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從農家樂到統(tǒng)購統(tǒng)銷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在一般農民心目中，毛主席是具象的共產(chǎn)黨和人民政府，是可感可觸的生活化的政治。

土地改革后，無論是在南方，還是在北方，坊間印行的毛主席畫像，銷路真是好極了。翻身的一個重要標志，便是許多農家的堂屋里，掛上了毛主席像,兩側貼著“翻身不忘共產(chǎn)黨，幸福牢記毛主席”的對聯(lián)。孩子們在像下歡歌笑語，老人們因看到了畫像上一片金色的祥云而喃喃自語。男主人公出工之前，會向它投去深情的一瞥，而后，他們就像一柄投向硯池浸透了墨汁的狼毫，去天地間抒寫人生中嶄新的飽滿……

農民在一起談天，一提到毛主席，像一只火把揮向了幽暗的山澗，人們的臉上一下亮堂起來。一聽說哪位干部或記者是從北京來，農民們馬上圍個水泄不通：“毛主席可好？”“您看見毛主席沒有？”……他們對毛主席身邊的人，即使是在京城里清除垃圾的環(huán)衛(wèi)工，也一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毛澤東在將土地給了農民的同時，也將一種從未有過的生產(chǎn)方式、精神方式，給了中國的農村——

北京市郊的六郎莊，是優(yōu)質的京西大米的出產(chǎn)地。從海淀西至頤和園外，都有這個莊的土地。一眼望去，處處可見谷穗甸甸的稻浪，旋著微波，恍如一個愉快的小伙子在打著呼哨，間雜著一塊塊碧綠的藕塘和荸薺田，早熟的小稻正在收割，大片的紅芒稻就要登場。場上地里，人們忙著割、曬、打稻子、捆草把，落稻機的擊打聲應和著人們發(fā)自肺腑的笑語。供銷社緊急調運來十幾架落稻機，一架得650斤小米，當然不便宜，但是為了不耽誤這少有的好年成，供銷社院子里擠滿了來貸款購買的農民……

1950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八次討論并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

黃河兩岸的農民，也在為眼前的好年成而歡欣鼓舞。從冀中平川到晉東南山地，在廣闊的田野或層層的梯田里，高粱深紅，玉茭金黃，在藍得幾乎透明的天穹下，像是一束束競相追逐的火苗，在放肆地生長……

幾乎能與農民的歡樂一起婆娑起舞的土地，其蘇醒的性靈，源自于農民的精耕細作，加工加肥。六郎莊里，誰家地里的大糞、豆餅都比往年上得足。尚不到清明，老早就有人下地抹稻埂了。捉地（即稻田插秧前，將去年的禾兜用手翻過，使其爛在地里）、插秧、蓐草也干得特別起勁。在晉東南石厚土薄的山地，農民們犁、鋤、耙各三遍，施肥由過去的每畝三十擔，猛增到八十擔，才把荒地變成了熟地。

被無數(shù)的大小河流交織的蘇南，河底里不斷淤積起來的河泥，成了農田里最好的烏金。在土改結束后的1951年春天，觸目皆是罱河泥的小船。常常是一對夫婦，女的站在后梢把櫓，男的站在船頭罱泥，手下立著兩根交叉的長竹竿，仿佛一把長柄的剪刀，剪刀頭上裝著兩只相對的麻線織的網(wǎng)，或篾編的籮，向河底使力一夾，就把河泥罱起來了。夕陽西沉的時候，每個村子的周圍都是三三兩兩滿裝河泥的歸船……沒有船或一時借不到船的農戶，便多多收垃圾或糞便。人們都在感嘆：今年早起揀狗屎的人比狗屎還多！

在各地蓬蓬勃勃的生產(chǎn)熱潮中，二流子、懶漢、和尚，大部分也像離開廁所一樣頭也不回地離開了昔日的生活。京郊的槐房村里有16個二流子，過去因為沒有土地，沒有職業(yè)，過著坑蒙拐騙、吃喝賭嫖的日子。土改后，除一人外，都參加了勞動。改邪歸正的二流子高玉祿說：以前我連個地渣兒也沒有，不偷沒有辦法，現(xiàn)在有了土地可得好好種了。

滿懷新生活憧憬的農民，必然會對文化有熱烈的要求與渴望。

常熟縣，1950年冬有6萬多農民參加冬學，該縣的縣委書記告訴記者說：現(xiàn)在農村的小學教室都快被擠破了。師資缺乏是急需克服及解決的嚴重問題。在東北農村，農民們在冬學中如此地用心，以至于你到處可以看見歪歪扭扭的粉筆字跡，他們把所有可以寫字的東西：雪地、門板、柜門、灶臺、墻壁等等都當成了黑板。平時過日子是很節(jié)儉的，甚至舍不得點豆油燈，只用自家種的麻籽榨點油，放在燈碗里，讓它發(fā)出一些些昏昏的光亮就可以了。在冬學中農民們卻點起了煤油燈，兩盞、三盞，把燈心捻得大大的，讓滿屋子亮堂堂的。就在這溫暖了一個冬天的橘黃色光芒里，從前一個大字不識的人，已經(jīng)學到能夠記簡單的帳和寫簡單的字了……

老家湖北省浠水、土改時正值少年、日后做了新華社記者的楊繼繩先生回憶到：

從我親身經(jīng)歷的情況來看，中國農民真正舒心的日子是1950年到1953年。土地改革實現(xiàn)了耕者有其田。我目睹并親身享受到了“農家樂”：交完了公糧都是自己的，多余的糧食可以自由上市。吃飽了飯的農民，唱著歌把最好的糧食送給國家。我們這些系著紅領巾的孩子，在長長的送公糧的隊伍旁邊奔跑、雀躍，分享著大人們的快樂。

——（楊繼繩《鄧小平時代——中國改革開放二十年紀實》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12月第一版）

毛澤東成了一個庇佑天下農人發(fā)家致富的神。

神龕，則是四十年代起他就在文章、講話里屢屢提及的新民主主義階段。

普列漢諾夫說過一句名言：可以在俄國烤出社會主義大餅的面粉，俄國的歷史還沒有磨出來。進城之前，開國之初，毛澤東也認為，能夠在中國煮出噴香的社會主義大米飯的稻谷，中國的歷史還沒有收割。社會主義要在中國開始全線進攻，也許要到共產(chǎn)黨人坐了天下的十五年之后，在這十五年里，得有一個被稱之為新民主主義、既有社會主義因素又有資本主義因素存在的過渡階段。

劉少奇似乎特別熱衷詮釋這一階段，有勇氣不避這一階段在意識形態(tài)上的重大風險。他去天津，對資本家們發(fā)表了要將他們從冰封的疑慮中拖出來的著名講話，內有“剝削有功”、“剝削越多越好”的言辭，他保證共產(chǎn)黨與民族資產(chǎn)階級至少“可搭伙10年至15年”，如果過早消滅了資本家，“消滅了以后，你還是要把他請來的?！彼磳^早地“動搖、削弱、直到否定私有制”和過早地采取社會主義步驟，在城市里如此，在鄉(xiāng)村里亦如此。

1948年9月，他在西柏坡便說過：“單是給生產(chǎn)者以土地，只是建立了領導權，還須進一步使他們成為小康之家?！保ā蛾P于新民主主義的建設問題》）1951年7月，他又在中南海春耦齋里講：“私有權在今天中國的條件下，一般地還不能廢除，并對提高社會生產(chǎn)力還有其一定的積極性”，在農村對私有制“又動又不動是不對的。太歲頭上動土，你去動搖一下，削弱一下，結果豬牛羊殺掉”，是對生產(chǎn)力的破壞……（《中國共產(chǎn)黨的歷史任務》）

