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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遺傳學奠基人談家楨院士簡介

        時間:2023-11-08 名人故事 版權反饋
        【摘要】:遺傳學殿堂中點燃著的一支巨大紅燭——中國遺傳學奠基人談家楨院士呂繼紅一個科學家在中國創(chuàng)造了一個“第一”已屬不易,如果創(chuàng)造了“三個”中國“第一”,當更令世人敬佩!回國后,28歲的談家楨應浙大校長竺可楨的邀請,到浙江大學執(zhí)教。這一重大發(fā)現(xiàn)迄今仍被收錄為遺傳學教科書的內容,談家楨因而奠定了在國際遺傳學界中的學術地位。

        遺傳學殿堂中點燃著的一支巨大紅燭——中國遺傳學奠基人談家楨院士

        呂繼紅

        一個科學家在中國創(chuàng)造了一個“第一”已屬不易,如果創(chuàng)造了“三個”中國“第一”,當更令世人敬佩!復旦大學德高望重的中國科學院院士談家楨教授就是這樣一個人。

        提起談家楨教授的名字,在復旦擲地有聲。他創(chuàng)造的三個第一是:在復旦大學建立了中國高校第一個遺傳學專業(yè),第一個以國際公認的遺傳學原理為指導的遺傳學研究所,第一個生命科學學院。

        他的人生哲學正印證了郭沫若為東湖石壁上的一句題詞,“不為湖小,天在其中”。國貧何足懼!創(chuàng)造自己的遺傳學!讓人民過上“豐衣足食,安居樂業(yè),延年益壽,天下太平”的生活。但為實現(xiàn)這三個“第一”,他卻飽嘗了人生的坎坷與悲喜。

        1909年9月15日,談家楨出生在浙江寧波慈城鎮(zhèn)。江南的青山綠水、蟬唱蟲鳴,在少年談家楨的腦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對他日后攻讀生物學,不能不說產(chǎn)生了一定的影響。

        12歲小學畢業(yè)后談家楨進入寧波教會學校斐迪學堂。進入中學階段的談家楨,開始形成獨立思考的能力。那時,他讀《圣經(jīng)》中的第一章“創(chuàng)世紀”,總感到有點納悶,經(jīng)常問自己:“上帝真是那么萬能嗎?究竟是上帝創(chuàng)造了人,還是人創(chuàng)造了上帝?”這個在青少年時期困惑著他的問題,后來竟對他的一生產(chǎn)生了巨大的影響。他想,雖然我現(xiàn)在不能回答,將來一定能正確地回答這個問題。

        20世紀30年代初,談家楨在燕京大學攻讀碩士學位時,非常崇敬遺傳學泰斗摩爾根。做摩爾根的一名學生,成為青年談家楨夢寐以求的愿望。

        在北京讀書期間,談家楨一頭扎進了課題研究中。白天他穿越田野,跋涉山林,為瓢蟲捕捉飼料——蚜蟲;晚上他到實驗室喂養(yǎng)瓢蟲,進行雜交實驗,觀察其后代性狀變異性情況。有同學見談家楨對研究瓢蟲如此專注,打趣說:“你是想當中國的摩爾根吧?”談家楨笑而不答。但他心中的確有個夢想,就是沿著摩爾根的道路,毫不動搖地走下去。為了實現(xiàn)這一夢想,他以超凡的毅力在很短的時間內收集了很多材料,并獲得碩士學位,令導師李汝祺感到非常意外和驚喜。

        談家楨的碩士論文見解獨到。在李汝祺的建議下,他將論文分解為各獨立成篇的三篇文章,其中的《異色瓢蟲鞘翅色斑的變異》和《異色瓢蟲的生物學記錄》在北平自然歷史公報上發(fā)表,而作為論文核心部分的《異色瓢蟲鞘翅色斑的遺傳》經(jīng)導師李汝祺推薦,寄往大洋彼岸的摩爾根實驗室。

