斐德）和葉文心大為譽揚。此文先后在香港和上海的三家雜志發(fā)表。一九九三年七月，父親接到《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綜合編輯室孟憲范來信：“從《新華文摘》看到大文《市民意識與上海社會》的摘要，又借來《學術季刊》一九九三年第一期拜讀原文，幾位同仁均十分贊賞！這是真正的社會史研究，也是真正的文化史研究！我們擬在我刊英文版采用?！辈痪茫吨袊鐣茖W》英文版全文翻譯發(fā)表。香港的《中國新訊》（China Mail）雜志亦將此文譯為英文發(fā)表。此文被稱為“開山扛鼎的力作”，在國內外均產生影響。人們常稱父親是上海史專家，父親總說，他的真正意義上的上海史之作，就是這篇《市民意識與上海社會》。

一九八三年初，父親花兩個月時間寫成《蔡元培傳》初稿。在此之前，父親寫了一篇短文《〈蔡元培先生紀念集〉書后》，寄《人民日報》總編輯譚文瑞。《人民日報》于該年二月八日第五版頭條刊登，譚文瑞回信說：“編輯對此文評價甚高。”《蔡元培傳》寫完后，父親有信給他在《大公報》的好友張契尼：“寫成《蔡元培傳》，我覺得在心理上有一種釋放的感覺。”潘亦孚就看出了此點，他在《解放日報》二〇〇〇年十月二十日《大人蔡元培》一文中寫道：“讀了《蔡元培傳》，……可是《蔡元培傳》讀一次卻不過癮。唐振常先生寫此書一定很痛快，因為看得出唐先生如鯁在喉不吐不快的心情，……也看得出唐先生僅僅吐了他認為非吐不可的一部分。”加拿大著名歷史學家陳志讓和法國著名歷史學家巴斯蒂夫人均信函父親，稱譽此書。浙江省文聯主席黃源在該書扉頁上紅筆題字：“一代巨人”。書中紅杠藍杠畫了很多，在“元培之‘大’，核心就在于他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學術自由”等下面均畫了紅線。著名物理學家、中國科技大學前副校長錢臨照寫信給父親，嘉許此書，尤其欣賞五四運動部分。

一九八六年，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和上海哲學社會科學評獎委員會聯合舉行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五年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優(yōu)秀成果評獎，特等獎下設優(yōu)秀著作獎，《蔡元培傳》本不在優(yōu)秀著作獎上報之列，自然也不在此獎評獎范圍之內。市社聯主席羅竹風說：“《蔡元培傳》我看了兩遍，應該評為優(yōu)秀著作獎！”（大意）如此，《蔡傳》才予評上。自然，臨時補上，當列為優(yōu)秀著作獎歷史類最后一名。

父親對蔡元培的思考并沒有到此為止。一九九八年五月三十日，父親在鄭州越秀學術講座演講說，“蔡元培是個自由主義者”，蔡元培一生最主要的精神是“無所不容，有所不為”。接著，父親又講到蔡在北大主張兼容并包、學術自由、思想自由，北大只有五十年的自由主義傳統(tǒng)，后來就斷了，并進而問道，我們現在“有多少學術自由？我看是很難說的”。這豈止是僅僅在研究歷史，這已經是在參與歷史了，這比他在一九九九年一月寫《蔡元培研究我見——〈蔡元培傳〉重印前言》論證“蔡元培是一個自由主義者”早了大半年。我估計，父親有此想法，可能還要更早一些。父親研究蔡元培，實際是在蔡身上寄托了自己的理想，與蔡在精神上有一共鳴。父親曾為文：“文學重情，文學家必多情；歷史無情，史學家應斷情?！逼鋵嶋y以做到，父親自己就未必做到，很難說父親對蔡斷情了。某年，上海人民廣播電臺記者采訪父親，末了，記者詢問父親人生格言，父親回答說：“我沒有什么人生格言，如果一定要說有的話，我喜歡這樣一句話：君子有所不為。”父親已將蔡的“無所不容，有所不為”融入他的立身處世之中了。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父親時常說胡適的“容忍”，其意思實際是一樣的。

