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性別新聞實踐——在不同國家環(huán)境中對女性記者的經(jīng)歷考察

米內(nèi)萊·馬坦尼

●新聞業(yè)與男性化實踐間存在什么關系?

●女記者與男記者經(jīng)歷著不同的采編室文化嗎?

●女記者在她們每日的職業(yè)生活中如何挑戰(zhàn)盛行的權力定義?

本章調(diào)查在不同國家女記者的經(jīng)歷和她們面對的挑戰(zhàn)，這些地區(qū)包括孟買、多倫多、悉尼和墨爾本。通過與女記者開放的、定性的訪談，我將提出我們雖然看到進入新聞業(yè)的女性人數(shù)在增長(Walsh-Childers et al.，1996)，但女記者繼續(xù)面臨著系統(tǒng)的性別歧視。這種歧視是非常相似的，不論訪談是在哪個不同的城市進行。我認為采編室的動態(tài)反映了男性化到處滲透的模式。不論地理、語言和文化有何不同，女性的從屬地位一再循環(huán)出現(xiàn)，并被再生產(chǎn)。在本研究指出的那些不同國家的采編室里，這些男性化實踐看起來已經(jīng)廣泛地國際化與本土化了。

在不同地點對女記者經(jīng)驗的這種快照式研究發(fā)現(xiàn)，一看到新聞業(yè)中女性人數(shù)上升，就慶祝新時代的到來還為時過早。相反這些訪談顯示，盡管存在數(shù)量的增長，女性面臨著復雜的性別歧視形式，限制著她們對各自工作的媒介全情貢獻的能力。我特別關注什么類型的女性在采編室中被不斷地雇用，我提出雇用行為顯示了性別從屬的體系模式，它未被挑戰(zhàn)，而且產(chǎn)生重大的后果，與女記者缺少被關注程度和缺乏權力直接呼應，不管是在采編室還是在媒介的呈現(xiàn)中都是這樣。

社會學、女性主義理論和新聞學這些領域內(nèi)的研究都探索了性別和新聞業(yè)之間的關系(Henry and Tator，2004; Gauntlett，2002; Aldridge，2001; Women in JournalisM，1999; Carter，Branston and Allan，1998，Baehr and Gray，1996)。這些研究展示出在思考性別、媒介與表現(xiàn)等方面重要的努力。然而，鮮有研究對位于世界不同地方采編室中女記者的日常經(jīng)驗進行跨國考察，她們各自的地理和地理位置是如何影響她們對新聞采編室里經(jīng)驗的理解的?她們自身在采編室的出現(xiàn)是如何影響和挑戰(zhàn)回蕩在這個特定媒介生產(chǎn)場域內(nèi)的男性標準的?本章會考察這些問題，并指出我們決定要多樣地呈現(xiàn)被邊緣化的各類群體，但作出這個決定的采編室里卻有著性別等級，并有著僵硬的約束。盡管新聞話語生產(chǎn)的設備在不同地理位置有所不同，但是生產(chǎn)出來的新聞產(chǎn)品基本是相似的。

男性化、客觀性與新聞業(yè)

新聞反映出一個進步的自由主義、寬容、公正和對追求真相的典范。新聞的世界總是以這些思想為特征，客觀性的概念引導著新聞報道的哲學(見Zelizer and Allan，2002)。在這部分，我會通過指出男性化，這種強化和合理化男性統(tǒng)治的意識形態(tài)，是怎樣建構了新聞業(yè)品行的想象形式，來闡述上述說法有問題的本質(zhì)。