        遠在美國的摩爾根(1866—1945年)仔細地審閱了這位中國青年學者的論文。一開始,他僅僅是出于對自己當年在哥倫比亞動物系研究院的中國研究生李汝祺的信任,但當他反復閱讀眼前這篇用流暢英文寫成的專業(yè)論文后,他的心確確實實被打動了。這位中國青年學者在論文字里行間顯示出來的才華令他震驚。于是,他同樣鄭重地將這篇不可多得的論文轉交給名氣也很響的助手杜布贊斯基教授,后者早年在蘇聯(lián)也曾經(jīng)研究過這個瓢蟲色斑變異問題。

        經(jīng)過一段時間的通信,談家楨表達了希望到摩爾根實驗室深造的愿望,摩爾根也非常歡迎他來美攻讀博士學位。在各方支持下,談家楨湊齊了赴美的路費,于1934年來到美國,成了摩爾根的“入室弟子”。

        當他進入摩爾根實驗室之時,正值染色體遺傳學的全盛時期,談家楨決定開辟以果蠅為材料的進化遺傳學領域。在摩爾根的關心和杜布贊斯基的直接指導下,談家楨遠離故國在遺傳學的崎嶇小徑上奮勇攀登,尋求和探索生命的真諦。

        也就是在這兩年里,談家楨在研究上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他利用果蠅唾液腺染色體研究的最新成果,分析了果蠅在種內和種間的結構和變異情況,探討不同種的親緣關系,從而深化了對進化機制的理解;同時他還進行了遺傳圖的研究和繪制工作。他和美國、法國、德國等遺傳學家合作完成10余篇論文,先后在美、英、法、德、瑞士等國家的科學刊物上發(fā)表。1936年,他的博士論文《果蠅常染色體的遺傳圖》通過了答辯,27歲的談家楨獲得了博士學位。

        談家楨刻苦的治學精神和優(yōu)異成績,贏得了導師和同事的尊敬。導師盛情邀請他留下繼續(xù)從事遺傳學研究,談家楨也很留戀自己的導師和同事,但是“科學救國”的志向使他堅定了返回祖國的決心。他說:“中國遺傳學底子很薄,人才奇缺,要發(fā)展中國遺傳學,迫切需要培養(yǎng)人才。中國是我的祖國,我是屬于中國的!”1937年夏,談家楨打點行裝,告別了導師和朋友,滿懷信心地踏上了返回祖國的旅途。

        回國后,28歲的談家楨應浙大校長竺可楨的邀請,到浙江大學執(zhí)教。不久,中國遭日寇入侵,浙江大學內遷,理農(nóng)學院包括生物系遷到貴州湄潭。盡管條件十分艱苦,但談先生工作仍兢兢業(yè)業(yè),以校為家。他后來回顧說,他這一生中,最有作為的就是在湄潭工作時期,學術上最重要的成就就是在湄潭縣唐家祠堂那所土房子里完成的。他帶領學生在破舊不堪的祠堂里,在煤油燈下用顯微鏡觀察果蠅和瓢蟲,進行研究和教學工作。就在這個破祠堂里,1944年他取得了創(chuàng)造性的成果,發(fā)現(xiàn)了瓢蟲鞘翅色斑變異的鑲嵌顯性遺傳現(xiàn)象,豐富了人們對遺傳規(guī)律的認識。這一重大發(fā)現(xiàn)迄今仍被收錄為遺傳學教科書的內容,談家楨因而奠定了在國際遺傳學界中的學術地位。當年英國科學家李約瑟博士,看到談先生在這所土房子里研究寫出震驚國內外的學術論文,表示深深感嘆和贊美。

        1948年,談家楨39歲,年富力強,學術上正處于上升時期,在遺傳學領域中將大有作為。當時他謝絕了國外的盛情邀請,在參加完國際遺傳學大會后回國迎接新中國的誕生。這是他教學和科研生涯中的一個鼎盛時期,也是他生命歷程中的第一個春天。

        1950年,談家楨接替貝時璋,任浙江大學理學院院長。但他不曾想到,由于全盤學習蘇聯(lián),中國的遺傳學研究事業(yè)受到巨大損失。當時如履薄冰、如臨深淵的中國遺傳學事業(yè),在來自前蘇聯(lián)學霸偽科學“李森科學派”的排擠下,已到了難以支撐下去的境地。

