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1892—1978），四川省樂山縣人，中國杰出的作家、詩人和戲劇家，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和古文字學家。

讀經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要把它太看菲薄了。在教育未改革的舊時代，從蒙童時分起就開始讀經，但那實際上只是為的認識字。對于經義是完全不懂的。

要中學生讀一切的經，真是談何容易。像《書經》那一部書看起來好像沒有什么困難，但如近代的大學者王國維，他就說過：“古經多難讀，而《尚書》為最?！庇终f：“閱歲二千，名家數(shù)十，而《書》之難讀也如故?！保ā渡袝嗽b序》）連王國維都讀不懂的書，你叫中學生能夠讀懂嗎？

“四子書”以外的《詩》《書》《易》《春秋》《爾雅》及《儀禮》《周禮》《禮記》等書，有好些實在是難讀。不僅馬融、許慎、鄭玄等漢儒不曾讀懂，王安石和程朱之徒的宋儒也不曾讀懂。經過勝清乾嘉學派和近時的考古學派與疑古學派的整理，依然還是不能盡懂。你想，這樣難的東西，怎樣好叫中小學生去讀？靠讀經來識字的時代已經過去了，識字已經有更方便的捷徑。教育制度改革以來，讀經幾乎全廢，而中國人并不因此全成為了文盲，反而是識字的人更多，文筆清通的人也更多了，不就是鐵證嗎？

經書的難懂也并不是它的思想內容是怎樣的艱深，而是古代離我們太遠，一切生活習慣、風俗制度、思維情感，以至文法語法、字音字義，都和現(xiàn)代的有所不同；再加上流傳既久，有不少的訛變偽托，淆亂其間，更是使人棘手。所以要想讀懂經書就須得先克服這些困難，而這些困難并不是容易克服的。古人有“皓首窮經”之語，事實上也并不怎么夸張。方法得到了不見得便能通，方法沒有得到的你就讀到死，依然是“扁擔吹火”。

要想真正能有資格讀經，首先要研究文字音韻之學。你總要把古音古義弄得清楚，然后才能讀古人的書。關于這項學問舊時稱為“小學”，這是讀經的門徑。漢儒、清儒的關于“小學”研究的工具書相當多，差不多都在所必讀。和這關聯(lián)著，還須得徹底研究殷代的甲骨文和殷、周的金文（青銅器上的銘文）。要有這步徹底的研究才能真正認識古字，而辨別得出漢人及古書上的訛誤偽托。要把古書恢復到古代文字的原形原音原義，然后才能讀得出一個大概。但僅僅是一個大概，因為僅僅靠著文字學的修養(yǎng)，古書還是讀不通的。要怎樣才讀得通呢？那是不僅要你能通古文，而且要你成為古人，就是說要你能懂得古代的生活習慣、風俗制度、思維情感。

要怎樣才可以成為古人，或成為古代通，精通得古代的生活習慣、風俗制度，能以古人之心為心呢？這在古文字和古書的研究中自可以求得一部分，然而還有比較研究的必經途徑，便是須得參照各先進民族的古代研究和現(xiàn)存各后進民族的探討。譬如希臘、羅馬的古代和彝族社會的現(xiàn)況，對于中國的經書都是絕好的鑰匙。

要做到這些研究更還需要你懂科學方法和其他有關的科學知識。這事情真是談何容易！但一般提倡讀經的人卻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正因為這樣，他們在提倡讀經；正因為這樣，我也認真地提倡他們讀經。自己先認真讀讀，再管到青年的份上來吧。

讀經倒也并不是壞事，任何書讀了對于人無論在積極方面或消極方面總會有些貢獻，但總要讀得懂。讀不懂的東西讀了豈不是白費時間，而且白費心血？

同樣是讀經，在耶穌教徒們，便比較地懂得方法。他們要把希伯來文的原經典翻成各國文字，而且還要翻成各種方言。譯成中文的《圣經》除掉文言文之外，便有好些種的方言版本。這是值得提倡讀經的人們效法的。

我們在普遍地提倡讀經之前，總得先走一步翻經或譯經的工作。把古代難懂的經文翻譯成現(xiàn)代文，先要讓人們能夠親近。不僅《易》《書》《詩》等難懂的經有翻譯的必要，就連比較容易懂的“四子書”都有翻譯的必要。舊時對于圣經賢傳視同圖騰禁忌，不準易一字，省一筆。那樣的科舉時代已經老早過去了。我們現(xiàn)在所需要的是精神。誰個吃胡桃而不肯去掉青的果皮，硬的核殼，如可能時再設法去其仁衣的呢？不去皮、不去殼的胡桃果你要青年吃，他怎么也吃不下去的。你會說讓他自己去剝吧，真正多謝你的親切啦。不知道你自己曾經具有那樣剝的本領沒有？假使沒有，你根本就違背恕道；假使有，你何不更親切、更負責一些，慷慨地擔當起你弘道的大任？

