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帶給家楨的是史無前例的大災難。“文革”初期，他就“家破人亡”了。他在失去親人、失去自由的煎熬中，身心皆疲，免疫功能銳減。經過多年的折磨，到1975年，他病了，而且是重病。醫(yī)院診斷的結論是乙結腸癌，住院后就立即手術。長海醫(yī)院的醫(yī)生經過十多小時的努力，干凈利落地清除了全部癌腫，他總算逃過一劫。出院后，正當我倆沉浸在驅逐病魔的喜悅中時，真想不到病魔會再次在他體內作惡，就在第一次手術留下的傷疤還清晰可見時，他又病倒了，而且又是大病。這次生病的時間是1976年，那年，毛澤東主席逝世，在上海的文化廣場設立了毛主席的靈堂，家楨從毛主席靈堂守靈回到家中就頓感身體不適。我不敢有絲毫怠慢，立即把他送到復旦大學附近的長海醫(yī)院急診室。醫(yī)院診斷的結論是廣泛性、糜爛性、萎縮性胃炎，這種病的唯一治療措施就是手術切除。盡管我心有不忍，但也不得不在手術告知書上簽上“同意”二字，滿眼淚水地看著他被推進手術室。這時候，我的心急劇跳動，仿佛要從喉嚨口往外沖了。第二次手術整整進行了6個小時，手術室的門打開了，當醫(yī)生告訴我一切順利時，我懸著的心總算復位了。值得慶幸的是，這次手術也很成功，但對一位年過花甲的老人來說，在不到兩年的時間內，進行了兩次大手術，其后果就是元氣大傷。從醫(yī)院回到家后，為了使他能早日康復，就必須有個稱職的護理人員全天候精心地護理他。這個護理員就是我。

在日夜陪伴、護理他的日子里，我倆交流的時間就多了，交流的話題也很廣，有各自的經歷，有各自的理想，有各自的喜怒哀樂，等等。因為他的經歷比我豐富，所以總是他告訴我的要比我告訴他的多得多。記得有一次，我在不經意間提到：在1936年，你要是在導師摩爾根和杜布贊斯基的真情挽留下，留在他們的實驗室從事遺傳學研究的話，現在一定是個著作等身的著名美籍華裔教授了，也就不會落到進“牛棚”、挨批斗這般田地。這時候，他神色嚴厲、加重語氣對我說：“想那些干什么？我是中國人，就應該承受中國人的命運。”真沒想到，他會這樣回答我，更沒想到的是，我不經意講的這句話，居然打開了他回憶的閘門。從那時起，他陸陸續(xù)續(xù)告訴我有關他的往事。在照料他的這段時間里，我竭盡全力，除遵照醫(yī)囑用藥外，就是合理搭配膳食，使他能得到所必需的營養(yǎng)，以利早日康復，而他告訴我的是他反對列強侵略中國、科學救國的理想和回國報效祖國的經歷。我對他的悉心護理有利于他的身體健康，而他告訴我的一切有利于我的思想升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