農民們在這來自北京、帶有濃重湘音的承諾里，酥酥地蕩漾著自己的發(fā)家致富之夢。又伴著滾落的串串汗水，將它們撒播進腳下的黃土地、黑土地、紅土地。

農民的堂屋里，高掛的毛主席像有著觀世音般大慈大悲、豐耳隆鼻的面相，一家人天天沐浴在他祖父般慈祥的目光下；可他們又離他很遠，無法觸及到他那“樹欲靜而風不止”的心弦——總是在變，難得不變，愈是強調長久不變，愈是朝不保夕在變……

1945年，毛澤東曾向西方記者介紹，未來的新中國，將實現(xiàn)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到了1948年9月，眼看蔣介石王朝已成強弩之末，即將灰飛煙滅，他便決定新生政權的性質應該是無產(chǎn)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lián)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

在新民主主義階段的日程表上，早在1952年9月24日的一次中央書記處的會議上，當周恩來匯報完關于第一個五年計劃的輪廓問題與蘇聯(lián)商談的情況后，毛澤東就講了一段話，大意是：我們現(xiàn)在就要開始用10年到15年的時間，基本上完成社會主義的過渡……（參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 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5月第一版）

劉少奇當然是個成熟的政治家。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共產(chǎn)黨又將“資產(chǎn)階級”給請了回來，決心和他們“搭伙”走很長一段被稱之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歷史時期，農村里包產(chǎn)到戶，責任到田，農民們發(fā)家致富的欲望以及各級干部勃發(fā)這欲望的欲望，恰如板結的土壤里蚯蚓在執(zhí)著地蠕動，缺水的田垅中泥鰍在叭叭地蹦達……已經(jīng)證明他對新民主主義階段情有獨鐘，的確是有著某種歷史預見性的。

劉少奇又顯得不夠成熟。

為著對新民主主義階段的垂青，以及在那幾年里他講的諸如“剝削有功”、“確立新民主主義秩序”一類讓毛澤東聽起來頗為可疑的話，漸漸地在他與毛的關系上打下了個冰冷的榫子，直至“文革”，被視為毛身邊的赫魯曉夫而遭到全面清算。

同樣出身農家的劉少奇，當然不會忽略鄉(xiāng)下的情況：

1952年里，五億多從未吃過飽飯的鄉(xiāng)下人，敞開胃袋，在這一年里，足足多吃掉175億公斤糧食，一些地方開始有了存糧，孩子不再啼餓，老人不再嘆饑。男人的臉上血色在漸漸地驅趕菜色，下體也趁機在女人的肚皮上作亂起來，1951、1952兩年里，全國農村共生下四千二百五十四萬九千七百四十個孩子……

——（參見凌志軍《歷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國的興起與失敗》人民出版社1996年1月第一版）

但劉少奇，顯然不像毛澤東一樣掄圓了雙眼，充分注意起土地改革后農村新一輪分化的現(xiàn)象。

在北方，河北省中共滄縣地委在一份報告中稱：

經(jīng)過幾年來生產(chǎn)運動的開展，農業(yè)生產(chǎn)已有相當?shù)幕謴?，有的農民已開始添置調整土地，生產(chǎn)逐漸上升。但也有因貧困出賣土地，生產(chǎn)也就隨著下降，農村的階級關系亦隨著開始了新的分化，主要表現(xiàn)在買賣土地上。肅寧、河間、任邱、建國等縣，1949年、1950年出賣土地的有138戶，占總戶數(shù)的10.7%,共賣出土地383.95畝，占總畝數(shù)的2.19%。從出賣土地的原因上看，河間、任邱兩個典型縣調查，計出賣地戶62戶，用于蓋房子的5戶，遠地換近地的12戶，買牲口的6戶，共23戶（這些因調整生產(chǎn)賣地是正常現(xiàn)象）；因生產(chǎn)生活困難及喪失勞動力而賣土地者39戶，占總戶數(shù)5.4%。

——（見《中國農報》第二卷第四期，1951年2月）

在南方，1953年，浙江省海寧縣政府對仲樂鄉(xiāng)東王村106戶農民的情況作了一次調查——

在土改以后，由于勞動互助運動的發(fā)展，74.1%的貧農上升為中農，但因遭受天災人禍而出賣土地的貧農也有幾戶，借債的16戶（其中，中農4戶，貧農12戶），賣工的30戶（中農3戶，貧農27戶）。少數(shù)中農卻上升為富裕中農，其中有5戶放債，10戶開始雇工，買進土地的有8戶。個別中農如該鄉(xiāng)九龍村的中農朱榮堂，隨著經(jīng)濟的上升，打起六條木船，放租經(jīng)商，趨向新富農。

——（見張樂天《告別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東方出版中心1998年1月版）

這次調查有多大的典型性雖不得而知，但在海寧縣作了多年實證調查的張先生可以肯定，此次調查中發(fā)現(xiàn)的土地買賣、高利貸、雇工等現(xiàn)象，當時在海寧縣其他鄉(xiāng)也有發(fā)生，只不過程度有所不同而已。

當然，在部分農民眼里，正因為現(xiàn)在土地可以買賣，這日子才會有奔頭。河南作家周同賓先生，他父親在土改之前用十石糧食買了別人一些地而成了中農，比起那些在土改中家徒四壁的貧農無償?shù)氐玫搅送恋?，他并不后悔：“拿糧食買來的地，種著心里踏實；一個錢不花，人家的地就成了自己的，天下哪有這事！”土改后——

……父親最滿意的是，新社會，沒土匪，天下太平，沒捐稅，只交公糧，公糧也不多。家中的糧囤又大了。碰巧，又有人賣地，賣四畝。那是個貧農，剛從地主那里分來的地，地名“百石倉”，是因為那人好吃懶做，莊稼沒種成，沒錢買酒，不能度春荒，才賣的。當時，允許土地買賣。父親拿出家中的全部積蓄，又借一筆錢，買下了。父親領我去“百石倉”，他以主人的姿態(tài)，驕傲地站在地當中，久久地端詳腳下的地，一再說：“好地！好地！”我看見，他是那么強健有力，那么心高氣壯，仿佛即使再有一頃地，他也能種好……

——（周同賓《土地夢》《中華文學選刊》1999年第5期）

土地私有，家庭經(jīng)營，延續(xù)了千百年的傳統(tǒng)生產(chǎn)工具與傳統(tǒng)的農家作物，巴掌大的土地規(guī)模，雞嗉般逼仄的自然資源，男耕女織型的家庭經(jīng)濟，幾乎一挑貨郎擔就可以挑起來的鄉(xiāng)村市場，這一切必然導致家庭之間的競爭。而且，土地有好壞，勞動力有強弱，經(jīng)營是否得法，再加上若逢婚喪疾病……競爭和后者間所形成的差距，必然會產(chǎn)生農村中新一輪的貧富分化和土地的重新兼并。這便是歷史的邏輯。

此外，“平等”——在不平等的社會中，作為一面爭取平等的旗幟，具有強有力的動員、鼓舞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中國革命就是在這面獵獵飛揚的旗幟下進行的。但平等一旦成為制度了，制度內部的平等者們爭取不平等的爭斗，就在一片無形無味的硝煙中展開了。當?shù)刂?、富農之所以成為地主、富農的教訓，在打倒了地主、富農的喜悅中，漸漸淡去了腦后，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可能，人們便要百分之二百地表現(xiàn)出超越他人、讓自己多一些經(jīng)濟優(yōu)勢的傾向，這大抵在人性上亦有根源。