西方一位歷史學家曾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蓖欢螝v史，不同時代的歷史學家會有不同的解釋。今天的現實到了明天就是歷史，歷史與現實，本來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能截然分開。正因為如此，父親對現實有著更多的關心和參與。

父親在上海生活了五十多年，他對這個城市有著更多更深的關注與付出。前述父親所寫《市民意識與上海社會》，全文結束，父親特地加了一段“結束語”，語氣沉痛，最后他寫道：“世界在前進，時代在前進。應該多想想上海如何前進，上海人如何前進。”一九九三年，父親寫《廣重塑上海城市形象論》，認為上海的城市性格可以用“有容乃大”、“生意盎然”、“為天下先”概括之，他寫道：“上海城市的性格，最是有容，最擔當得起這個大字，名副其實的海納百川。”這是父親研究上海歷史首次定論“海納百川”為上海城市性格之一（“海納百川”與“有容乃大”實為一個意思）?，F在“海納百川”滿天飛，似乎什么事物都可以套用，很有點俗不可耐。最后一節(jié)，父親用了這樣一個標題《撫昔說今》，可見他的用意：“要重塑上海，并不就是恢復昔日繁華，甚而過之。繁華只是表象，要就其內在，研究上海人，研究上?，F象，研究廣義的上海文化，這樣才能有更深層的理解，更可行的辦法，收更佳的效果?！被氐礁赣H所提上海的城市性格，所謂“有容乃大”、“海納百川”，究其根源，與他對蔡元培主要精神的思考與概括有關，“無所不容，有所不為”與“有容乃大”、“海納百川”是一脈相承，實際是一個意思。

寫到這里，有必要提一下《大公報》。父親年輕時是一熱血青年，投身學生民主運動，一旦進了《大公報》，頗不適應，經朋友勸解，才留了下來。如此，倒寫了大量的通訊特寫。經過數年的工作，父親逐漸了解了《大公報》，對《大公報》的看法逐漸有了變化。一九八七年，父親寫《上?！创蠊珗蟆祽浥f》（此文大部分內容被父親移入《早歲哪知世事艱——自傳之一》，故文集未收），明確提出，“一九四八年（《大公報》）香港版開辦之后，漸現出與時俱進的鮮明的政治傾向”。這是父親繼一九七九年撰寫《吳虞研究》提出“與時代同前進”后首次正式提出“與時俱進”，后來還在其他文章和座談會中繼續(xù)提到“與時俱進”。數年后，為防止“與時俱進”的庸俗化，又在一九九三年《壽則多辱？》一文中提出“與時俱進又不媚時，保持其清醒獨立的意志與見解”；更在二〇〇〇年《文人論政說是非》一文中提出“與時俱進而不媚時，既符合時代潮流，又保持獨立精神”?！芭c時俱進”針對的是知識分子必須接受新觀念適應新事物不能落伍，“不媚時”強調的是在任何歷史條件下知識分子不應淪為政治的婢女而應保持獨立地位。父親生前服務過數家單位，他在《大公報》僅七年，但最有感情者，卻是《大公報》。每到北京、香港，他必往訪大公老友。平時在家聊天，《大公報》亦常不離口。他還撰寫了大量的回憶《大公報》及懷念大公舊友的文章。父親晚年情系《大公報》，絕非一般的感情留戀，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共鳴，《大公報》是一張自由主義的報紙，李慎之早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給父親的信中就直言父親是一個自由主義者。這種感情，越到晚年，越發(fā)強烈。父親認為，《大公報》曾經是中國絕無僅有的一張報紙，它是近代中國報業(yè)的翹楚，其國際國內之地位和影響，在中國報界無出其右者。一九四一年，《大公報》獲迄今為止中國報紙唯一獲得的世界報紙最高榮譽——美國最負盛名的新聞學府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頒發(fā)的“密蘇里新聞事業(yè)杰出貢獻榮譽獎章”?！洞蠊珗蟆愤€是聯合國推選的全世界最具代表性的三份中文報紙之一，陳列于聯合國紐約總部韓馬紹圖書館，供人閱覽?！洞蠊珗蟆穼懢土艘徊繗v史，《大公報》自身也被載入史冊?！安稽h，不賣，不私，不盲”之四不主義是“忘己之為大，無私之謂公”的具體化，而對四不方針的最終體現，則是文人論政?！洞蠊珗蟆肥敲駠鴷r期最典型最具成效的文人論政的報紙，《大公報》的文人論政，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原則，從長遠看，是致力于國家的近代化現代化，然而文人報國有心，卻回天無力，文章報國難，《大公報》是知其不易而為之，這是《大公報》的悲壯之處。