根據(jù)客觀性標準，記者個人經(jīng)歷和生活史應該與新聞采集過程無關，被放在門外。他們的個人史不應該帶入其工作中去。他們的身份無關緊要，將客觀性作為新聞寫作的標準進行膜拜，將記者從他們寫的故事中擦去，與客體保持距離，并采納一種永遠的文化中立模式。然而，與我們希望相信的相悖的是，新聞報道本質(zhì)上是不公平、不民主或不客觀的(Alterman，2003; Schecter，2003; Robins On，2002)。一位CBS的新聞經(jīng)理曾說過一個不那么光彩的趣話:“我們的記者不從他們自己的視角來報道新聞，他們不從任何人的視點來呈現(xiàn)故事?！边@一言論揭示了新聞業(yè)作為基礎的一種謬論，新聞報道不是無緣無故冒出來的。記者假設別人的觀點減輕了記者以自省的方式接近新聞的責任，同時還假設記者的個人與專業(yè)空間和經(jīng)歷永不會混淆。而事實是，新聞記者，與普遍的感覺不同的是，從未真正地置身于他們所報道的圈子之外(Henry and Tator，2002; Mahtani，2001a; Fleras and Kunz，2001)。然而，對于民主、中立、平衡和公平的膚淺理解操控著新聞采集過程，好像透明的中立應該且能夠存在一樣。記者的身份和經(jīng)歷可以不相干，所有優(yōu)秀記者在他們調(diào)查一條新聞報道時，都能將他們的種族的、性別的和階級的身份留在家中，這種觀念依然持續(xù)對記者們有著巨大影響，但這對女記者有著特殊的后果。

女性主義地理學家金·英格蘭(Kim England)認為研究是一個過程，而不是一個產(chǎn)物，這個過程中的部分是反映和學習以往的經(jīng)驗(England，1994)。我們自己的身份，不管我們是否喜歡，都會在材料的認知和作為學者進行字面解讀時發(fā)揮作用。我認為新聞建構和生產(chǎn)也是一樣。要求記者有超然的客觀性，好像這種東西存在一樣，這對女記者來說有著特殊的含義。女性主義理論家們堅持認為，現(xiàn)代政治和道德理論依賴于一種理性與合理性間的二元對立，它傳統(tǒng)地被理解為男性氣質(zhì)與設定為女性氣質(zhì)的情感和欲望的二元對立。正如吉利恩·羅斯(Gillian Rose)所指出，合理性與普遍的男性氣質(zhì)相關，而主觀性與女性相關，被看作是不客觀或理性的(Ross，1993)。因此，女性知識的非理性或非客觀形式被驅(qū)逐到私人領域，被視為是不重要，或是太無趣而無需真的認為有“新聞價值”的。

這種將女性劃歸私人，而將男性劃歸公共的分配，同樣有力地顯示了女性如何被“去除”位置。這種將女性歸為私人領域的分工，在新聞采集領域中同樣具有影響。根據(jù)神話學，女性就是無法超越她們的身體或她們與他人的個人牽扯，因此她們不能像男人那樣置身事外地“寫作”。這點在新聞的世界里有著特別的共鳴，在這個世界里，“女人的故事”仍被視為是關注個人、內(nèi)在和家庭的。

將男性化和客觀性等同，迫使許多女記者在新聞界試圖采用更為男性化的方式，以使自己更成功，如穿特定類型的衣服(三件套，而不是短裙)或是按照被傳統(tǒng)認為是男性風格的方式行事(Mahtani，2001b)。因此，采編室中的男性化表征看起來是一個漫長的、復雜的、令人困惑的并常常是政治的過程，時時由性別表演標示出來(Butler，1990)。

男性化的采編室實踐鼓勵理性與客觀性，它以特殊的方式影響著采編室文化，這點在下列訪談中將要闡釋。男性價值和利益常以不可見和成體系的形式彌漫采編室，導致那些膽敢偏離社會性別規(guī)范的女性被放逐。甚至新聞語言也反映出男性化傾向:一個故事被“斃”了;“如果有流血，就可以做頭條”;“我需要為這個故事加個矛”。男性化采編室文化對女記者來說意味著什么?在她們各自的采編室中，她們是如何應對那些重復生產(chǎn)和不斷循環(huán)的意義的生產(chǎn)和交換的?

