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jié)　認知語言學

如果說認知人類學受語言學結構主義影響，研究人類社會與人類思想之間的關系（D’Andrade，1995：1），那么，認知語言學突破結構主義和心智主義的藩籬，研究人類認知和體驗實踐（embodied practice）之間的關系，這種哲學層面上的問題意識讓認知語言學和語言人類學“喜結良緣”，和布爾迪厄、吉登斯等人的社會理論產(chǎn)生共鳴。

喬姆斯基于20世紀60年代首創(chuàng)轉換生成語法，繼承笛卡兒、柏拉圖主義和索緒爾語言自足論，排除人的能動作用和社會文化因素，放棄語義研究，僅關注語言本身的系統(tǒng)、結構和內部規(guī)律。他否認人類的原生心智是“白板”一塊，否認一切知識為后天習得，批評行為主義“刺激—反應”模式，認為人類先天有心智能力（王寅，2007：17）。但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第二代認知科學家開始批判喬姆斯基的絕對心智主義，強調心智與身體不可分離，認為知識為后天習得，堅持概念、推理和意義依賴體化經(jīng)驗，強調語義—意義研究的中心位置，強調動態(tài)的體化認知過程。認知語言學者強調心智的體化性質，強調范疇、概念和推理不是客觀外界的鏡像反映，也不是先天賦予，而是人類對客觀外界的感知和體驗；推理的基本形式出自空間（地點、方向、運動等）和身體（器官、身體與環(huán)境的相對位置和關系等）。

“在語言與現(xiàn)實之間存在思維或認知這一中間層次，如果不依靠范疇知識、概念結構和認知方式，就無法接近現(xiàn)實。因此反映在語言中的現(xiàn)實結構是人類心智的產(chǎn)物，而人類心智又是身體經(jīng)驗的產(chǎn)物，這就徹底批判了笛卡兒和喬姆斯基的“心智與身體分離”的二元論，“主體—客體”二分法不能成立（王寅，2007：57）。

中國古代哲學講“物我不二”、“天人合一”，這里的“我”和“人”應再分為“身”和“心”，呈身、心、物三元：以身感知，以心感悟，以物感覺。我們的身或標指有象征功能，它總會指向某個對象，即它有所指，例如用“頭”表示方位：“上頭”、“下頭”；用“肚”、“腹”表示容器，例如“一肚子委屈”、“牢騷滿腹”。身為感知的載體，溝通心的感悟，連接物的感覺，是人與非人的中介，是此在和此時的印證。身—標指與所指對象的關系屬于毗連關系，英文稱contiguity，這種關系就像云和雨的關系：云不是雨，但預示雨，它們有邏輯性。又如煙和火：煙不是火，但煙指向火。同樣，我們的身及其使用習慣（慣習），如姿勢、表情等，也指向特有的社會和文化熏陶。如舞蹈演員身姿挺拔，革命軍人昂首闊步。我們的身是感知的基礎。

維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s）原理對認知語言學的原型范疇觀有重要影響。維氏在研究語言游戲時指出，家庭成員的容貌彼此相似，但相似程度不同，如兒子容貌有些像父母，也有些像祖父；女兒容貌有些像父母，也有些像祖母等。即便如此，一家人總有相似性。某家庭成員不會擁有該家族的全部容貌特征，某兩個成員也不會擁有完全相同的特征，但所有家庭成員共有某些特征。人類以“相似聯(lián)系”概括事物屬性。原型（即最好的樣本）即建立在這樣的共有特征上，它強調類似于AB—BC—CD—DE—EF的連續(xù)性，而不是劃界、定格。當然，不同的文化—生態(tài)環(huán)境和不同的社會實踐會產(chǎn)生不同的原型。以“鳥”為例。在西方英語世界，“知更鳥”（robin）比雞、企鵝、鴕鳥更具“鳥類”代表性，但在中國漢語世界，“麻雀”是更好的原型。

