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jié)　法系與法律文化：求同存異的博弈

從法律發(fā)展史的視角可以看出，在理智上處于領導地位（Intellectual Leadership）^[28]的法律文化，^[29]即強勢的法律文化，會對弱勢文化造成強烈的沖擊。但從世界范圍觀之，這種強勢并非一成不變的，而是隨著時間推移而發(fā)生轉移。

例如，在12至16世紀的羅馬法復興時，西歐大批學者至意大利學習羅馬法，將羅馬法奉為普遍實行的“普通法”（ius commune）。

而在19世紀的絕大部分時間中，法國法律占據領導地位，其《拿破侖法典》對歐洲諸多國家和地區(qū)（如比利時、西班牙、意大利、荷蘭、瑞士、德國、羅馬尼亞、俄國、土耳其）以及美洲國家和地區(qū)（如美國的路易斯安納州、加拿大的魁北克省，以及拉丁美洲的海地等）都有極大的影響。這些國家要么以《拿破侖法典》作為范本制定本國的法律，甚至直接使用該法典（如比利時）。由于普通法系國家不采用法典，故而受法國法典的影響甚微；盡管英國法在世界很多地區(qū)適用，但學者認為英國法并未在理智上取得領導地位，因其采用的是武力征服而推廣其法律，并非如法國法那樣為其他國家或地區(qū)自愿接受。^[30]

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德國法占據了理智上的領導地位，其所依靠的并非其1896年制定的《德國民法典》，而是憑借“學說匯纂派”（Pandectists）的法律思想。^[31]在19世紀，德國以薩維尼（Savigny）為首的歷史法學家曾研究《學說匯纂》，力圖將其材料構建成一個具有系統(tǒng)性、抽象性和邏輯性的和諧體系，著重研究法律概念、原理、分類和體系，并通過形式和邏輯方法進行推理，從中演繹出更普遍的概念和原理。德國學說編纂派對德國及德國國外的法學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影響。1896年的《德國民法典》就是“學說匯纂派”的產物，英國19世紀著名法學家波洛克（Pollock）和梅特蘭（Maitland）等人都自稱是薩維尼的學生。^[32]從方法論來說，由美國蘭達爾（Langdell）首創(chuàng)的形式主義判例教學法則類似“學說匯纂派”。但是，“學說匯纂派”的研究方法忽視了概念和原理與實際生活的聯系而備受西方法學界的批判，被譏為“概念法學”或“機械法學”，故于20世紀30年代日漸衰落；

到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后，美國在政治上成為超級大國，在經濟上迅速崛起及其國際化，以及其他因素^[33]，使其法律占據了理智上的領導地位并廣泛影響其他西方國家，其他國家的立法和判例以美國立法和判例為模式。^[34]如是一來，戰(zhàn)后法律呈現出國際化的特點：一個是歐洲共同體內部法律的規(guī)范化，另一個是世界各國對美國法律的接受。就后者而言，這種國際化并非要求制定統(tǒng)一的國際法來取代各國的國內立法，而使通過各國司法實踐和法律教育，逐步形成了某種類似中世紀羅馬法為基礎的普通法，即主要通過判例和學說而形成了在世界范圍內普遍適用的法律，從而使美國法律成為一種現代的普通法。從這種意義而言，美國法確實有國際法的趨勢，“對美國法的接受就等于承認現在是‘美國時代’，現在在美國大學讀書等于中世紀在意大利攻讀普通法（ius commune）一樣的價值和威望”。^[35]其影響主要體現在司法審查^[36]、聯邦管理州際商業(yè)的權力^[37]、公民權和政治權（包括反種族歧視、隱私權、反性騷擾等法律）^[38]、產品責任-消費者保護^[39]、信托財產^[40]、破產法^[41]、稅法^[42]、對抗制訴訟程序^[43]，以及法律教育和學說^[44]等方面。^[45]從目前的形勢觀之，美國法處于絕對的領袖地位，日后其將讓位于哪個國家的法律，很難預料。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目前及今后的全球一體化的大趨勢將決定該領袖地位的法律應該是在全球具有廣泛認可度的法律。

由此可見，法系之間、甚至法系內部各國法律文化相互影響。其主要的體現在法律概念，以及體現法律概念的法律術語的差異上。這一點對我們本書的研究至關重要，也是探討法系和法律文化的原因所在?？傊?，法系的不同決定了法律文化、思想和制度上的差異。故在翻譯中，須注意到因不同法律文化制度而對翻譯帶來的挑戰(zhà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