訪　談

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我在2002年訪談了在孟買、多倫多、悉尼和墨爾本工作的女記者。大多數(shù)被訪女性通過“喊話”的方式找到。作為一名前記者，我聯(lián)系了在職的一些女性，并“喊話”說我在尋找其他能說出她們經(jīng)歷的女記者。我自身曾作為記者的身份對我獲得訪談材料起了重要作用，這點很重要。我在多倫多做過5年的國家電視新聞制片人，這種經(jīng)歷創(chuàng)造了一種“自相矛盾的空間”(Rose，1993)。例如，在訪談中常常會有女記者不停點頭、微笑說:“對，你懂我的意思，米內(nèi)萊?！倍鴮嶋H上我并不知道她們在說什么。不過被訪者假設我理解她所說的。有些時候，女記者會說:“好了，就是那么回事，我跟你說，因為你曾經(jīng)也經(jīng)歷過，我不認為旁人能夠理解……”這就能使我獲得一些她們可能不會告訴我的故事。這種經(jīng)歷促使我在收集訪談材料時思考自我反省的重要性，并不斷審視在獲取敘述時我自身的角色。

為了這篇文章，我在2002年至2004年間對20位女新聞工作者進行了訪談，我詢問了與女記者工作和在采編室相關的問題，也問到她們的職業(yè)道路和新聞生產(chǎn)實踐的文化問題。所有訪談都有錄音和稿本。女性在多種新聞行業(yè)中被錄用，包括印刷、電臺和電視。我這里訪談的女性在孟買、多倫多、悉尼和墨爾本的各大主要日報、電臺和各種電視網(wǎng)工作，列舉其中一些包括《悉尼先驅(qū)早報》、墨爾本的《年代》、“特別廣播服務”(澳大利亞的多語種、跨文化電臺與電視服務)、《印度時代》、“加拿大廣播公司(CBC)廣播電視網(wǎng)”，以及《多倫多之星》和其他媒介組織。其中一些被訪女性為(20個人中的兩個人)為自由撰稿人。訪談者年齡在26歲到56歲之間，大多數(shù)在被訪時已在新聞行業(yè)工作至少8年。所有名字都是化名，我也不會說清每個人具體是在哪里工作，因為大多數(shù)女性在訪談中都表達了可能被“解雇”的擔憂。

在進入訪談資料之前，有必要指出為了說明的需要，本章對資料進行了選擇。本章并不是一幅詳盡的圖景，而是以此內(nèi)容對在全球不同城市中工作的女記者的日常生活作簡要介紹。因此，盡管不可能從這些數(shù)據(jù)中得到明確的概括，它還是為我們?nèi)蘸髮ε詥栴}和新聞生產(chǎn)進行探討明確了一些概念性的問題。在本章的余下部分，我將探討從訪談中產(chǎn)生的主題，特別是與許多女新聞工作者工作單位中的性別歧視相關的主題。我先來考察女性與她們在采編室的地位的關系。

“是的，新聞在我寫作時發(fā)生了變化”:女性與其記者工作的關系

幾乎所有的被訪女性指出她們自身作為女性影響到了作為記者做新聞的方式。許多本項研究中的女記者認為她們的性別特性在進行工作時扮演了一個核心角色。雷切爾，一位55歲的墨爾本電臺主持重點談到了在訪談時她的“安靜”能力——這是一個從許多被訪者中浮現(xiàn)的主題，“沉默”在傳統(tǒng)意義上被認為是女性化的:

我每日的工作實際上是一半新聞，一半政治。因為我說過，我告訴了你被選為新聞網(wǎng)執(zhí)行代表和主任，我認為……如果你相信安靜的話……女性們擅長交流，我們善于強調(diào)，善于讓人們說話。所以，無意識中我的女性身份在我的工作中很重要，在我每天的工作中……我想我的工作是……引導出我的訪談對象說出他們的想法。不一定要使他們看起來不錯，如果挺好，那么這是我要與他們交談的原因。這不是關于我多聰明、多可愛或多吸引人或是這樣的什么。所以，也許相對男性，女性有一點自我隱身實際上對于做好節(jié)目比較實用。