意象圖式是認知語言學的另一個關鍵詞。拉可夫（1987：445）區(qū)分三種意象：

（1）感覺意象（perception images），指通過感覺器官獲得的意象，如視覺意象、嗅覺意象、聽覺意象、力量意象等。

（2）心智意象（mental images），為感覺和知覺的表征，比感覺意象抽象，有時獨立于視覺圖像（如先天盲人用觸覺不用視覺也可獲得心智意象）。

（3）意象圖式，指意義的框架內容，是最抽象的意象，它超越感知方式，與環(huán)境無關。意象圖式是內部整合的意義統(tǒng)一體，有基本邏輯，能把具體事物組織起來（王寅，2007：189）。

現(xiàn)代認知語言學家擴大研究單位，研究“事件域”和“語篇”，把語法、語義和語音作為整個指號研究的一部分，這是最具革命性的視角。

索緒爾語言學堅持語言指號的任意性，強調“音響形象”和“概念”的約定俗成。然而，按照認知語言學的觀點，既然語言的基礎是認知和互動，那么，語言表達形式和意義之間就存在“非任意性關系”，即“像擬性”（iconicity）。這里的“像擬性”與皮爾斯的“像擬性”一致，包括映象符（image icon）、擬象符（diagrammatic icon）和隱喻。追本溯源，古希臘唯名論者認為人類按照習慣稱呼事物，語言形式和所指意義無內存聯(lián)系，如赫莫根尼（Hermogenes）指出事物名稱有任意性，屬約定俗成，任何名稱都正確。同時，古印度學者波尼尼（Panini）注意到詞義的自然屬性，即非任意性，尤其是擬聲詞的非任意性。古希臘的赫拉克利特（Herakleitos）則代表唯實論，認為事物的名稱與事物的本質有關，是非任意性的。“也就是說，一個事物叫什么名稱，是事物本身具有的某種實際共相屬性決定的（王寅，2007：514）?！?/p>

海曼（Haiman，1985a，1985b）發(fā)展了皮爾斯的像擬理論，將像擬符分為映象符和擬象符兩類。映象符包括聽覺上的擬聲像似和視覺上的形象像似；擬象像似表現(xiàn)為句法像擬（似）（syntactic icon）。^[4]古代漢語的形義最初是統(tǒng)一的，但后來由于交流擴大、頻繁，造型與用字之間的矛盾凸顯（陸宗達、王寧，1994：46-51）。漢字在音義、形義之間存在大量像似現(xiàn)象，中國訓詁學倡導“聲訓”（指用語音分析解釋詞義）、“因聲求義”，《論語》、《說文解字》、《釋名》等古籍提供了許多例子，宋元明清的大儒們也采用“聲訓”方法，知名者如戴桐、方以智、黃生、戴震、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等（王寅，2007：534）。

認知語言學是一種過程理論，突出互動、場景、身體、圖式等，努力超越唯心—唯物兩元對立，在強調客體（如身體）存在并起重要作用的同時，不把主觀認知等同于對外界的直接反映，擺脫刺激—反應模式的局限，突出主體的認知能力，同時也突出認知對象的反作用，較好地解決了“外因”如何通過“內因”起作用的問題。無疑，認知語言學是目前語言學中最接近語言人類學的分支學科，有廣泛的發(fā)展余地，有深厚的理論潛力。

【注釋】

[1]雖然巴赫金沒有像皮爾斯那樣明確提出“三性”論，但他們的思想定位使人產(chǎn)生共鳴。

[2]關于列夫·維高茨基的生平，參見Kozulin，Alex．1986．“Vygotsky in Context”．In Vygotsky，Lev．Thought and Language．Cambridge，Massachusetts and London，England：MIT Press，pp．xi-lxi．

[3]俄文版于1965年出版，英譯版于1971年出版（Vygotsky，Lev．1971．The Psychology of Art．Cambridge，MA：MIT Press）。

[4]擬象像擬又分為成分像似（isomorphism）和關系像似（motivation）。成分像似表示能指和所指之間有雙向唯一對應關系，句法成分與現(xiàn)實或概念結構成分之間逐一對應。關系像似表示句法構造在某一方面直接反映現(xiàn)實結構，句法成分之間與經(jīng)驗結構之間存在對應關系（王寅，2007：5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