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歷史上，很難找出哪種制度比科舉制的影響更為重大而深遠的了?？婆e制對隋唐至明清1300年間中國政治、教育、社會、文化等各方面具有重大的影響。在一定程度上，科舉塑造了中國古代社會的文化形態(tài)與知識分子的性格和形象。而且為東亞國家的科舉制和西方國家的文官考試制度所借鑒，對當今中國社會的文化教育也還有深刻的影響。

所謂科舉，就是中國和東亞國家帝制時代設(shè)科考試、選才任官的制度。自從隋煬帝大業(yè)元年（605）建立進士科以后^[2]，特別是唐代以后，科舉制逐漸發(fā)展壯大。到中晚唐時期，絕大部分年份都開科取士。甚至到唐昭宗時，唐朝已搖搖欲墜，戰(zhàn)亂不斷，還年年開科，認真對待科舉取士。南宋洪邁《容齋隨筆》四筆卷六《乾寧復試進士》說：“是時國祚如贅疣，悍鎮(zhèn)強藩請隧問鼎之不暇，顧惓惓若此?！碧仆醭琳炎跁r已是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但還是念念不忘科舉取士。晚唐八十年間，只有四年停舉，除非萬不得已，科場年年照開。這四次停舉皆因戰(zhàn)亂，政局動蕩不安，有時連唐皇室性命都難保才無暇顧及開科。

在“置君猶易吏，變國若傳舍”的五代十國時期，戰(zhàn)亂頻仍，烽火連天，政局動蕩不安，在短短的52年中經(jīng)歷了5次改朝換代，前后有14個皇帝走馬燈似的登上中原政治舞臺。但就是在這樣動亂年代，除了后梁有三年因考慮“舉子學業(yè)未精”等原因、后晉有兩年因“員闕少而選人多”而停舉外，其他年份一如既往照樣不斷開科取士。而且，各個地方割據(jù)政權(quán)多數(shù)也舉辦科舉考試^[3]。可見，朝代可以改，皇帝可以換，但科場卻不可不開，這說明科舉制在唐代以后已帶有強大的歷史慣性，能夠與時遷徙，與世偃仰，成為跨越時代的一種基本政治和文教制度，科舉已成為中國社會政治生活和人文活動不可或缺的重要內(nèi)容。

宋代以后，科舉制已成為“帝制時代中國最為重要的一項政治及社會制度”^[4]。經(jīng)歷過元代的反復比較，到明清兩代，科舉制進入成熟階段，更為穩(wěn)固和連續(xù)，開科成了幾乎是雷打不動的社會大事。即使遭遇戰(zhàn)亂和大災等不可預測的事件，也要易地開科或次年補行。例如1900年發(fā)生庚子之變，無法正常舉行科舉考試，但就是在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出逃在河南的情況下，1901年12月還下令次年要補行辛丑（1901）恩科和壬寅（1902）正科鄉(xiāng)、會試。因此有人曾感嘆道：“在如此倉黃播越之中，而對下年之鄉(xiāng)、會試，尚復兢兢注意，足見當時視取士之典尚為鄭重?！?sup>[5]因此有的學者認為科舉是中國古代社會最為特殊的方面^[6]。

1864年12月，在狄更斯主編的周刊《一年到頭》上，刊載了一篇《中國的競爭考試》的文章，談到科舉制的穩(wěn)定性和獨特性，指出科舉的獨一無二之處在于，“科舉這個教育機器幾乎是從不間斷地實施其功能：它是唯一沒有被動搖過基礎(chǔ)的制度，是在權(quán)威一再崩潰和顛覆中唯一能維持全面而廣泛的影響的制度，當其他帝國統(tǒng)治的代表一次又一次被推翻并被踐踏為塵土時，它在全民族的眼中卻是神圣的唯一避難所?！?sup>[7]1866年12月，有位西方人士也指出：“中國的競爭性文士考試制度是該國特有的制度，并且持續(xù)了一千多年。長期以來，它得到每一個朝代每一位皇帝的認可和支持，得到人民普遍的贊同和接受。”^[8]

科舉制的穩(wěn)定性和規(guī)律性是如此之強，周而復始貫串各朝，連一般皇帝都不敢或不能隨意改變其制，或者短暫改變之后又不得不恢復原狀。明清時期，每逢子、卯、午、酉年的八月都舉行鄉(xiāng)試，而八月十五考第三場，幾乎是五百余年一貫制，以至于科舉這種社會活動的出現(xiàn)，有點類似于日月和季節(jié)變化的自然現(xiàn)象。這是極為獨特的。當一種社會制度的運行，任何人都無法憑個人意志加以改變的時候，便說明其體現(xiàn)了某種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zhuǎn)移的客觀規(guī)律。

在科舉時代，因為考試選官比其他選舉取士方法更適應社會的需求，所以各個朝代皆將其作為拔取人才的首要途徑。自五代以后，入主中原的少數(shù)民族政權(quán)，或遲或早都采用了科舉制?！爸袊哪切┐髮④妭儯晒Φ那致哉吆筒豢梢皇赖牡弁鮽兌荚谶@強有力的科舉等級制度無法抗拒的進攻面前，或頑強的抵御之下，為之折服。”^[9]包括農(nóng)民起義軍建立的政權(quán)如明末李自成建立的政權(quán)、清代洪秀全建立的太平天國政權(quán)，也都實行了科舉制，連中國周邊國家如古代朝鮮和越南，也模仿中國建立了自己的科舉考試系統(tǒng)?？婆e制跨越了中國不同朝代和政權(quán)以及東亞不同民族和國家而被廣泛實行，說明它在古代社會有其存在的必然性與合理性。

“科場關(guān)系大典，務期甄拔真才”^[10]。就像戰(zhàn)爭意義非常重大因而不能完全交給將軍們決定一樣，科舉在古代實在太重要，對其做重大的變革并不是主管部門如禮部所能決定，而是帝制時代最高決策層，通常需要交由中央各相關(guān)部門和宰相商議，最后由皇帝本人做出決斷。在1300年科舉史上，曾經(jīng)發(fā)生六次有關(guān)科舉存廢的爭論，雖然也有過幾次中斷，不過少則幾年，至多三十余年便重新復活了，因而清代學者梁章鉅以為“終古必無廢科目之虞”^[11]。確實，在各種選拔人才的方式之中，科舉制是最適應古代中國社會的選才制度^[12]。

然而，鴉片戰(zhàn)爭以后，伴隨著堅船利炮的沖擊，歐風美雨強勁東來，中國社會的政治、經(jīng)濟和文化環(huán)境起了急劇的變化。特別是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人在內(nèi)憂外患的壓力之下，求變的要求日趨強烈，科舉制也陷入空前的危機，終于在1905年9月走到了生命的盡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