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安排、政策規(guī)定以及所受規(guī)制的經濟體系會對我國競技體育產生特殊影響。競技體育的政治地位取決于國家體育總局在國家政府中的位置,競技體育的經濟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在國家分配資源時所處的位置。舉國體制為我國競技體育的發(fā)展演變設定了路徑依賴。

舉國體制是指以國家利益為最高目標,動員和調配全國有關的力量,包括精神意志和物質資源,攻克某一項世界尖端領域或國家級特別重大項目的工作體系和運行機制。在體育上,就是以世界大賽(特別是奧運會)的冠軍為最高目標,統一動員和調配全國有關的力量,包括精神意志和物質資源,來奪取競賽好成績的工作體系和運行機制。我國競技體育舉國體制是計劃經濟時期的產物,它的最大特點就是政府以行政手段管理體育事務,以計劃手段配置體育資源,在管理、訓練、競賽等各個方面形成全國一體化,形成一個以各級體委為中心的管理體制、以專業(yè)運動隊為中心的訓練體制、以全運會為中心的國內競賽體制三足鼎立的剛性結構。憑借這一體制的實施,我國的競技體育在國力尚不強大的情況下,能夠迅速地崛起,在很短的時間內實現競技體育的騰飛,確立在亞洲,乃至世界的領先地位,成為舉世公認的體育強國。其產生的積極作用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這一體制保證了我們可以充分利用一個國家的整體實力,集中最有效的人力、財力和物力,最大限度地推動我國競技體育事業(yè)的發(fā)展。

(2)這一體制為一個體育基礎薄弱、人口眾多的發(fā)展中國家競技體育的迅速崛起找到了一條最簡便快捷、也最具有實效性的途徑。

(3)滿足了我國在政治、經濟、外交等方面發(fā)展所需要的良好外部條件,實現了現代競技體育所固有的政治功能,為擴大我國的國際影響做出了重大貢獻。

(4)推動了我國競技體育的發(fā)展,使我國的競技游泳運動達到了很高的水平,獲2012年倫敦奧運會游泳金牌和獎牌榜雙料亞軍,譜寫出奧運史上新的篇章。

我國競技游泳的崛起是在一定的管理制度下進行的,管理制度既是我國競技游泳崛起的現實前提,也是我國競技游泳的運行載體,它關系到我國競技游泳的成敗得失。我國競技游泳的發(fā)展和完善反映著游泳管理制度的變遷,游泳管理制度的變遷又決定、規(guī)劃著我國競技游泳的發(fā)展。

我國競技游泳運動歷經60多年的發(fā)展歷程,經歷了游泳場館設施從無到有,訓練理論與方法從引進模仿到自主創(chuàng)新,技術變革由淺及深,通過幾代人的不懈努力逐步確立了亞洲游泳強國的地位,在世界泳壇爭得了一席之位,同時也為世界游泳的發(fā)展做出了應有貢獻。盡管舉國體制存在運動員成材率低、資源浪費嚴重、社會參與力量弱且積極性不高、各項目投資比例失調、各類型體育發(fā)展不均衡等方面的消極作用,但也正是在舉全國之力的高度集約體制下,通過集中優(yōu)化,合理配置我國競技游泳的各類資源,進行集中化的科學訓練,再加上國家對于奧運重點項目游泳運動的高度重視和政策傾斜,才有了倫敦奧運會上我國游泳事業(yè)的精彩篇章。

通過對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競技游泳運動發(fā)展的歷史脈絡進行梳理,可以看出我國競技游泳運動的發(fā)展表現出依附于舉國體制的發(fā)展和完善;依賴于我國政治經濟的不斷變革、籌資體制的完善和意識形態(tài)的創(chuàng)新;依賴于對世界競技游泳運動發(fā)展特點和發(fā)展規(guī)律的把握。

路徑依賴的概念最初來源于自然科學中對生物物種進化路徑的描述,它關注的是歷史偶然事件對未來技術或制度選擇的影響。在經歷了從技術變遷領域到制度變遷角度再到演化經濟學及復雜性科學角度下,理論的不斷完善與發(fā)展,路徑依賴分析框架被廣泛應用于經濟學乃至新經濟史學的研究范疇之中。該理論不僅把“事件”帶回了新經濟史學,而且把歷史的分析方法重新引入到經濟學,它的引入使現代經濟史在經濟學中的位置得到了提升

路徑依賴理論有助于我們認識歷史的作用及歷史演變的規(guī)律。本節(jié)總結了路徑依賴理論發(fā)展的歷史軌跡及其兩個主要理論分析框架,即新制度經濟學分析框架和演化經濟學分析框架。并指出,基于演化經濟學的路徑依賴分析框架是替代路徑依賴的新制度經濟學分析框架的最佳選擇,它能為經濟系統演化中的路徑依賴問題提供一個非均衡的、動態(tài)的和開放系統思考的分析視角,為經濟系統演化過程中的路徑依賴問題的成因、影響和破解途徑提供一個有力的解釋。

【注釋】

[1]巨乃岐,王建軍.廣義技術探析——兼論技術的五種基本形態(tài)[J].科技管理研究,2009,(5):551-552.

[2]劉炳瑛,李明湘,盧俊忠.馬克思主義原理詞典[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203.

[3]http://baike.baidu.com/view/1785673.htm,2012年2月10日訪問.

[4]http://news.sohu.com/20090730/n265589621.shtml,2012年2月22訪問.

[5]H.Poincare.混沌學導論[M].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01:32-34.

[6]諾斯.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1-2.

[7]Margolis Stephen E.S.J.Liebowitz.Path Dependence,Lock-in and History.Journal of Law,Economics and Orgnization,1995.

[8]Bebchuk,Lucian Arye and Roe,Mrak J.A Theory of Path Dependence in Corporate Ownership and Governance(October 1999).Columbia Law School,Center for Studier in Law&Economics Paper No.131.

[9]David Paul A.Why are Institutions the Carries of History?Path Dependence and the Evolution of Conventions,Organisations and Institutions.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s Dynamics,1994,5(2):205-220.

[10]諾斯.制度變遷理論綱要[J].改革,1993(3).

[11]諾斯.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M].上海:上市三聯書店,1994:127.

[12]諾斯.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4:127-128.

[13]Woerodeman E.The Institunamal Economics ofmarket-Based Poiky[R].Amsterdam,Boston,Elsevier,2004.

[14][美]阿佛納·格雷夫.歷史制度分析:從經濟史視角研究制度問題的新進展[J].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03(5).

[15]青木昌彥.熊彼特式的制度創(chuàng)新[J].比較,2005(8).

[16]哈耶克的思想解決和超越了該問題,能有“演化博弈”的思想,具體參見哈耶克《致命的自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