毛澤東是位哲學家。如同他的心弦變是長久的，不變是暫時的，他洞見農村中平等是暫時的，不平等是長久的。列寧稱這種新的不平等，為“小生產(chǎn)是經(jīng)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fā)地大批產(chǎn)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chǎn)階級的”。（《共產(chǎn)主義中的“左派”幼稚病》）毛澤東則常常將此稱為“階級斗爭”，并且在階級斗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口號下，為維持中國社會制度化的平等，為挑戰(zhàn)那總像蟬蟲一樣要攀上高枝去承接更多風露的人性，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愈近暮年，愈是如此。最終，“文革”使民族蒙上一場千古未見的浩劫外，也使他頗有幾分像希臘神話里那個要推巨石上山頂?shù)拇罅ι裎骶w弗斯，獲得了悲愴的失敗……

但是，早有論者注意到，土改之后，毛澤東日益為農村中新一輪的分化而憂慮重重，并非僅僅因為他不懈地追求革命意識形態(tài)的純潔性，或是他對于在分化中一部分再度被拋向了窘困境地的農民滿懷著同情。

尤讓毛澤東阢隉不安的是，在全國糧食總產(chǎn)量達到了3278億斤，比上年增長10.6%，比1949年增長44.8%,也超過戰(zhàn)前最高水平1936年3000億斤的9.3%、堪稱是一個大豐收年的1952年之后，中國的不少城市卻為缺糧所困擾，到了1953年夏季，國庫存糧已經(jīng)所剩無幾，各級政府聲嘶力竭號召厲行節(jié)約，但也只夠城里人維持兩個月。雖然還有田間小麥尚可指望，但這個夏季，長江流域洪水肆虐為百年罕見，夏糧的減產(chǎn)已成定局。糧食部于6月2日呈報中央，經(jīng)濟專家和各省巨頭齊集北京會商對策。對策沒有拿出，拿出的只是一個“形勢嚴峻，難以為繼”的結論……

1952年10月毛澤東在鄭州黃河岸邊

毛澤東的案頭上，告急的報告還在紛至沓來。

從1953年7月1日開始的一個新的糧食年度里，京、津二市原本需要15億斤小麥，可是收上來的只有10億斤，而且從7月1日開始，三個月里已賣掉5億多斤，尚剩下的4億多斤，卻要維持此后九個月的生計。9月4日，令人擔心的事情終于發(fā)生，私商在探得政府的焦頭爛額之后，麇集一處火上加油，在兩個小時內，把除去倉庫里的糧食統(tǒng)統(tǒng)買去。他們還想斷后，又蜂擁至徐州，搶購剛剛收上來的黃豆，一個叫王雨農的家伙，一個人便買去50萬斤……

堂堂一國之都，那開國隆隆的禮炮聲，和“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的宣告，還回蕩在耳邊，現(xiàn)在卻有可能站不起來了，不是被明火執(zhí)仗的敵人，卻是被一場糧荒所打倒。北京急電東北，需調42億斤糧食火速進關，素有“糧倉”之譽的東北三省，因為也局部受災，答復是只能調集14億斤，而且不知何時才能啟程。情勢如箭在弦上，城門失火！

造成糧食匱缺的局面，有著諸多的原因。

如農民放開了肚皮吃，1953年秋天，薄一波在華北作了十幾天調查，他發(fā)現(xiàn)，過去山區(qū)農民一年只能吃上約十頓的白面，現(xiàn)在則每個月可以吃到四、五頓，面粉需求量空前增大了。還有，由于發(fā)展工業(yè)的需要，城鎮(zhèn)人口大量增加，除自然增長的以外，絕大部分來自農村，昔日他們是糧食的生產(chǎn)者，現(xiàn)在他們是糧食的消費者。此外，還有天災的影響，以及私商們囤積居奇，待價而沽，與國家明中暗里斗法……

最重要的，仍然是列寧在十月革命勝利后所面對的一個老問題：

一方面，農民總想將更多的糧食存在自己的糧囤里，如同地主總想把更多的土地集中在自己的名下。在他們眼里，這是一條載著他們渡過各種危機、并駛向發(fā)家致富彼岸的方舟。過去沒有這條方舟的農民，一旦有了它，他們對于糧食的呵護更為精心，必要時，他們會在一番堅壁清野后，裝出一副灶冷鍋涼、可憐巴巴的模樣……

另一方面，昔日鄉(xiāng)村社會的結構性階級——地主，日益變成抽去了骨頭的軟體動物，國家尚沒有一個有效且強力的組織，對農民的生產(chǎn)活動進行全程的督促、監(jiān)管，并讓他們將所收獲的糧食，按照國家經(jīng)濟建設的要求，老老實實地交出或賣出足夠的數(shù)量。眼下，與農民打交道的，只是蝗蟲一樣密密麻麻活動于集鎮(zhèn)與鄉(xiāng)村之間的上百萬糧販子，后者又像蝗蟲一樣在瘋狂吞噬共和國幼小的身架。農民卻樂意把糧食賣給他們，因為他們給出的價格，高于國家征收的商品糧的價格。在1952年7月1日到1953年6月30日這個糧食年度內，全國農民共賣出糧食348億斤，其中，國家和供銷社只收購到近70%，私商則收購到了30%。

眼看一座座正在大出血的城市，毛澤東顯然對列寧當年派出由武裝的工人組成的糧食征集隊下鄉(xiāng)，多了一層理解。僅僅在土地改革結束一年之后，對當年用血肉之軀，還用獨輪車和扁擔，將中國革命推進了城市的農民，毛澤東的看法有了一個很大的變化。

在當年10月2日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陳云詳細分析了糧食購銷的嚴峻形勢，對八個應對方案的可行性逐個作了說明。他說：

我這個人不屬于“激烈派”，總是希望抵抗少一點。我現(xiàn)在是挑著一擔“炸藥”，前面是“黑色炸藥”，后面是“黃色炸藥”。如果搞不到糧食，整個市場就要波動；如果采取征購的方法，農民又可能反對。兩個中間選擇一個，都是危險家伙。

——（《陳云文選》1949——1956年）

陳云是當時主管經(jīng)濟工作的臺柱人物

毛澤東深深地為陳云的話所震動，在會議最后，他講到：

馬克思、恩格斯從來沒有說過農民一切都是好的，農民有自發(fā)性和盲目性的一面；

現(xiàn)在是“青黃不接”，分土地的好處，有些農民開始忘記了；

這也是要打一仗，一面對付出糧的，一面對付吃糧的，不能打無準備之仗，要充分準備，緊急動員……

——（以上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

在陳云擬出的八個方案里，中央政治局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其中最為嚴厲的一個方案——統(tǒng)購統(tǒng)銷。

所謂統(tǒng)購，即生產(chǎn)糧食的農民，應按國家收購的糧種、收購價格和計劃收購的分配數(shù)字，將余糧售給國家。糧種和價格由中央統(tǒng)一規(guī)定。價格的規(guī)定，大體維持在當時城市出售價格的基礎上，以不賠不賺為原則，并須長期固定，以打消農民囤糧待漲的心理。

所謂統(tǒng)銷，即城市居民必須按照國家規(guī)定的數(shù)量、品種和價格購買糧食，其配給之數(shù)量，因人的性別、年齡、職業(yè)以及居住地區(qū)的不同而有不同。當時城鎮(zhèn)居民大約組成了五千萬戶家庭，每戶均有一個購糧本，憑本方能取得糧票。

糧票，此后又傳宗接代，牽蔓扯藤，扯出了更多的票證：油票、布票、肉票、餅票、豆干票、糖票、煙票、酒票、煤球票、火柴票、肥皂票、工業(yè)券……頭上紛揚著五顏六色票證的大雪，每一個城里人都舉步維艱，動輒掏票。無票，你就要餓死凍死，回到穴居時代；有票，你也不可能歡蹦亂跳，活色生香。這場將老百姓維持在最低生活水準的大雪，一直下了22年之久，大雪之中，則是政府高度膨脹了的無所不在無所不管無所不服的權力。