前引父親《文人論政說是非》及他的《〈大公報〉百年將至所感》（均寫于二〇〇〇年七月）兩文，以他獨特的文筆表達了他對《大公報》結束文人論政的看法，實際上是對前引《上?！创蠊珗蟆祽浥f》中論斷的否定。此時的父親，對《大公報》的評價已達大徹大悟的境界了。在這以前的大約兩三年，陳鐵鍵向父親索寫條幅，父親以陳寅恪先生詩“自由共道文人筆，最是文人不自由”書贈之，其心情與二〇〇〇年七月所寫兩文時一樣，他想表達的不僅僅是對《大公報》的感悟，更是感慨現實社會中整個知識分子狀況的無奈與可悲。

父親撰寫歷史論文或專著，喜歡夾敘夾議，有時還對現實發(fā)表一點看法。他的史筆，有性情，有鋒芒，有寄托，文字絕不枯燥晦澀。一九九九年，安徽教育出版社《當代學者自選文庫·唐振常卷》出版，該文庫全國選十九人，每人一卷。二〇〇一年二月八日，《中國圖書商報·書評周刊》用兩個整版篇幅，以《二十世紀中國三代文史學人》為題，對三代學人進行評述。文章將該文庫作為第二代學人代表作之一，還摘錄了父親關于歷史和文章之體的一段論述。某年，上海社會科學院工作人員告訴我母親（時我父親已經逝世），市委宣傳部某副部長在一次會上說：“做學問，就應該像社會科學院的唐振常那樣！”（大意）聽到這樣的評價，我們子女自然是高興的。

可能有人認為，父親晚年只能寫寫懷舊散文和讀史隨筆，寫不出歷史研究論文，更不要談專著了，我則不以為然。父親年輕時喜歡讀梁啟超的文章，晚年準備寫《梁啟超傳》，他認為，從晚清維新派直到現代中國的民主黨派（尤其是民盟），這是一條發(fā)展脈絡，值得深入研究。父親曾說，百日維新、清末新政、立憲運動如果成功了，這對中國是一件很好的事情。父親的思想，從本質上講，是繼承了從維新派到民主黨派一脈相承的思想，這里所指民主黨派，可以劃到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中后期，也可劃到一九五七年。四十年代，父親投身民主運動卻不主動要求參加共產黨，他未必不知身邊有人（例如黎澍）是中共黨員，這本身就說明了問題。父親曾經對我談到他要寫《司馬遷》電影劇本的原因：“我認為，司馬遷是具有某種民主思想的人?！闭_與否，姑且不論，但卻反映了父親的某種思想。父親入黨之晚，除了前述原因之外，很可能組織上覺得他像個民主黨派或傳統(tǒng)文人。即使父親入黨之后，也有人批評他像個黨內民主人士。父親想研究梁啟超，除了想將其思想搞清楚以外，可能還有自身思想與梁相通的因素在內。當時我有一直覺，父親好像已經有了一些基本的思想觀點，似乎雄心勃勃，借來《飲冰室合集》，開始做卡片。然而此時年紀大了，做了一段時間的卡片，就擱置下來。那時候，如果我能幫他做卡片，也許《梁啟超傳》就能寫成了，可惜當時沒有想到。其實何止是《梁啟超傳》，按父親當時的思維活力，只要我能夠幫他查資料做卡片，父親完全可以著書立說，每每想到此事，我就感到十分內疚。

