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末文人隱逸方式之二：名士雅集之風尚_梁寅的傳奇人生

一、輕歌曼舞、恣意尋歡的文人雅集

前文講到至正八年（1348）行省架閣官張君濟請梁寅到江浙行省集慶路首府江寧（今南京）來訓導他的兒子，從此他久寓江寧，與當時名士打成一片，尊李晉仲先生為師，結交陶主敬等諸位名士。

雖然目前尚未找到梁寅結友聚會的資料，但可以肯定的是梁寅這樣拒絕與權貴交往的文人也與諸多名士交往甚密，這正反映了彼時結社聚會是一種引人注目的社會風尚，被稱之為“雅集”。

“文人雅集”其實由來已久，很多史料都記載了歷史上被人們傳誦的文壇盛事。最著名的是晉永和九年（1353）會稽內史王羲之與謝安等42人在山陰蘭亭的聚會，他們在“崇山峻嶺”“茂林修竹”中飲酒暢敘，“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為此王羲之所書的《蘭亭集序》成為千古絕唱。此外，漢魏鄴下之會、竹林之會、東晉廬山蓮社之會等也被時時提及。吳自牧《夢粱錄》、耐得翁《都城紀勝》等記錄了當時各種行業(yè)競相結社的情況。歐陽光先生在《宋元詩社研究叢稿》中曾評述：宋以來各類會社爭奇斗妍的現象說明，隨著封建經濟高度發(fā)達、社會分工更加細密、各種社會群體分界日益明顯。在這樣的社會趨勢之下，作為社會人文精神聚焦的特殊群體，文人之間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組成了各類“課會”“課社”“書會”“文會”“詩社”“詩會”。雖然名目不同，組建方式不一、存在時間或長或短，但都可以歸為“文人雅集”。歐陽光先生《宋元詩社研究叢稿》首開對宋元詩社的系統(tǒng)研究，在大量原始材料中梳理出宋元各類詩社57個，其中以宋末元初結社者為多，取得了備受矚目的成果。但也有很多史料顯示，元明之際同樣是文人雅集的高峰時期，且表現出不同于宋末元初的特點。(123shoppingwar.com)

大量元末史料和文人別集都足以表明，這一時期的文人來往非常頻繁，尤其是在文化淵藪之地江南地區(qū)，舉凡元末略有聲望的文人都聚集于此，在輕歌曼舞之中，他們登山臨水、觴詠其中、濡墨作畫、揮座清談，在高雅的審美情趣中透露出世俗的享樂欲望。但看似逍遙自在、熱鬧歡暢的表象下，掩蓋了元末文人身處亂世時難以言說的迷惘和悲哀。社會心理學分析認為來自外界的壓力和威脅是引起特定群體凝聚的重要因素，因而越是處于風雨飄搖的社會背景之下，人害怕孤獨、渴望交流的天性表現得越加強烈。元末的文人正是以恣意享樂和同道互慰抵制現實恐懼，正如顧瑛《柳塘春口占四首》所附的于彥成序中的心聲：“嗟乎!世故之艱難，人事之不齊，得一適之樂如此者，可不載諸翰墨，以識當時之所寓。況南北東西，理無定止，焉知后之會者誰歟？”

二、亂世樂土——玉山雅集的興衰

顧瑛（1310—1369），一名阿瑛，又名德輝，字仲瑛，別號金粟道人。平江昆山（今屬江蘇昆山）人。家業(yè)豪富，輕財好客。曾筑玉山草堂，常年與四方名士如張翥、楊維楨、柯九思、倪瓚、張雨等詩酒唱和，名聞東南。張士誠據吳，為避張氏征聘，顧瑛一度流寓嘉興，未久，因母喪歸里。張氏再聘，顧瑛乃削發(fā)為在家僧，自稱“金粟道人”。明洪武元年，以子顧元臣曾任元官，被勒令徙臨濠，次年三月卒。著有《玉山璞稿》《玉山逸稿》；編有《玉山名勝集》《草堂雅集》。