中國的古代總是必須研究的，儒家的經典正是研究古代的一部分重要的資料，這無論怎樣是值得研究，值得讀。我自己也就是時常在讀經的一個人，但我并不能全懂。因此，我感覺著沒有文字學的素養(yǎng)，沒有原始社會的研究，不通科學的方法，沒有豐富的各種科學常識的青年，實在還沒有讀經的資格。

因此，我為尊重讀經起見，并不希望青年人讀經，而希望成年人讀，特別是希望那些提倡讀經的先生們認真地讀。所以我并不反對讀經，而且我也提倡讀經。

牛津的書蟲

許地山

牛津實在是學者的學國，我在此地兩年的生活盡用于波德林圖書館、印度學院、阿克關屋（社會人類學講室）及曼斯斐爾學院中，竟不覺歸期已近。

同學們每叫我做“書蟲”，定蜀嘗鄙夷地說我每于談論中，不上三句話，便要引經據(jù)典，“真正死路！”劉鍇說，“你成日讀書，睇讀死你呀！”“書蟲”誠然是無用的東西，但讀書讀到死，是我所樂為。假使我的財力、事業(yè)能夠容允我，我誠愿在牛津做一輩子的“書蟲”。

我在幼時已決心為“書蟲”生活。自破筆受業(yè)直到如今，二十五年間未嘗變志。但是要做書蟲，在現(xiàn)在的世界本不容易。須要具足五個條件才可以。五件者：第一要身體康?。坏诙业镭S裕；第三要事業(yè)清閑；第四要志趣淡??；第五要宿慧超越。我于此五件，一無所有！故我以十年之功只當他人一夕之業(yè)。于諸學問、途徑還未看得清楚，何敢希望登堂入室？但我并不因我的資質與境遇而灰心，我還是抱著讀得一日便得一日之益的心志。

為學有三條路向：一是深思，二是多聞，三是能干。第一途是做成思想家的路向；第二是學者；第三是事業(yè)家。這三種人同是為學，而其對于同一對象的理解則不一致。譬如有人在居庸關下偶然撿起一塊石頭，一個思想家要想它怎么會在那里，怎樣被人撿起來，和它的存在的意義；若是一個地質學者，他對于那石頭便從地質方面原原本本地說；若是一個歷史學者，他便要探求那石與過去史實有無關系；若是一個事業(yè)家，他只想著怎樣利用那石而已。三途之中，以多聞為本。我邦先賢教人以“博聞強記”，及教人“不學而好思，雖知不廣”的話，真可謂能得為學的正誼。但現(xiàn)在的世界，能專一途的很少。因為生活上等等的壓迫，及種種知識上的需要，使人難為純粹的思想家或事業(yè)家。假使蘇格拉底生于今日的希拉，他難免也要寫幾篇關于近東問題的論文投到報館里去賣幾個錢。他也得懂得一點汽車、無線電的使用方法。也許他也會把錢財存在銀行里。這并不是因為人心不古，乃是因為“人事不古”。近代人需要等等知識為生活的資助，大勢所趨，必不能在短期間產生純粹的或深邃的專家。故為學要先多能，然后專攻，庶幾可以自存，可以有所貢獻。吾人生于今日，對于學問，專既難能，博又不易，所以應于上列三途中至少要兼二程。兼多聞與深思者為文學家；兼多聞與能干的為科學家。就是說一個人具有學者與思想家的才能，便是文學家；具有學者與專業(yè)家的功能的，便是科學家。文學家與科學家同要具學者的資格，所不同者，一是偏于理解，一是偏于作用；一是修文，一是格物（自然我所用科學家與文學家的名字是廣義的）。進一步說，舍多聞既不能有深思，亦不能生能干，所以多聞是為學根本。多聞多見為學者應有的事情，如人能夠做到，才算得過著“書蟲”的生活。當彷徨于學問的歧途時，若不能早自決斷該向哪一條路走去，他的學業(yè)必致如荒漠的砂粒，既不能長育生靈，又不堪制作器用。即使他能下筆千言，必無一字可取，縱使他能臨事多謀，必無一策能成。我邦學者，每不擅于過“書蟲”生活，在歧途上既不能慎自抉擇，復不虛心求教；過得去時，便充名士，過不去時，就變劣紳，所以我覺得留學而學普通知識，是一個民族最羞恥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