寫到這里，忽然想到，父親一生，出生世家大族，從小接受傳統(tǒng)文化教育，后來喜歡西方文學，追求進步，醉心民主，直到加入共產黨，熱情高漲，“文革”之后，逐漸轉變回歸，堅守傳統(tǒng)，他并非僵化守舊之人，雖不與聞政治，但贊成推崇西方文化“自由、民主”的精神，一直關注著中國的民主化進程，而在骨子里則是一個傳統(tǒng)文人，因此他一生最為推崇的還是被稱為“文化遺民”舊式傳統(tǒng)文人典型的陳寅恪先生。當年黎澍建議他到《歷史研究》工作，他考慮工作的第一件事就是刊登寅恪先生的幾篇文章。父親逝世前的幾年間，屢次提到寅恪先生在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審查報告中的評價，所謂“新瓶裝舊酒”。父親的實質也在于此。探討這一思想轉變回歸的脈絡軌跡，于我則無功底而力有未逮，徒增慚愧。

頗有巧合的是，黎澍晚年想寫一部《中國近代思想史》，也是苦于查找資料不便，想找助手，似乎并不得力，于是決定一篇論文一篇論文的寫，最后組合成一部中國近代思想史。黎澍逝世前，仍在對論文進行構思。黎澍未能寫成《中國近代思想史》，極為可惜。以黎澍的功力，當能寫出一部與眾不同的《中國近代思想史》，單篇論文，亦可成佳作，但要組合成一部完整的中國近代思想史，恐怕工程浩大，難上加難。這是我的淺薄之見，姑妄言之。

由此想到，應該為黎澍寫幾句話。在父親的朋友中，他最為佩服之人乃黎澍，緣其眼光敏銳，見解深刻，常言人之所未言，發(fā)人之所未發(fā)?！拔母铩苯Y束，黎澍在中國第一個提出要批判封建專制主義，我以為，這是他的最大貢獻。但作為歷史學家，關于具體的某段歷史、某個事件或人物，黎澍似乎文章不多。這固然與其經歷有關，黎澍成為職業(yè)歷史學家，是在一九六〇年冬，但即使如此，他仍將大量的精力花在理論研究和近代史所及《歷史研究》的行政事務上，不像大學歷史教師，要開課就要寫教材，教材寫得好，就可成為一本書或一篇文章，所有這些，都離不開歷史資料的原始積累，而這恰恰是黎澍所缺乏的，這就造成了他晚年查找資料不便，影響了他的寫作。做官與做學問，畢竟是一對矛盾，尤其是對半路出家的歷史學家。聯想到父親，不也是如此嗎？尤其是主持所務期間，后來他給黎澍寫信：“為所中事幾乎貢獻了全部力量，……原擬研究之題全未著手?！敝袊厣膶W者做官，對黎澍和父親而言，幸乎？不幸乎？我不得而知。

父親除了寫文章，還經常參加社會活動，出席各種座談會。據我所知，父親發(fā)言時，有時聽者往往自行動筆記錄。一次，在一個座談會上，中央某要員就說：“唐先生的發(fā)言，我是要認真聽的?！保ù笠猓埞馕湓鵀槲?，說父親“平日開會發(fā)言，字字句句，如刀斫斧刻，不經意間，功力畢見?！坑袃?，必能言人之所未言，發(fā)人之所未發(fā)，無套話，無空話，更無媚俗之語，聽后總會令人動容不已”。此話可能有些夸張，但父親的有些發(fā)言如果整理成文，或許能成一篇可讀之文。