卡拉是一位在墨爾本工作的35歲的報社記者，她堅持認為女性在新聞報道上能提供多樣的視角。然而，她指出在她的工作單位，這類視角沒有被重視。實際上，在不同地域的訪談中，都出現(xiàn)了類似的主題，在不同城市所作的訪談都揭示出在訪談任務分配時所存在的性別歧視。一些女記者認為她們具有改變主流的新聞報道范式的能力，但對于這個能力存在著明顯的阻礙。比如卡拉認為:

我認為女性常常對新聞中什么是重要的或有趣的有著自己不同的看法。這與男性觀點不符，所以我們常被驅(qū)開，任務分派不到我們手中。我們不是被扔開，而是被忽略了。他們只需要按自己的方式行事就行了。

卡拉繼而解釋很少女性在其工作的報紙中占有權力位置，具有較高職位的女性傾向于主導報紙中的“生活方式”板塊，或是報紙中傳統(tǒng)意義上更“女性主義”的板塊，這些報道不那么理性、客觀，而是更感情化。正如其他人所指出的(Walsh-Childers et al.，1996)，硬新聞總是被派給男性而軟新聞則通常被分給女記者。一些女性堅持認為硬新聞被獎勵給男人，報道分派僅僅是依據(jù)性別，這就是因為女性在媒介中缺乏高層職位?？ɡf在她工作的報紙中，沒有什么女性具有權力地位，大多數(shù)女性被雇來寫那些“軟”新聞:

在(我的報紙)中實際上沒有什么女性是扮演重要的守門人角色，我記得最后一次我們計算發(fā)現(xiàn)，我們有大概28位版面編輯，其中只有一位還是兩位是女性。而她們是像“好美食”這種食品版的編輯。

許多被訪女性都認為性別歧視是一個嚴重問題，特別是在與采編室的權力位置相關時。一些女性清楚地感到在她們工作的地方占有高層職位時，那種對她們能力的歧視。例如，當我訪談塔拉，一位在多倫多工作的45歲的電視制片人時，她強調(diào)女性總是被分離到特殊的職位，即報道“生活方式”故事，而其他領域的大門，包括如“調(diào)查性新聞”很少向她們敞開:

盡管事實上有許多女性在采編室內(nèi)工作，但是權力的實施還是掌握在男性手中。現(xiàn)在女執(zhí)行制片和經(jīng)理比以前大大增多了。但是，仍然存在著那些女性特別少的部門，并且也不鼓勵女性進入。

在下一個部分里，我會展示一些在采編室里得到提升的“女性”，那些“安全而有吸引力的女性”，一種可以提升采編室女性數(shù)量，而其存在又不會構成威脅，不會對現(xiàn)狀造成挑戰(zhàn)的女性。

“安全而有吸引力的女性”——聘用不會挑戰(zhàn)男性權威的女性

本研究中的一些女性質(zhì)疑采編室中女記者人數(shù)的增長，是否實際上對現(xiàn)有工作場所中彌漫的男性實踐構成了挑戰(zhàn)。許多采編室在它們的網(wǎng)站上詳細地描述了它們增長的女性雇員人數(shù)，突出在他們的采編室里所謂性別參與的成功。然而，這些數(shù)據(jù)是誤導性的。在訪談中，女性們指出有一種特殊的雇用正在增長，就是雇用那些我稱為“安全而有吸引力的女性”。許多被訪的女記者解釋說，一些女性為了不推翻壟斷的權力范式，有一些特殊的表現(xiàn)。雷切爾給我們展示了新聞采編室里讓人十分憂慮的一個景象，她認為在她工作的單位里，一些新雇用的女性故意選擇不去挑戰(zhàn)男性化的視角:

我現(xiàn)在所工作的這個組織，被一個卡利古拉⁽¹⁾式的人物管理，他讓他周圍的高層管理者都是女性，這樣他就不會面對對他的職位構成威脅的男性。這是我的猜測，因為我認為那些圍繞在他周圍的女性是不會挑戰(zhàn)他的人。她們樂意去管理事情但實際上，她們是在完成他的任務。這并不是女性的一大進步，我不這么認為。它只是在數(shù)字上好看，但并不代表任何實際上的進步。