        被貼上“反動資產(chǎn)階級唯心主義”、“偽科學”和“不可知論”標簽的摩爾根學說,一次次地受到批判。那些原來持有摩爾根學術觀點的學者們,一個個成了被批判、改造的對象,在那樣的氣氛中知識分子噤若寒蟬。作為摩爾根“入室弟子”的談家楨,自然是首當其沖。當時身為復旦大學生物系主任的談家楨被剝奪了講授遺傳學的權利,以后,還受到歧視,教授評級,也評不上一級教授。于是,他開始翻譯《生物學引論》,講授達爾文進化論。但他相信科學的真理最終會愈辯愈明;相信總有一天,在中國,在復旦大學,還是要恢復遺傳學教學和研究的。

        談家楨期待的這一天來到了!

        早年鐘情達爾文、熱愛自然科學的毛澤東,在建國后的歲月里,一直關心著自然科學,關注著自然科學界的風云變幻。1956年,他向全黨和全國人民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半p百”方針,給談家楨帶來了科學研究的第二個春天,他抓住爭鳴的時機,大力宣傳遺傳學的基本原理和新的進展。特別是1956年8月,中國遺傳學史上頗負盛名的“青島會議”召開,這是一次得到毛澤東親自關注的會議,是一次貫徹“雙百”方針的會議,也是一次為摩爾根學派平反的會議。在這次座談會上,中宣部科學處處長于光遠直接傳達了來自毛澤東的聲音,并作了令人振奮的發(fā)言。于光遠談到“不贊成把摩爾根學派的觀點說成是唯心論”,承認“有遺傳物質不是什么唯心論,不是形而上學”,不能“隨便給人扣唯心主義的帽子,更不允許給人家扣政治帽子”。談家楨和許多科學家打消了顧慮,把多年來壓在心里的話,一古腦兒倒了出來。談家楨在會上就“遺傳的物質基礎”、“遺傳與環(huán)境之間的關系”、“遺傳物質的性狀表現(xiàn)”、“關于物種形成與遺傳機制”等問題作了發(fā)言。會議結束前的一次聚會上,他開懷痛飲,酩酊大醉,后來他將之比喻為“翻身后的喜悅”。

        正是在青島會議以后,經(jīng)陸定一的引薦,毛澤東知道了中國有一個正直的遺傳學家——摩爾根的弟子談家楨。

        這次會議及時挽救了瀕臨滅頂之災的中國遺傳學事業(yè)。

        借助會議東風,談家楨抓住培養(yǎng)遺傳學人才這一具有戰(zhàn)略意義的目標,在復旦大學建立了中國第一個遺傳學專業(yè),開設遺傳學課程。1961年他又在復旦大學建立起中國第一個以摩爾根遺傳學也就是國際公認的遺傳學原理為指導的遺傳學研究所,開展了微生物遺傳學、植物遺傳學和進化遺傳學的研究。這是國內高等院校在這一項目上零的突破,不僅彌補了建國之后7年內由于摩爾根派遺傳學教學和科研中斷所造成的損失,更重要的是為新中國發(fā)展遺傳學培養(yǎng)了大批優(yōu)秀的專業(yè)人才。

        青島遺傳學座談會召開以后,1957—1958年,毛澤東在上海和杭州先后幾次接見談家楨,并在多次見面中親切勉勵他,“要把遺傳學研究搞上去”。這使他激情燃燒。新中國遺傳學迎頭趕上世界的態(tài)勢已經(jīng)形成。復旦遺傳所成立以后,輻射遺傳被列為重點研究項目,研究成果在當時具有國際領先水平,為中國制定和平利用原子能計劃提供了有力的科學依據(jù)。

        1961年,談家楨由周恩來總理任命為復旦大學副校長。正當事業(yè)開始蒸蒸日上之時,“文革”使他的人生再起波瀾,遺傳學工作又遭到了沖擊,他本人又動了直腸癌和胃切除兩個大手術。直到1978年中國共產(chǎn)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后談家楨迎來了他人生歷程中的第三個春天。他不顧自己70歲的高齡,懷著對遺傳學的深厚感情和執(zhí)著的追求,又為自己定下了新的攀登目標——重返國際遺傳學舞臺,使中國遺傳學研究走向世界,與國際接軌。

