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講述美國傳播研究建制化的故事，超出了本書的范圍。我們此處關心的是這一領域的開端。通過詳細講述作為社會科學的傳播學在代表性大學中扎根初期的一些細節(jié)，我們希望能夠給予這個故事以最好的解釋。為此，我們把目光集中在兩所大學，麥迪遜的威斯康辛大學和東蘭辛(East Lansing)的密歇根州立大學。這種選擇延續(xù)了本書“親身回憶”的原則，因為我們兩人在20世紀60年代分別加入了這兩所學校——查菲是威斯康辛大學，羅杰斯則是密歇根州立大學。不過，還有更好的原因關注這兩所“十大聯(lián)盟”(Big Ten)^[2]大學。就傳播研究的研究人員與博士學位授予量而言，這兩所大學很多年來穩(wěn)居這一領域的前列，絕少匹敵。然而，它們的建制結構卻又迥然不同。我們用這兩個案例表明，傳播研究如何在我們所稱的第二類、第三類大學中分別建立起來，而又未能在相對古老的第一類大學中出現(xiàn)。

我們應該為其他著作留下空間，讓它們去講述關于傳播研究如何改變演講學與新聞學，以及它本身如何從社會科學轉變成更為折中的跨學科活動的長故事(Rogers，1994)。不過，施拉姆曾在他為本章所寫的提綱中，認為應該在這里就建制化的初始過程添上一些東西，包括標志著傳播研究更深層、更具實質性變化的學術機構名字的改變。我們沒有嚴格遵從施拉姆所寫的提綱，因為本章已經變?yōu)槲覀兊墓适?。不過，他為寫作本書最后一章而列出的全部要點，我們依然均將有所涉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