1953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做出《關于實行糧食的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的決議》。圖為沈陽市郊農民把大批余糧賣給國營糧食公司

二　“大海的怒濤”

政府是強大的，當時鄉(xiāng)下多達一億一千萬農戶也是強大的。

農民如果不強大，便不會在1953年那華燈齊放、焰火飛升的國慶之夜，逼得共和國的最高領導者們放棄了與民同樂——天安門城樓下是一片浩瀚的歌濤舞潮，城樓上緊關上門的一個會客廳里，他們面容凝重，神情峻切，討論如何渡過眼下的糧食危機……

倘若不能將農民的強大關進籠子里，政府的強大就成了空中樓閣。

合作化在中國的問世，便是必然的了。

不管數(shù)以億計的農民分布如何分散，自然條件各有不同，有著怎樣的地域文化傳統(tǒng)，統(tǒng)統(tǒng)都可以裝進合作化這個籠子里。喜歡藏藏掖掖、頗有幾分狡黠的農民，無論是他們的生產(chǎn)過程，還是每一戶收成的多寡欠豐，一切都將變得透明起來。合作化只有一個出口，國家只需拎些麻袋來，靠著這出口，等著傾泄出金躍玉濺的瀑布。這籠子隨時局更遷，不斷變化著名稱：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人民公社，每變一回，籠子就收縮幾分，籠子的出口，則闊大了幾分……

沒有合作化，就無法實施統(tǒng)購統(tǒng)銷。

為了發(fā)展初級農業(yè)生產(chǎn)合作社，人民政府發(fā)放大量合作基金貸款，解決貧苦農民入社股金困難問題。圖為農民踴躍申請入社

1953年12月，是統(tǒng)購統(tǒng)銷政策正式執(zhí)行的日子，隨即，中共中央通過了發(fā)展農業(yè)合作社的決議。一年以前，毛澤東已經(jīng)將中國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日程表，提前為由即時開始的十年到十五年。一年之后，他又一腳將油門踩到底，隨著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實行，便宣稱開始了社會主義革命階段，即可以向“資本主義”發(fā)動全線進攻！

那像傳家寶一樣壓進箱底的土地證，頃刻間成了一張廢紙。剛分到手的那會兒，常常夜半醒來也跑去抓回一把熱土才覺睡覺踏實的土地，不過兩、三年后又收了回去……

隨著新民主主義階段成了蒼天下一痕漸行漸遠的鳶影，農民們發(fā)家致富那魚鰭般活潑潑在夢中劃游的憧憬，卻可能成為一具黑洞洞的被剖開的魚腹。但是，從以《人民日報》為首的各級報刊，到作家李準的成名作《不能走那條路》，都在向農民莊嚴保證：共產(chǎn)黨并不反對富裕，但少數(shù)人的富裕，只會建立在多數(shù)人的貧困上。

對于“共同富裕”，這美妙得聽了幾乎石頭也會唱歌的保證，有些農民不信。為此，在統(tǒng)購統(tǒng)銷政策的實施過程中，封門、搜查、捆綁、吊打的現(xiàn)象，在不少農村均有發(fā)生。據(jù)當時官方的《農業(yè)集體化重要文件匯編》中記載：“江西新余縣蓮溪鄉(xiāng)黨支部，在縣委負責同志指示下捆綁農民，全鄉(xiāng)捆綁了89個人，鄉(xiāng)干部拿著秤，挨家挨戶收糧食，不賣的當場綁起來。對一名用部分糧食喂鴨子的中農進行斗爭。廣東高要縣第九區(qū)在購糧中捆打了53人，搜屋36戶。湖南全省，因購糧問題被迫自殺者111人”……

在合作化運動中，像周同賓父親這樣的農民，也決不在少數(shù)——

……他不愿入社，堅決不入社。不光是他，那么多貧農也不愿入社，只有那些缺勞力、沒耕牛、少農具的人家，才積極入社。不入不行，不得不入。父親是最后一個被強拉進社里的。交出了土地證，牽走了牛驢，拉去了鐵輪車，父親一下子沒了魂，也沒了勁，怔怔地蹲在院里的捶布石上，兩眼茫然看著好似頃刻間空虛了的家，久久無言，久久站不起來。他眼淚正向肚里流……

——（《土地夢》）

自然，毛主席的威望，尚像午后的太陽一樣，在人們心頭散發(fā)著余熱。而且，在中國的任何一個地方，幾乎都能冒出陳永貴這樣有著社會主義很高覺悟的帶頭人。除了極少數(shù)不識時務者，絕大多數(shù)的農民，對于那個莊嚴的保證，不管是真信，還是假信，口服還是心服了，統(tǒng)統(tǒng)給卷進了社會主義的滾滾洪流之中……

1955年，中南海里，毛主席十一天閉門不出，夜難成寐，眼看全國各地合作化的速度如“大海的怒濤，一切妖魔鬼怪都被沖走了”，比他期盼的還要快，他遠比編自己的選集更有興趣、熱情，一氣編好了即將下發(fā)全黨的《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他對自己的秘書說：家英呵，你知道，我現(xiàn)在的心情，比起1949年建國，還要高興。

“大海的怒濤”里卻悄悄地藏著一個秘密，這個秘密是——

當國家收購農產(chǎn)品時，其價格總是低于價值，國家向農民出售工業(yè)品時，其價格總是高于價值。在公開的農業(yè)稅率，即交公糧外，農民那點有限的收入，還得在暗中接受“剪刀”這兩翼的鋒利剪切。

國家通過“剪刀差”，到底從農村從農民身上拿走了多少財富呢？二十年后，經(jīng)濟學家道破了“大海的怒濤”中這股真正滾滾的潛流，并從不同角度進行了計算，有兩種說法——一種說法是，“剪刀差”的相對量1952年為12%，1957年為28%，1978年為28.1%。從建國以后到改革開放前，農業(yè)通過“剪刀差”，向國家提供了6000億元的資本積累，相當于1982年全國工業(yè)固定資產(chǎn)的原值。

又一種說法是，從1952年到1989年的27年間，國家通過“剪刀差”和農業(yè)稅（扣除同期國家財政支農資金），從農村拿走了7000多億元，這超過了1987年國營工業(yè)固定資產(chǎn)的原值。（以上轉引自楊繼繩《鄧小平時代——中國改革開放二十年紀實》）

如此拿法，對于一個其主要成分來自農村、并且主要依靠農民打下了江山的黨來說，不可能理直似竹，氣壯如牛。“當時黨內黨外都有一些同志過于同情農民，不贊成統(tǒng)購統(tǒng)銷”（薄一波《關于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反對合作化的，更是大有人在。毛澤東在他熱情洋溢編好的那本書的一紙按語里寫到：“一九五五年上半年，是那樣的烏煙瘴氣，陰霾滿天”……

但一邊，又必須理直似竹，氣壯如牛。

打由農村進城市后，成了全國的執(zhí)政黨，茅坪八角樓和楊家?guī)X的窯洞里，再也裝不下共產(chǎn)黨的目光。在人類文明的最高表達——城市里，她必須按照城市的思維方式，去思索中國日后的命運：西方早期工業(yè)化國家，通過殖民地的方式，轉移掉國內的矛盾，又掠奪他國的資源推進本國的工業(yè)化。沒有趕上早市的德國、日本，失去了這個機會，卻又想瓜分前者的市場，便必然要挑起世界大戰(zhàn)了。泥濘泥水里蹣跚步履、連晚市也沒能趕上的中國，現(xiàn)在要靠外部的因素啟動自己的工業(yè)化，更沒有可能，只能靠內部挖掘、內部積累。在這個歷來以農業(yè)為本、國民中農民亦占絕大多數(shù)的東方古國，若不去農業(yè)那里挖掘，若不多由農民積累，工業(yè)化便只能是紙上談兵、畫梅止渴……