卡拉對雷切爾的很多說法都很支持，她認為在采編室擁有權力的男性身邊的女性，都是不會挑戰(zhàn)他們的職位而且被認為是有吸引力的女性:

在我看來，那些他們喜歡在其周圍的女性是美麗的，能接受他們的世界觀，而且在需要時完成他們需要她們做的事情。對男人們也是一樣，他們也要長得好看，至少是能和他們觀點一致的。

卡拉還解釋說，一些報道“硬新聞”的女性實際上僅僅是遵從或執(zhí)行由男性建議或指派的任務:

他們的確有女記者，但是她們都是一些牽線娃娃的角色。所以她們是那種聰明有能力的優(yōu)秀執(zhí)行者，她們被用來完成男編輯們的想法。對我來說她們自身并沒有投入多少。

缺少輔導者:為什么年輕的女性離開新聞業(yè)

在采編室以及在報道中，缺乏能夠挑戰(zhàn)男性世界觀的女性，這是訪談中的一個主導性主題?？ɡP注的是她從業(yè)的報紙年輕女性能利用的資源缺乏。她哀嘆道，許多開始從事新聞業(yè)的年輕女性在她們職業(yè)生涯早期就遇到了阻礙，然后轉(zhuǎn)行到其他有創(chuàng)造性的行業(yè)中，例如劇作家、市場營銷、廣告、出版以及其他藝術領域，這揭示了在新聞業(yè)中對年輕女性支持的缺乏。

年輕女性常常對我說:“沒有榜樣，我在這里看不到自己的未來?！蔽覀冏盥斆鞯哪贻p女性漸漸地落后了，開始做夜班編輯或是找些其他事情做。她們回到大學。她們開始寫作電影劇本。她們決定將她們的創(chuàng)造力放到其他地方而不是新聞業(yè)，因為她們覺得在這里沒有什么前途。而且她們不大聲抱怨。她們不和經(jīng)理談到她們的分心。這一切都是靜靜進行的。男人們完全不知曉。所以女性自己選擇放棄是一部分原因，因為她們認為環(huán)境太無情。說到女性特征，一些女性很好地找到了她們的女性特征，實際上更大的問題是想不那么女性。

這個進程的悄無聲息特別值得注意?？ɡ瓘娬{(diào)這些女性“不大聲抱怨”或“不和經(jīng)理談到她們的分心”，這顯示出女性在面對采編室中的系統(tǒng)的性別歧視時所遭遇的真正挑戰(zhàn)。卡拉建議這些女性完全放棄，脫離這種壓迫的采編室，在別的領域追尋成功，而不是一起努力來挑戰(zhàn)這種偏見。許多被訪的女記者認為這些過程高層管理者是看不到的，他們并不將這些“退出”視作一種問題，正如卡拉所指出的:

對我而言非常清楚的是，管理階層根本不知道這會對新聞產(chǎn)品帶來問題。我認為這是第一步。我們這些年來一直試著從報紙委員會做很多事……他們表現(xiàn)得非常強硬和抵制。這是一個世界觀問題。我是說對我來說是這么回事，如果男權思想是一種思想體系，好吧?那么最后一個改變的組織是怎樣的?組織產(chǎn)生思想。你明白我的意思吧?問題就在于他們沒把這個看作是一個問題。他們認為這如果是個問題，也只是部分女性的問題。但是甚至到那時他們也只是打個折扣說“真的這里有些人做得不錯，看看過去是什么樣的?”所以我想這是個機會公平的問題，而且不會得到修正。我不得不告訴你我認為這不會變的。

被訪的女記者不僅談到了女性在采編室里的經(jīng)歷，同樣也談到了采編室中年輕男記者的角色。她們認為受雇于媒介的年輕男記者并不會更想挑戰(zhàn)性別歧視?？ɡ谠缜暗脑L談中談到新聞采編室中年輕男性所帶來的希望，好像(錯誤地)認為這些男性會較少牽涉這個歧視體系，而更愿意面對新聞采編室中的歧視。然而，卡拉認為這在她所在的報社并不成立。