顧瑛名列江南三大首富（松江曹家，無錫倪家，昆山顧家）之中，且性情豪宕，輕財結客。年三十，始折節(jié)讀書，購古書、名畫、彝鼎、秘玩，筑別業(yè)于茜徑西，曰玉山佳處，或稱玉山草堂。草堂設景點二十四處，如種玉亭、小蓬萊、聽雪齋、拜石壇等，每一處都懸知名文士的題額和自題之作，園池亭榭之盛，圖史之富皆冠絕一時，顧瑛晨夕與客置酒賦詩其中。顧瑛所編《草堂雅集》記載的唱和活動多集中在至正八年（1345）到至正十六年（1353）之間，尤以至正十年（1350）前后為盛，有記載者大小共五十余次。草堂主人往往根據季節(jié)變換在草堂選一適時佳處舉行盛宴，賓主拈韻聯詩、行令飲酒。接到顧瑛手書邀請的文人莫不將此視為一種榮耀，慕名來訪的遠客同樣也得到主人盛情款待，顧瑛在《送鄭同夫婦歸豫章分題得洞庭湖》一篇中記載：相逢在草堂的賓客“未暇問姓氏邑里，行李所從來，輒舉酒相與，獻酬雜還，亦不計年齒，貌蒼蒼者上坐，飲酣歌舞，各以所長自適”。從現存楊維楨《玉山雅集圖記》我們可以想見當時盛況玉山草堂的文學聚會實際上是以文學為中心，兼及繪畫、書法、歌舞、吟詠在內的綜合性文藝活動。在顧瑛等人看來，生逢末世，不必去過多理會道德戒律的束縛，而應當珍惜時光，追求物質和精神上的至歡至樂。他們在唱和交游、品茗清談的同時，更極力追求耳目聲色之好，借以忘卻現實的苦痛。身處衰亂之世，玉山草堂儼然成了元末文人療傷避難的樂土。

然而，隨著張士誠開府平江，玉山草堂和眾多富家一樣未能免于浩劫。顧瑛在《記》一文中曾痛苦地回憶道：“余家玉山中亭館凡二十有四，其扁題書卷皆名公巨卿、高人韻士口詠手書以贈予者，故寶愛甚于古玩好。今年春正月兵入草堂，書畫無長物，夏四月，有軍士數百持戈特來索予甚急。時予與家累輩尚在山中，由是獲免，然不知其故，后三日始知為不義者誣。及歸草堂，而諸卷皆為之分挈而去。每與汝陽袁子英嘆諸朋輩手澤不可復見?！庇裆窖偶纱藵u趨蕭條。

由上述資料可見，文人雅集已成為元末文壇的一時之尚，既延續(xù)著中國傳統(tǒng)文人的雅集傳統(tǒng)，同時又表現出元末亂世背景下新的特征。

三、文人雅集與爭奇斗妍的通俗文藝

元代是各種通俗文藝興盛的時期，雜劇、南戲、陶真、詞話等各體藝術形式爭奇斗妍，這與元末文人雅集這種城市色彩濃厚的文化的盛行不無關聯。

自元統(tǒng)一以后，東南一帶城市經濟發(fā)展迅速，城市規(guī)模不斷擴大。元末文人大都同商賈、市井藝人有密切交往，流連于城市的繁華生活，有的自身即為富商（如顧瑛、曹知白）。他們的文學創(chuàng)作也帶有明顯的城市文化的色彩。這種有樂妓助興的文人雅集，看似與唐宋時期文人的歌筵酒席沒有什么區(qū)別，實際形成了元代獨有的特色——既有傳統(tǒng)的分韻賦詩，更有能極大烘托聚會歡快氣氛的戲曲和音樂表演，比唐宋文人的歌筵酒席更接地氣，因而極大地推動了各種通俗文藝的繁榮，雜劇、南戲、陶真、詞話等各體藝術形式爭奇斗妍。從目前留存下來的材料看，文人們對這種時下最流行的娛樂活動非常癡迷。張翥于至正十年秋至玉山草堂，曾作《寄題玉山詩》以紀其事：“開樽羅綺饌，侑席出紅妝。婉態(tài)隨歌板，齊容綴舞行。新聲綠水曲，秾艷大堤倡。宛轉纏頭錦，淋漓蘸甲觴。弦松調寶柱，笙咽炙銀簧……”南戲研究者孫崇濤先生也曾在楊維楨的《鐵崖詩集》癸集中，發(fā)現一首題作《午赴嘉樹堂佐尊者沈青青演 <破鏡重圓> 題詩一章并與纏頭青蚨十緡青青易名瑤水華》詩，提供了前所未聞的元末文士雅集搬演南戲和南戲女伶沈青青行跡的材料。[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