沒有合作化，就不能實現(xiàn)國家的工業(yè)化。

麻煩是，一邊是不可能理直似竹，氣壯如牛，一邊又必須理直似竹，氣壯如牛，心理上便不免磕磕碰碰起來，或者說心口有些發(fā)虛，給人的感覺是過于敏感，過于惕懼，乃至表現(xiàn)得有點歇斯底里……

1955年，毛澤東接見河北著名的“窮棒子社”社長王國藩，這個社只有三條半驢腿

在中國，大概沒有什么人比毛澤東更清楚，只要把億萬農民在某一個有利于他們的口號下調動起來，就足以辦成任何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從來自視為農民的最高利益代表者的毛澤東，最為警怵的事情，可能就是有人也口口聲聲以農民利益的代表者自居，哪怕這只是一個朦朧的影子般的幻覺，也足以讓他的神經(jīng)勃然陡立如黑暗中的刀鋒……

最為著名的，便是1953年他在中央人民政府擴大會議上訓斥為農民鳴冤的梁漱溟是“筆桿子殺人”；1959年他在廬山會議上稱為農民叫苦的彭德懷是“王八蛋”。

或是劉少奇在政治懸崖邊悄然退卻，或是對毛提速進入社會主義的決策，他也漸漸口服心服：早點見到社會主義有什么不好呢，難道一定要搞上二三十年新民主主義，非等到第一代的共產(chǎn)黨人，都雞皮鶴發(fā)、齒動牙搖，或者魂歸馬克思那里，再去搞社會主義嗎？

一個可資參考的例證是——

“公社”這兩個字，誕生在一列南行的列車上。按照劉少奇的回憶，“公社”一詞是“吹”出來的?！坝形?，恩來、定一、鄧力群”，他說道：“我們四個人吹半工半讀，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吹公社，吹烏托邦，吹過渡到共產(chǎn)主義?！眲⑸倨鎸绲臒崆?，看來一點也不亞于毛澤東，以至于火車一到鄭州車站，他便要吳芝圃回去實驗。

據(jù)后來薄一波的考證，這一次火車上的海闊天空，是中國共產(chǎn)黨內第一次設想用“公社”來取代合作社，時為1958年4月底。當時，這一列火車恰恰是開往廣州去與毛澤東會合，可以想象，這幾個人將把這個激動人心的設想向毛澤東轉達……

——（凌志軍《歷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國的興起和失敗》人民出版社1996年1月版）

一個頗值得后人玩味的詞：吹

三　播下龍種，收獲跳蚤

那些看到了毛主席的畫像，眼前便浮現(xiàn)出一朵朵金色祥云的農民呢？

那些一提起毛澤東的名字，黧黑、粗糙的臉膛上，猶如火把投向了幽暗的山澗，一下呼啦啦地亮堂起來的農民呢？

那些農民可能死在了河南。

至今沒有見到吳芝圃的傳記，比起時下書店、地攤上，那些用麻袋裝也裝不完的傳記，這倒的確是一位值得作傳、倘若現(xiàn)今沒有人作傳將來必定會有人大傳特傳的人物。

吳芝圃敢斗。身為河南省長的他，在“反右”運動中，斗倒了省委第一書記潘復生，自己取而代之，成為當時毛澤東召集的各種會議上的常客。

吳芝卿（左二）陪毛澤東視察河南農村

吳芝圃更敢斗基層干部與普通農民。1958年，河南的糧食產(chǎn)量只有281億斤，他咬定為702億斤，由此，導致了全省范圍的高征購。次年，借著廬山會議上毛澤東對彭德懷的觸天之怒，他再度搞高征購，“反瞞產(chǎn)”，哪個基層干部完不成征購任務，就是“小彭德懷”，就會像土改時期斗地主那樣被斗得落花流水；而哪個農民膽敢不交足糧食，便會被捆起來，吊打追逼，關押拘留，拆毀房屋。

在成立了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嵖岈山人民公社的信陽地區(qū)，全區(qū)打人成風，手段千奇百怪，駭人聽聞。僅從1959年11月至1960年7月，為追逼糧食，經(jīng)專政機關逮捕的，就有1774人，其中36人死在獄中；短期拘留的，也有10720人，死在拘留所的達667人。在后來河南省委向中央的檢討中，也稱這個時期的信陽，為“一時間，形成了一種恐怖世界，黑暗世界”。

吳芝圃敢唱。雖然什么“三面紅旗”光芒萬丈，億萬人民意氣風發(fā)……成了當時官場的主旋律，但是在省一級領導人里，還是他唱得最為五音輝煌，聲震屋瓦，即使不是在懷仁堂，面對著毛主席的一片如林高腔如錦花腔里，而是坐在異常務實的陳云同志面前。

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的后者，1960年10月間，來河南調查了一個星期。像是一位老師，教一個冥頑的學生算術，他一一扳著手指頭說道：河南有多少耕地，能夠生產(chǎn)多少糧食，有多少農村人口？按最低限度農村人口要吃多少糧食？種子需要多少？飼料需要多少？全省吃商品糧的人口有多少……幾筆賬算下來，陳云的結論是，我不希望河南調出糧食，你們農村能夠征購的糧食，養(yǎng)活不了城市人口。吳芝圃仍堅持唱道：河南糧食產(chǎn)量比去年翻了一番還要多，不但不需要國家調入糧食，還可以調出糧食……

然而，就是陳云在河南的那幾天，在北京，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央監(jiān)察委員會的四名干部，將一份關于河南信陽地區(qū)大量餓死人和干部嚴重違法亂紀等問題的調查材料，送交了中央。

材料里披露，在信陽地區(qū)，正陽縣原報去冬今春死一萬八千多人，現(xiàn)初步揭發(fā)已達八萬多人；新蔡縣原報去冬今春死三萬來人，現(xiàn)在增加到近十萬人。遂平縣嵖岈山人民公社，過去只報死六百余人，現(xiàn)在揭發(fā)死人近四千人，占總人口的10%，在有的隊竟達到了30%。各種慘絕人寰的暴行，不僅農村嚴重，而且城市、工廠、機關、學校、商店、醫(yī)院都很嚴重。不論淮南、淮北，廣大群眾在經(jīng)濟上都遭受到了極大的摧殘，生活異常困難，真正是十室九空，家貧如洗……

吳芝圃卻絕對忠誠于黨，忠誠于毛主席。他盼望毛主席常來中原大地上走走，在鄭州思考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的大事。1958年底，毛澤東兩次在鄭州主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

吳芝圃還盼望黨中央能在鄭州開一次中共全國代表大會，他已經(jīng)從硬件上作了精心準備，在鄭州北郊的黃河岸邊，靠著高征購、高積累聚斂起來的資金，興建了一片豪華的園林型的別墅群。別墅群內，除了按當時中央委員和中央候補委員的人數(shù)，以每人一個套間蓋的一幢大樓外，還按當時黨的七位領袖，每人有一幢別墅，從總書記到黨中央副主席、主席，面積與舒適性逐級遞增，以主席的別墅最為寬大考究……豈料落成后隨之信陽事發(fā)，吳芝圃下臺，尚未開張就打入了冷宮，而且像忌諱什么，此后，中央再也沒有來過鄭州開會。（參見肖冬連等著《求索中國——文革前十年史》紅旗出版社1999年9月第一版）