最早看到父親的散文，是在一九七八年底，那是他讀了陶斯亮懷念陶鑄的文章后寫的讀后感，刊于《解放日報·朝花》。父親是易動感情之人，看了陶文，動了感情，寫成此文。我的小學同學曹廣生對父親說：“唐明爸爸，你的這篇文章寫得太好了！”這是“文革”后父親寫的第一篇散文。其實，父親早年就是散文作家。黎澍為父親的《章太炎吳虞論集》作序，就說父親“文革”前曾經長時期是散文作家。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的王守稼對我說：“黎澍說你父親是散文作家，我當時還有些疑問，看了你父親的《憶慶澍》（即《金陵春夢》作者唐人），才感到文章寫得好，的確是個散文作家。”父親改業(yè)治史之后，規(guī)定自己一年寫幾篇散文，以免手僵。后來年紀大了，無力找資料做卡片，用他自己的話說，是“自己破壞了這個戒條，副業(yè)超過了正業(yè)”。但父親的散文隨筆，絕非單純的抒發(fā)感情之作。他對晚清歷史最有興趣，其談史隨筆大處落墨，從細微處見精神，雖是僅寫一個事件或一個人物，卻常在一個細節(jié)或不經意間表達出一個新論點，且可擴展為一篇論文，甚至可以說，他的談史隨筆中的某些見解超過了他的某些論文。父親的散文，有相當一部分是懷人的，從長輩親屬到老師太老師，從學者作家到劇作家，從他的大學校長到他工作單位的上級領導，直至他的同學同事，父親娓娓道來，于細節(jié)中形神畢現。父親還有一些朋友是電影界戲劇界的導演演員，他在世時常喜歡談這些朋友的軼事，可惜少有形成于文。劉自立說，父親的“人脈關系之博大實為罕見”，“可構成一幅中國近代史畫面”。能否提到如此高度，我不敢說，但從中似可看出二十世紀中國一代或兩代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當是可以成立的。

父親寫散文，從不打草稿，文字發(fā)乎自然，一氣呵成，絕不雕琢。父親是豪放之人，文如其人，其文字渾厚大氣，遣詞造句，文白相間，灑脫老到，且富有音韻感。父親常說：“文章要能讀?！彼麑ξ膶W革命忽略中國文字的音韻性極有看法。不僅文章，父親對題目都很講究，他在給黎澍的信中寫道：“我一向認為，題目無論長短，應該成句，應可誦?，F在人寫題目太不講究，文藝作品題目尤糟。論文題目則多一般化，不成句，在不成句的題目中用‘的’字，更糟，氣勢全斷?！备赣H越到老年，他的文章越寫越漂亮。會寫文言文的人不少，但文言文寫得好卻不容易，文白相間要結合得好亦不容易。一次，在綠波廊晚宴，我亦忝列其間，中宣部某前副部長當著一桌十幾個人的面說：“唐振常的文章，我們寫不出來?！保ù巳艘嗍菚錾┎簧僮x者不是從父親的歷史論文認識了他，而是讀他的散文隨筆認識了父親。試舉一例。陜西師范大學主辦的《中學歷史教學參考》一九九四年第十期有文《唐振常：精神與思想》，文章起句：“沒有任何外在因素，僅僅只因偶讀其文，即想拜訪其人。不意天真遂人愿?！v話如蕩蕩流水，音韻鏗鏘，吐字清晰，底氣很足?！犓v話完全像在聽一首充滿激情的詩，……‘士先器識而后文章’。他能寫出那樣灑脫，那樣老到，那樣執(zhí)著理想的文章，當跟其性情教養(yǎng)自覺的人生追求閱歷陶冶亦即精神與思想有關?！奔词沟搅烁赣H已經逝世七年之后的二〇〇九年，上海市政協為舉辦紀念人民政協創(chuàng)立六十周年展覽，擬挑選約二十幾名政協委員作為杰出人物配以油畫專室展出，開會研究時，某領導說：“比如唐振常，就可以入選嘛！”（大意）其實父親根本就不是政協委員。熊月之說：“先生的影響，先生的貢獻，早已越出史學、文學的領域，惠及整個社會。”應是可以成立的。父親的散文隨筆使他的寫作生涯上了一個新的臺階，攀上他事業(yè)的另一高峰。曾有多家出版社競相要出父親的散文集，父親回答已有某家出版社出過，而對方則以文章重復無關緊作答堅持要出。自然，父親寫作喜歡一揮而就，其文字實可再予推敲；他的文白相間似乎古的成分多了一些，畢竟白話文是時代的主流。