        “只有實干的成功,沒有空想的成功”。談家楨以極大的熱情,運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巨大聲望,出訪了全世界數(shù)十個國家和地區(qū)、近80多個城市,引進了現(xiàn)代化的儀器設備裝備實驗室。1984年,復旦大學建立了國家基因工程第一批重點實驗室,他說,“21世紀是人類生存和發(fā)展的世紀,任重道遠”,培養(yǎng)大批適應時代需要的全面人才迫在眉睫。他邀請外國專家到復旦大學開設分子遺傳學培訓班,推薦一大批中青年教師到國外高校進修,以培養(yǎng)新一代中國遺傳學人才。他還很注意將科學研究同生產(chǎn)實踐相結合,強調產(chǎn)、學、研三結合方針,促進學校的研究成果盡快地轉化為生產(chǎn)力。1986年他在復旦大學建立了全國第一個生命科學學院,并擔任院長。這是國內第一次把生物系改組成生命科學學院,是談家楨晚年的又一創(chuàng)舉,也是他生命中創(chuàng)造的第三個“第一”。如今從這里已走出了多位科學院院士,2001年和2003年評選出的全國最年輕的院士就是從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畢業(yè)的學生。

        1998年,已是90高齡的談家楨為保護人類基因資源,再度上書黨中央,“世紀之交,一場沒有硝煙的高科技競爭——人類基因組研究爭奪戰(zhàn),已在全球范圍內如火如荼地展開。中國如果真要成為一個經(jīng)濟發(fā)達的現(xiàn)代化國家,必須在人類基因組研究中占一席之地”。談家楨的呼吁表達了一位老科學家渴望祖國盡快強盛起來的熱切期望。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江澤民同志仔細閱讀了談家楨的來信,并將來信批示給有關負責同志:“建議你們召開一次會議,認真研究一下,提出解決的辦法,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我們得珍惜我們的基因資源。”

        談家楨的這些意見和建議,得到了中央領導的高度重視和充分肯定,并很快作了重要指示。從此,保護祖國人類基因資源的問題被政府有關部門列入議事日程。

        1998年3月4日,上海南方人類基因組研究中心正式成立。上海市把科教興市放在一個十分重要的位置上,加大了高新科學技術開發(fā)的力度,而其中的兩大課題之一,就是生物工程。

        由于談家楨的功績,國內外學術界,授予他許多榮譽:他是中國科學院院士、美國科學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意大利國家科學院院士、紐約科學院終身榮譽院士、美國加州理工學院杰出校友。1995年9月16日,談家楨接過了時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李鵬親自為他題詞“民族之光”的匾牌;同時獲得了求是基金會的大獎——“杰出科學家獎”。1999年國際上正式批準將中科院紫金山天文臺發(fā)現(xiàn)的一顆編號為3542號的小行星命名為“談家楨星”,使他名垂青史。2003年他當選為上海市第一位教育功臣。

        談家楨,這位摩爾根的入室弟子,這位在中國教學講臺上執(zhí)鞭了75年之久的遺傳學家,這位中國生命科學事業(yè)的開拓者,這位與20世紀最偉大的政治家毛澤東有多次不同尋常交往的科學家,60余年來,熱愛祖國,無私奉獻,為振興和發(fā)展中國生命科學事業(yè),剛毅堅強,堅持真理、呼吁奔走、嘔心瀝血而不遺余力,受到國內外同行的普遍敬重和愛戴,享譽中外。

        人們贊揚談家楨是一個對人生持奮爭姿態(tài)的創(chuàng)造性的科學家;有人說他是一棵生命力頑強的不折不撓的參天白楊;更多的人贊揚他是遺傳學殿堂中點燃的一支巨大紅燭,現(xiàn)在仍然光照遺傳學殿堂。

        是啊,他修己是齊莊中正,對人則寬厚有容,“磨而不磷,涅而不緇”,“鉆之彌堅,仰之彌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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