那些農民可能死在了山東。

能想到“憶苦飯”成了“打牙祭”嗎？

人民公社時吃“大鍋飯”場面

不過是紅薯秧子掐去葉，切段洗凈，撒上幾粒黃豆，幾只干辣椒，再加上一把鹽，在生產(chǎn)隊煮牛食的大鍋里煮出來的糊狀物。不會有什么口感，更談不上什么蛋白質、維生素，不過就是混個甸甸的肚皮圓。在不遭災逢難的年月，從上世紀五十年代末，一直到八十年代初，這種被稱之為“渣稃”的東西，就是人們的家常飯；而到了“困難時期”，它就成了“打牙祭”了，除了成分不好的不敢來，全村的男女老少，一手持木筷，一手持海碗，宛如兩件什么新式微型武器，其黑壓壓涌過來的陣勢，頗像是當年協(xié)助我解放軍打孟良崮。

一位有過這驚心動魄經(jīng)歷的記者，日后回憶道：

平時見面，總是按輩分“叔叔”“大爺”相稱、彬彬有禮的村民們，這時候六親不認，真跟餓急了的牲口一樣！年邁的老人被擠倒，婦女和孩子被擠得哇哇亂叫。村干部在旁邊也真像吆喝牲口一樣吆喝他們：“搶什么？搶什么？跟豬拱食似的，成何體統(tǒng)？都排起隊，慢慢盛！”但照例沒有人聽他這一套，鍋前仍然亂成一團。過一會兒，每人盛出了冒尖的一大碗渣稃，各自蹲在地上，碗幾乎扣在臉上，不換氣地往肚里吞。燙著嘴，卡著喉嚨，都不管不顧，仿佛有人拿鞭子抽著，催他們“快吃！快吃！”。

哪個如果吃得特別快的話，還能再搶到第二大碗，第二碗是細嚼慢咽下肚的。一開始人們的爭鬧，就是為了這第二碗。中午搶到兩海碗“憶苦飯”的人，晚上回家就不吃飯了，集體憶苦一頓，省下家里兩頓……

今天的山東兵，站起來像棵松，坐下來像堵墻，精血豐茂，有大器之儀。無論是給首長挑保鏢，還是天安門廣場的國旗護衛(wèi)隊要征兵，山東肯定是視線中的熱點之一。

要知道“文革”時期招來的山東兵嗎？前幾年，一位“文革”中是連長、現(xiàn)今可能已是將軍，見了早年吃過渣稃的那位記者的瘦瘦身條，一聽對方是齊魯口音，他旋即笑了：“我想起了我連隊帶過的山東農村兵。他們一個個就好像前世是餓死鬼托生的，頭一回吃部隊的大鍋米飯，瘋搶！一個人肚子里，能填上五、六大碗！吃完了飯，你看看吧，什么事也不能干了，都七仰八叉躺在鋪上反芻呢！至少得過個三天五日，你才能教會他們吃飯排隊”……

“憶苦思甜”常常成了“憶甜思苦”。

當農民能吃上兩海碗渣稃也成了最大的奢望時，他們就沒有什么可擔心失去的了；當政府對農民十幾年眼花繚亂的諸多承諾，都化為了殘花敗柳，最終，連吃上一口飽飯的最低要求也無法承諾時，政府就拿不出什么辦法，在他們的嘴巴上貼上膠布。

至今，山東，還流傳不少當年“憶苦思甜”的經(jīng)典段子。

有一則是，領導領著一位老貧農上了臺，先介紹道：“他今天要給大家講一講，舊社會在地主家扛活時，他遭過什么罪，怎樣吃的豬狗食，出著牛馬力……”對著臺下的幾千聽眾，老貧農當即更正：“您快別瞎說，在地主家咱出力歸出力，吃的可是比現(xiàn)在強，特別是到了割麥子這樣的忙季，出去打短工，地主他要是不白面饅頭管飽，俺們不會給他干！”臺下一片嘩然。領導急于要把他帶下臺去，他還一副悻悻然的樣子：“你說咱在舊社會吃的是豬狗食，可現(xiàn)在這渣稃，連豬狗食都不如……”

1960年，山東全省，因饑餓直接或間接致死的，約六十萬人，其人口死亡率，為建國以來的最高峰值，達到2.36%，比五十年代初期高出了一倍。有人估計，整個大饑荒時期，山東餓死的人不下百萬，他們幾乎百分之百的都是農民……（見劉漢鼎《再闖關東》《中國作家》1994年第5期）

而在全國，民間最新的研究表明，這一時期餓死3600萬人，是整個抗日戰(zhàn)爭死亡人數(shù)的兩倍。

那些在蓬蓬勃勃的生產(chǎn)高潮中，連二流子、懶漢與和尚也改弦易轍、不甘人后的日子呢？

那些系著紅領巾的農家孩子，在宛若游龍的送公糧的隊伍邊奔跑、雀躍，分享大人們豐收喜悅的日子呢？

那些好日子，成了一間儲滿沉重記憶的暗室里的點點碎金散玉，它們粲然而又溫馨，卻又是如此稀罕，少得要將它們揀起來，串成一條項鏈，或打造一枚鉆戒，以烘托歷史某一段成熟而又動人的曲線，都不太可能，只能讓它們保留在記憶里。與此相反，沉重，倒是可以爭先恐后涌出暗室的，但是在很長一個時期里，人們都給沉重戴上更沉重的腳鐐，決不讓它們出來。即使偶爾給它們放放風，也倍加小心。

1976年，盧躍剛先生第一次回到川西北的雅安老家，一個秋雨綿綿、天與地都融于一片蒙蒙灰色的傍晚，他和本縣文化館的館長老耿圍著火盆，聊著老家的過去和今天。有一陣子——

他謹慎地站起身，去察看一下樓道的動靜，然后輕輕地關上門。他告訴我，“六一、六二年”，四川發(fā)生了所謂的“滎經(jīng)事件”，“我當時在滎經(jīng)，慘哪！成千上萬的人餓死。人在屋里餓死，瘦成了一把骨頭，活著的人也抬不動。找人抬死人，先要給米煮飯才能抬。一些人家，人死了，挪到門前，揭開香石板，草草挖個坑埋了。路上，看著一個人走著走著就倒了，倒了再也起不來。路邊看見紅了眼的野狗撕吃無名的尸體，都不算是稀罕的事情?！?/p>

“你親眼所見？”我問。

“不親眼所見，敢跟你說！”

他被我的話惹惱了，正色說道。在炭火的映照下，他白天鐵青色的絡腮胡，此時已是一片黑色，完全遮蓋了皮膚，只能看見他顴骨兩團鮮紅的憤怒……

——（盧躍剛《鄉(xiāng)村八記》《中國作家》1994年第5期）

有一些回憶文章里提到，毛澤東曾為農民的苦難黯然垂淚。但與農民的身家性命比起來，毛卻更要捍衛(wèi)由他提出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三面紅旗”，而織就這“三面紅旗”的經(jīng)經(jīng)緯緯，其實，就是他一直念念不忘的國家的工業(yè)化與砸爛私有制的美妙理想。

凡美妙的理想，都能變成美妙的現(xiàn)實嗎？

東方有一句諺語：播下的是龍種，收獲的卻可能是跳蚤。

換成西方一位哲人的話來說，便是“偉大的事物，可能是危險的事物”。（柏拉圖《理想國》）

四　農民并沒有站起來

在中國農村，打倒了地主、富農的剝削階級之后，是不是就實現(xiàn)了人際關系的平等，鏟除了一切性質的剝削與壓迫呢？

不妨先將視線投向六十年代。

在張樂天先生的調查中有幾個例子：1960年海寧的一個大隊鬧饑荒，農民們除了能去還在硬撐著的食堂打碗薄粥，主要得靠樹皮、草根充饑，熬不過去的老人們，便一個個猝然倒下了。一天，食堂的伙夫，發(fā)現(xiàn)有個大隊干部躲在灶頭后吃白米飯。伙夫將此事告訴了老婆，他老婆又傳播給了其他人。次日，整個村子里的人，都在背后詛咒這干部……