一九九四年，父親寫《劉公島上念甲午》，其中涉及曾國藩：“人們所指責曾國藩的，主要在于他鎮(zhèn)壓了太平天國。今日論史，極而言之，太平天國成功了又如何，恐怕是‘文化大革命’將提早百余年發(fā)生，不會等到一九六六年才爆發(fā)了?！贝硕纹鋵嵰彩歉赣H的神來之筆，按邏輯言，太平天國正義與否，都不應影響對曾國藩的評價，曾的主要貢獻在洋務運動，父親寫著寫著，不知怎么就聯系到太平天國和“文革”了。但也就是這短短幾句話，卻把太平天國的實質給點明了。人們由此可以聯想到“文革”的社會和文化基礎，甚至追溯到更長遠的中國歷史。其中含義，令人深思。需要補充的是，父親首次招收研究生的考題之一是“論李秀成”。二〇〇〇年，電視連續(xù)劇《太平天國》播放，父親已生癌住院，仍天天晚上觀看。盡管對此劇大不滿意，一邊批評，一邊卻觀看到底。補此一段，足見父親對太平天國這段歷史的關注，雖然他未有關于此段歷史的研究論文?；氐健秳ⅰ肺模摹段膮R報·筆會》后，編輯大為叫好，又擔心前引一段審查不予通過，考慮是否要刪，復覺刪去甚為可惜，決定冒險一試，未料竟然一通而過，于是才有了這篇一字不易的《劉》文。后來在一九九六年的《川上集》中，一字不易予以收入，想不到在已經前進發(fā)展到了的二〇〇〇年，此文擬收入《唐振常散文》時，編輯倒無意見，審查者不是僅僅要刪去此段，而是將此文全部砍去，實在是時代的悲劇。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某年，父親的亡友師陀，其夫人在家設宴，請來一位小師傅做廚師，所燒之魚鮮美可口，父親詢其所以，答曰除了選料、調味、火候等要素，最重要的一句話是：魚在鍋里不要去亂動它。父親“默思久之，忽然悟到老子說的‘治大國若烹小鮮’之理”。幾年后，父親寫成《善烹小鮮　可治大國》一文，主張大國不能亂動，不然收拾起來麻煩得多。父親吃的是魚，寫的是飲食文章，講的是治國的道理，與他論蔡元培的“有所不為”是一個意思。在父親的研究論著和散文隨筆中，貫穿著一條基本的脈絡，那就是“無所不容，有所不為”。

一九九二年，譚其驤逝世，復旦大學歷史系歷史地理研究所擬在譚的遺體上覆蓋一面旗幟，旗上繡幾個字，為此征詢父親的意見。父親建議從陳寅恪先生挽王國維詩中選取“文化神州”四字繡之。在譚其驤遺體告別儀式上，父親發(fā)表了講話，后以《文化神州喪一身》為題在報上發(fā)表并收入他的集子。父親的講話極為沉痛，父親哀譚其驤之死，實際也在哀自身，哀中國文化，為中國文化而憔悴憂傷。

父親是個熱愛生活的人，他喜歡美食，為此寫了一些有關飲食的文章，出版社相繼邀約成集。其中一集出版社建議請李慎之作序，李看出了父親的真意所在：“這些文章中最能見振常的‘史筆’與‘史識’的是他對許多文化現象，或者說今日的文化趨勢所發(fā)的感嘆。這一點突出地表現在放在全書之首的談飲食文化的部分?！痹腥藢⒏赣H對美食的偏好定論為“吃吃喝喝”、“懂得享受”，殊不知父親寫飲食，絕不是僅僅在品嘗佳肴，在諸多懷念舊日飲食的行文中，父親哀嘆飲食文化早已蕩然無存，舊日之飲食，從菜名、菜肴乃至燒菜之人，處處可見“文化”二字；今日之飲食，無傳承之意，一味創(chuàng)新求異，往日之八大菜系已名存實亡。在提出“飲食文化退化論”之時，父親試圖表達的乃是更深層的對當下傳統(tǒng)文化日益衰微的痛心疾首。網上有人說：“唐振常先生聊川菜之文字，與李劼人先生之川菜理論及實踐（李曾開過餐館），同為川菜史上難以逾越之并峙雙峰。”能否成立，讀者鑒之。