盡管一些剛進來的年輕男性沒有像年長的男性那樣對女性敏感和敵對，但他們也沒有發(fā)現(xiàn)報社中的性別問題。他們認為一切都是小問題。所以只有當他們發(fā)現(xiàn)這也是他們的問題，這問題會影響產(chǎn)品的成功，否則不會有什么改變。

受眾的期望對女性起到了關鍵的影響，人們告訴我他們的新聞組織有著非常明確的服務對象，但目標人口不是女性。卡拉認為她的報紙尤其將新聞報道指向男性，這對作為記者的她來說有某種暗示，對她對于報紙的看法也有影響:

我要說的是，我們是為非常保守的中年男性讀者寫稿的，如果他們足以支持我們所需的發(fā)行量那也沒事，但是事實并非如此。而且我想只要他們整體不以另一種方式看待世界，我們就會生產(chǎn)大部分青年覺得與己無關的新聞產(chǎn)品。我的意思是說，我們跟青年人完全失去了聯(lián)系。這是要命的。

成功的社會網(wǎng)的案例

與在澳大利亞的訪談相比，許多印度的女記者認為她們得到了社會網(wǎng)的大力支持，社會網(wǎng)給予了她們成為成功的記者所必需的幫助。當我問一位澳大利亞女記者是否有女記者的支持群體時，我總是得到否定的答案，似乎這種群體只在其他城市存在。而印度的回答則非常不同。在我與卡爾提，一位孟買的45歲報紙專欄作家訪談時，她告訴我女記者有定期的會議舉辦。不過有趣的是，這些會議不是“女性的會議”，而是為所有記者召開的會議，不過沒有男性出席:

我認為在孟買我們挺幸運的。我每月一次在記者俱樂部與其他女記者會面。我們都是女記者，我想這個事實是個巧合，或者是一個偶遇，我們不是坐下來談女記者的問題，而是談記者的問題。

在訪談中，很多這個群體中的成員對于把她們看作是在“女性主義”群體中工作的女性主義者感到抵制。好幾位女性堅持說她們不是積極的女性運動的一部分，相反，她們將她們參與這些群體看作是出于個人目標而非政治目標。有一個31歲在孟買工作的女性自由撰稿人普利亞這樣解釋自己的位置:

我從沒被牽涉入女性議題。所以是的，你會看到所有這些女性都很樂意稱自己為女性主義者。我必須說，我最近遇到一個人，她說再也不想叫自己女性主義者了。事實上我寫了一篇關于這個的文章。因為我認為那些左派的女性主義者有點感到幻滅了。我猜我從沒感覺到自己積極地成為女性運動的一部分。

改變的機會?

盡管上述例子都說明在不同的采編室存在系統(tǒng)的歧視，許多女性對于改變的可能仍感到樂觀。很清楚的是，盡管有些女記者理解采編室政策與實踐本質(zhì)上是性別化的，但是幾乎所有的受訪者都堅稱有許多獲得高級管理的機會，她們能夠以此來改變占主導地位的男性化范式。45歲的米蘭達是悉尼一家日報的主編，她解釋說采編室有很多方式可以成為對女性更公平和開放的場域，這將在她的采編室有效地面對系統(tǒng)的性別歧視:

我的意思是，你知道，基本上他們可以做上百萬件事。他們可以提升女性到更高的職位，真正地傾聽她們的聲音和主張。你知道，所有這些事報紙都沒做，因為他們是中世紀的地主，控制著受害人，他們有絕對的權力。

米蘭達這段話的核心是對權力的討論——權力是如何流通、再造以及滲透進采編室文化的。只要女記者和男記者間的權力流動沒有揭示，沒有討論和挑戰(zhàn)，我們將無法看到女性經(jīng)歷的改變。