兩年后，某一秋日的中午，一個大隊干部，經(jīng)過一戶貧農家門口，后者五、六口人正吃飯，餐桌上只有一碗咸菜、幾根醬瓜。前者隨口說道：你們也吃得太差了，我家的豬，比這吃得還要好一點。那貧農半是忿然、半是無奈：你們這些當大隊干部的，有吃有喝，就是畜生投胎到你家里，也有好福氣。我們是窮人家，沒辦法……

前一件事大約只是偶然性的，針對個別干部；

后一件事卻表明，干部與農民之間，開始有了一條界限。

它反映在經(jīng)濟待遇上，便是大隊干部視職務不同，每年每人都會給上相應的工分補貼。在L大隊，一個叫馮洪明的，各年所補貼的工分是，1961年3400分，1962年3600分，1963年2820分，1964年2800分……此人補貼最多，看來不是大隊書記，就是大隊長。給他的工分補貼，放到一個強勞動力身上，則不管刮風下雨，婚喪節(jié)假，天天都要出工，且要干滿一個勞動日，才能拿到3600分，而這顯然是不可能的。獲中等補貼水平的，每年也在2500分左右。

對此，農民已經(jīng)有了強烈反應。有的說：干部們今天開會，明天又開會，一開就是半天一天的，哪有那么多的事情要談，無非是想出點花頭來拿“安耽工”。有的抱怨：干部們屋里坐坐，不吹風，不遭雨，張張嘴巴就拿十分工。我們累死累活地干，一天最多也不過是十分工，這事情說到天邊也是不合理的……

于是，在生產(chǎn)隊集體勞動中，勞動效率與“公出”干部的多少，大致構成一個反比關系：“公出”的干部越多，勞動效率越低，倘若某一天生產(chǎn)隊的干部，統(tǒng)統(tǒng)去哪里開會了，這一天的勞動便成了群體“放羊”。

這一反比關系，已經(jīng)在默默地演繹著農村現(xiàn)實生活的邏輯——如果不存在某種程度的剝削因素，農民們不會這樣干活；

農民們習慣于如此干活，又表明——如果不存在某種程度的壓迫因素，這剝削因素便連一天也維持不了。

土地改革，毀滅了鄉(xiāng)紳階級在鄉(xiāng)村社會中的傳統(tǒng)作用。農業(yè)集體化又尤其是人民公社，締造出一支龐大的干部隊伍，以填補鄉(xiāng)紳消亡之后出現(xiàn)的空白。兩者間，有不同的是——

鄉(xiāng)紳是自掏腰包吃飯的，干部則是要吃大鍋飯的，一般來說，還得吃上最香最軟的一層；

鄉(xiāng)紳里，多數(shù)人還是屬于民間社會，少數(shù)人是告老還鄉(xiāng)的前官員，可能身上有些半官方色彩，但總起來說，他們都注重代表本土本村的利益。干部中分兩層，鄉(xiāng)、社干部，是當然的國家在編干部，大隊、生產(chǎn)隊干部，身份上仍是農民，卻擁有全部的行政管理職能。兩者都奉國家的政令和原則為圭臬，負責將各級政府的生產(chǎn)計劃和關于農村的各項經(jīng)濟指標，分解、落實到基層；

鄉(xiāng)紳的傳統(tǒng)作用，大抵是通過宗族與血緣聯(lián)系，還有教化活動來實現(xiàn)的，它介于管與不管、實管與虛管之間。干部們仰仗著國家賦予的權力，事無巨細，悉攬無遺，諸如生產(chǎn)計劃、分配原則、糧稅征收、勞務派遣，以后又有自留地、宅基地、生兒育女，乃至鄰里糾紛、分家析產(chǎn)、每戶人家可以養(yǎng)幾只雞、種幾棵樹……大約除不能做出男女來，上帝要管的事，他們都要管，他們是準上帝。

鄉(xiāng)紳們人數(shù)有限，鄉(xiāng)紳之所以也稱鄉(xiāng)望，得在家族內、地方上享有一定的聲望，還得有一定的經(jīng)濟實力與家學淵源。干部們是無須這些條件的，國家一般不是根據(jù)素質來決定其是否任用，而是因維持一個面對億萬農民的龐大的管束機制的需要，而將其逐級派發(fā)的。只有到了八十年代，社會學者有條件做出了大量的田野調查后，人們才能從數(shù)字上把握這一龐大：

按當時人民公社的體制，每個公社約有干部三十人以上，生產(chǎn)大隊為十人左右，生產(chǎn)隊為五人左右。于是，在全國527881個人民公社、690000個生產(chǎn)大隊和4810000個生產(chǎn)隊當中，大大小小的干部，達到了六千萬以上，占到了農村全部人口的7%。

數(shù)量上約與當時河南或山東等一個人口大省不相上下的農村干部們，堅決地守衛(wèi)住了人民公社集體經(jīng)濟的“上甘嶺”，讓大寨紅旗高高地飄揚在社會主義的“虎頭山”上。而且，以一方方溫情脈脈的面紗，諸如“愛社如家”、“社員之家”、“民兵之家”、“青年之家”……麻醉了家庭功能幾乎被沖擊成一顆光光的鵝卵石的農民，也掩飾著在國家與農民之間日愈緊張得令人不安的氣氛……

與此同時，在長達二十幾年的時間里，他們從農民身上，或者說是嘴邊，拿走了多少東西呢？這當然是一個天文數(shù)字，也肯定是一個永遠打撈不出來的數(shù)字。

但有兩件個案。一件在一個叫陳集的公社，在該公社解體前，全公社27169人，不分男女老幼，每人須上交自己收入的10.83%，作為公社內1766名各級干部的補助，其中，一個大隊76名干部獲得的補助，達到了農民總收入的19.1%。這個紀錄還不是最高的，甘肅省的渭源縣刷新為，1977年該縣糧食的總產(chǎn)量中，有30%為干部們“提留”走了，計19535913公斤。此外，尚有848069公斤，在賬目上列入“其他”一項，實則被干部們吃喝掉了。

這些個案，雖然不一定能夠代表全部。但卻能夠證明，大約占總人口百分之七的公社官員，實際占有著大約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三十的收入。如此少勞多得、甚至不勞而獲成為常例，也就誘使愈來愈多的人進入可獲“補助”的行列。直到一個中等規(guī)模的公社里面，擁有干部身份的人，可以多達二千多人，已超過舊時鄉(xiāng)村保長保丁數(shù)量的十幾倍甚至幾十倍。所以，在人民公社社員中間，會流傳著一句尖刻的話：“過去幾個村養(yǎng)一個保長，現(xiàn)在一個村養(yǎng)一堆保長?！钡?，這仍然不是農民所要供養(yǎng)的全部，另有民兵干部、婦女干部、共青團干部、會計、計劃生育員、小學教師、赤腳醫(yī)生、獸醫(yī)、廣播員、護路員、護林員、代銷員、電工、農機員、供銷員等等。這樣，鄉(xiāng)下勞動力中需由農戶“補貼”的人就占到十之三、四。

——（凌志軍《歷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國的興起與失敗》）

倘若說農民養(yǎng)活了地主，地主卻也付出了生產(chǎn)資料——土地，有時還有畜力、工具；那么，這主要靠農民“補貼”養(yǎng)活的袞袞干部們，也不是兩手空空，啥也沒有付出。