一九八五年，應出版社之約，父親寫成《唐振常自傳》，刊于一九八六年《中國當代社會科學家》第九輯。父親將該輯寄黎澍一本。黎澍回信：“讀了你的自傳，猶如讀了一篇文學傳記，很為羨慕。此書也曾向我約稿，我卻遲遲未能動手。”父親與黎澍，可以說是惺惺相惜。

父親曾經是新聞工作者、電影編劇、戲劇評論者、散文寫作者、歷史研究者，一生所寫，文備眾體，寫過短篇小說、雜文、散文、隨筆、通訊、特寫、報告文學、社論、短評、戲劇及電影評論、電影文學劇本、歷史研究論文及專著，其中不少帶有時代的痕跡。他曾經同時是上海影協、作協、劇協會員；脫離電影界后，則為上海記協、作協、劇協會員；后半生走入治史之路，則是上海史學會、作協、劇協會員。若以“文革”后劃一界線，他的寫作，絕大多數可用對中國文化的思考與關注一言以蔽之。父親生前在他的床前一直掛著趙堯生先生的條幅“文章千古事，忠孝一身心”，就是表現了他對中國文化的堅守立場，對人格和氣節(jié)的堅守。父親認為，“中國學術傳統(tǒng)，重通過于重專。博通諸學，進而求專，其專更深。學人而兼通人，較之只專其一的學人，尤為難得而可貴”，“一個好的歷史學家，應當是學人而兼通人”。沈渭濱說，如父親“這樣在諸多領域均稱高手之碩學通儒，當今學界實屬罕見，今后恐怕也很難得”。我不敢說父親就是通人，但我敢說，父親一直在向通人這個方向努力著的。

父親為文，喜歡直寫，且多繁體，只是為了照顧審稿和排字，才簡體橫寫；一般書信，除非照顧對方閱讀習慣，也是大多直寫。這并非單純可以父親幼年長期形成習慣來解釋，許多有此習慣的人最后不都是適應了橫寫嗎？何以父親不能適應呢？父親常說：“我看直排文，腦袋由上而下搖動，是點頭派；看橫排文，由左往右，腦袋隨之擺動，是搖頭派?！边@或許是父親堅守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一種表現。

父親的晚年，在對長篇歷史巨制已望而卻步之時，留下了許多散文與隨筆。在這些憶人談史抒發(fā)情感的文字中，不難感受到父親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厚愛。面對改革開放后中國經濟長足發(fā)展帶來社會價值觀念的全新變化，父親時常在文字和談話中擔憂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衰退。父親曾不只一次表示，經濟可以使一個國家變得強大，但只有文化（廣義的包括道德、觀念及整個精神層面的文化）才能使一個國家變得更偉大?？上Ц赣H治史過晚逝世過早，錢文忠有文，言父親留下的著作“絕不足以完全體現他（的）學識”；曾敏之曾以《千古文章未盡才》為題悼念父親；姜義華在父親的追思會上說：“應該研究如何評價唐振常先生在當代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影響？作用？當以錄音為準）?！睂ξ覀冏优?，世人評價并不重要，我只想說，如果假以時日，父親當能大有發(fā)揮。

二〇〇九年五至六月寫

二〇一一年三至五月重改

二〇一二年九月再次修改

此文寫作過程中，親屬幫助查閱及提供資料，并提出修改意見。材料有取于父親文章者，恕不一一注明。

————————————————————

(1) 岱峻《成都應該記住唐振常》，二〇〇二年四月二十二日《成都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