本章通過訪談強調(diào)不同城市的女記者確信她們所經(jīng)歷的采編室文化與男記者不同。許多受訪女性認為，在她們各自工作的地方有很多方式可以挑戰(zhàn)性別歧視。從訪談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女性在世界不同城市的不同工作地點經(jīng)歷了不同形式的性別歧視。這顯示，這些經(jīng)歷不具有空間獨特性，而是顯示出在性別職業(yè)實踐方面，采編室在全球范圍內(nèi)都非常相像。

傳統(tǒng)上說，成功的新聞采集是通過一系列客觀、公正和平等的行動產(chǎn)生的。然而不幸的是，在訪談中，在全球語境下都有不平等和歧視的形式。對在本研究中訪談的許多女性來說，她們在采編室文化中的位置被框架為他者的經(jīng)歷，是一種對女性性別化的刻板成見。這個定位讓她們在采編室內(nèi)降級從事某種特定的工作。

不管是在多倫多、悉尼、墨爾本還是孟買，系統(tǒng)的性別歧視是女記者生活的常態(tài)。盡管進入新聞業(yè)的女性數(shù)量在增加，記者的世界里仍然被性別化的不平等所建構著。如果我們真的希望新聞中女性的呈現(xiàn)是民主的、包容的，這個問題必須提上議程。

參考文獻

Aldrige，M．(2001) Lost Expectations?Women Journalists and the Fall-

out from the“Toronto NeWspaper War”，Media，Culture and s Ociety，23(5): 607-624．

Alterman，E．(2003) What Liberal Media? NeW York: Basic Books．

Arthurs，J．(1994) Women and Television，in S．Hood(ed．) Behind the Screens．London: Lawrence＆Wishart．

Baehr，H．a(chǎn)nd Gray，A．(eds)(1996) Turning it On: A Reader in Women and Media．London: Arnold．

Butler，J．(1990) Gender Trouble．London: Routledge．

Carter，C．，Branston，G．a(chǎn)nd Allan，S．(1998) NeWs，Gender and Power．London:Routledge．

England，K．(1994) Getting Pers Onal: Reflexivity，Positionality and Fe Minist Research，The Professional Geographer，46(1) 80-89．

Fleras，A．a(chǎn)nd Kunz，J．(2001) Media and Minorities: Representing Diversity in a Multicultural Canada．Toronto: Thomps On Educational Publishing．

Gautlett，D．(2002) Media，Gender and Identity．London: Routledge．

Henry，F(xiàn)．a(chǎn)nd Tator，C．(2002) Discourses Of Domination: Racial Bias in the Canadian English-Language Press．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Henry，F(xiàn)．a(chǎn)nd Tator，C．(2004) Discrediting the Minister and Her Message: What the Media Did to Hedy Fry! Unpublished paper available from F．Henry，York University，Toronto，Ontario．

Mahtani，M．(2001a) Representing Minorities: Canadian Media and Minority Identities，Canadian Ethnic Studies，33(3): 99-133．

Mahtani，M．(2001b) Mapping the Meanings of“RacisM”and“Fe MinisM”among Women Television Broadcast Journalists in Canada’，in F．W．tWine and K．Blee(eds) Fe MinisM and Anti-RacisM: International Struggles．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pp．349-367．

Robins On，P．(2002) The CNN Effect: The Myth of NeWs，F(xiàn)oreign Policy and Intervention．London: Routledge．

Rose，G．(1993) Fe MinisM and Geography．London: Polity．

Schechter，D．(2003) Weapons of Mass Deception: How the Media Failed to Cover the War on Iraq．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Shohat，E．a(chǎn)nd Stam，R．(2003) Multiculturalis M，Postcoloniality and Transnational Media．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Walsh-Childers，K．，Chance，J．a(chǎn)nd Herzog，K．(1996) Women Journalists Report Discrimination in NeWsrooms，NeWspaper Research Journal，17(3-4): 68-87．

Women in JournalisM(1999) RealWomen: TheHidden Sex．London:WiJ．

Zelizer，B．a(chǎn)nd Allan，S．(eds)(2002) JournalisM After Septe Mber 11．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注釋】

(1)譯者注:卡利古拉，羅馬帝國第三任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