在上級面前，他們可能付出的清單有：八面圓通，脅肩諂笑，心心念念，赤膽忠心，捱風緝縫……在農民面前，他們可能付出的目錄有：唇焦舌敝，涎皮賴臉，軟硬兼施，恩威并重，惡紫奪朱……

在上級與農民之間，一些人如果還講點傳統(tǒng)倫理道德，就像鉆進了風箱的老鼠——兩頭受氣，他們顯然不可能將“革命”進行到底。如果傳統(tǒng)倫理道德在他們身上，已經(jīng)成了酒桌上被酒水打濕的煙卷，或者，當上層結構對下面農民的提取日益苛刻，隨之對他們的壓力也日益加重時，他們中的不少人，便會呈現(xiàn)出一種“痞子化”的傾向。

劉邦便是一個典型的痞子。在未出道前，他在老家沛縣當亭長，大概相當于大隊里管治安的民兵連長，倘若沒有在亭長任上練出一身無毒不丈夫的氣概，日后他就擁攬不了漢朝的江山……

地主、富農作為“剝削階級”被打倒了，背負著巨大的“剪刀差”與種種“補貼”、攤派的農民，卻沒有從土地上站起來——

農業(yè)生產(chǎn)上有一個指標，最能說明某一時間段生產(chǎn)力的水平，那就是單位面積上某種作物的產(chǎn)量。在農耕經(jīng)濟為主的社會里，中國最主要的糧食作物是稻、麥……由于一兩千年來它們的遺傳基因型未得根本性的改變，所以小麥的產(chǎn)量一直保持在每畝100-200斤，水稻在每畝200-400斤（吳慧《中國歷代糧食畝產(chǎn)研究》；余也非《中國歷代糧食平均畝產(chǎn)量考略》），年度之間的產(chǎn)量差異，則由當年的氣候、人為因素、其他自然因素決定?？箲?zhàn)前夕有人做過調查：“秈梗稻平均畝產(chǎn)308斤……小麥平均畝產(chǎn)123斤”。（葉謙吉《糧食統(tǒng)制聲中中國稻麥改進之途徑》民國二十五年8月16日《東方雜志》33卷16號）。

再往后看，據(jù)許道夫《中國近代農業(yè)生產(chǎn)及貿易統(tǒng)計資料》、1949年-2001年的《中國農業(yè)年鑒》、《中國統(tǒng)計年鑒》、《中國經(jīng)濟年鑒》等資料綜合出的統(tǒng)計數(shù)字是：1938年—1947年里，稻平均畝產(chǎn)396斤，麥平均畝產(chǎn)165斤。1949年猛降至稻252斤，麥86斤。此后慢慢爬升，1957年升至稻359斤，麥114斤；到了1961年，又跌至稻272斤，麥74斤。畫成平面坐標，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兩個低谷完全是由于戰(zhàn)亂和“大躍進”而造成……真正的恢復，是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中后期的事情。先是“分田到戶”、“大包干”之功，后來是因為引進了高產(chǎn)的“矮桿基因”，大幅度改良了稻、麥品種的遺傳基因型，才使得產(chǎn)量潛力節(jié)節(jié)攀升，直到今天十幾億畝耕地居然讓十幾億人口糧食基本自給的水平。

1978年，全國八億農民每人年平均收入僅有76元，其中，兩億農民的年平均收入低于50元。當時農民年平均口糧不到300斤毛糧。收入最低的地方，為山西省平魯縣，每人每天平均6分錢，可以買三盒火柴。

這一年，離蘭州不過40公里的榆中縣上莊公社，生產(chǎn)隊的人均口糧才40——100斤。全公社七千多人，有四千多人沒有棉衣褲，或者，棉衣褲不過是一堆扯爛了的破棉絮。此地位于海拔二千多米的高寒陰濕地區(qū)，天空難得地放晴了，草堆、田埂上，滿是孩子們的一片小屁股……

直到這年冬天，曾經(jīng)駐過八路軍總部的五臺山的黎民百姓，吃的還是一種外表黑乎乎、由十分之七八的野菜、草類與一點點糧食揉制的團子。由五臺山向東延伸，是河北省的武安縣，這里的許多農民，已靠出賣鮮血為生，在一個叫劉莊的公社里，六千多個社員中，常年賣血的有一千六百多人。

這一年，在南方，北京來的官員們，在珠江三角洲搞調查，這里本該是中國經(jīng)濟的觸處生花之地，一個勞作了一輩子、行將就木的老農，卻拿不出一個好碗、一件不露肉的衣褲。

官員們問他：解放后對什么事情最不滿意？

老人說：三十年了，人民公社一是不讓我們吃飽飯，二是不讓我們講真話。

又問他什么時候日子最好過，他的回答是陳濟棠時代。此人是三十年代因擁兵自重而當上的國民黨廣東省主席。官員們沒有料到，快過去半個世紀了，當年的一個軍閥，居然還在農民眼里德厚流芳……

最后，在國務院召開的高層會議上拿出來的數(shù)據(jù)，是令人震驚的：

至1978年，全中國有三分之一的地區(qū)，農民的生活水平不如五十年代，有三分之一地區(qū)的農民，生活水平甚至不如三十年代。

這使得憂心如焚、已在安徽實行“包產(chǎn)到戶”的萬里，在會上不至于孤掌難鳴，被淪為“資產(chǎn)階級自由化”。李富春也說：“‘文化大革命’給了我們很深的教訓，為什么那么多的民眾把矛頭對準我們的干部？因為共產(chǎn)黨欠賬太多了……”（引自凌志軍《歷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國的興起與失敗》）

二十世紀，地主、富農，終于走完了自己的不歸之路。

無論是當上了地主、富農的，還是夢想著要當?shù)刂鳌⒏晦r的，都沒有能夠趕上好時候。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有一出曾名噪京都的話劇《狗兒爺涅槃》，主人公狗兒爺，克勤克儉，終成了地主，其結局卻是在發(fā)家夢想終化為了泡沫的一片凄涼中死去……

倘若說，這大約象征著地主、富農的悲?。?/p>

那么，農民，中國的億萬農民，二十幾年里，始終匍匐在土地上，顛躓在艱窘間，佝僂在卑微里，趔趄在悲涼中，他們的悲劇又是什么呢？

沒有了資本家，沒有了地主、富農，鏟除了從頭到腳、據(jù)說身上每一個細胞都在流出污濁血液的私有制，對腦海里瞬間而過的私有觀念，也冰河鐵馬，大動干戈。所有的權力，所有的要害部門，幾乎所有的重要崗位，都統(tǒng)統(tǒng)抓在了革命階級及其階級子弟手里。一次次運動、斗爭，九蒸九曬，恨不能將每個人都嚼成藥渣子，再吐出來。比夏草還要多的報紙、電臺，比長城還要長的政工隊伍，以語言的颶風，熱情的暴雨，改造的鞭子，幾乎沒有間歇地叩擊千家萬戶的窗欞，造訪蕓蕓眾生的靈魂……

中國，卻依然落后、貧困，這造成落后、貧困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呢？

于是，在舉國歡騰、被稱之為“第二次解放”的兩年之后，一場“革命”來臨了。

對許多中國人來說，這場對自身命運有轉折意義的“革命”，并不是發(fā)生在1949年，而是發(fā)生在1978年。

附：

就在本文殺青之后，收到南京農業(yè)大學退休教師魏燮中的一封來信。信里的兩段文字，恰能給本文的意旨以科學數(shù)據(jù)的參證。借本文發(fā)表之機，向年事已高卻“位卑不忘憂國”的魏先生致以深切的謝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