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編所述“歷史遺跡與考古文化”各章內容，作為整個長白山區(qū)系考古文化的總源，應屬于中國“長白山文化”中的早期人文歷史范疇。因此其地域界定，基本與整個“中國長白山文化區(qū)系”相一致。僅有其中極少部分，從“文化區(qū)系類型”的交叉和延伸的角度，涉及與相關毗鄰地區(qū)（如今俄羅斯遠東和朝鮮半島北部）考古文化的銜接和相互影響?；谝陨险J識，本編在確立“長白山區(qū)系考古文化”的區(qū)域內容設定上，主要考慮了以下五個方面因素：

其一，“長白山區(qū)系歷史遺跡與考古文化”的歷史定位，應當首先是整個中華古代文化（特別是北方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以，必須將其形成、演變的過程，放到中國古代北方文化的總體格局中。在有文獻記載的歷史時期，又是古代東北亞大陸，統(tǒng)屬于早期“華夏（漢）文化圈”內，以“東夷”之濊貊語系和通古斯語系的“肅慎”兩支文化，為其主要南、北區(qū)系的文化分布區(qū)。因此其區(qū)域文化的內涵中，東夷語系的濊貊族和通古斯語系的肅慎族及其先民，其土著文化的特點顯著，而又以前者為主。

其二，考察“長白山區(qū)系歷史遺跡與考古文化”，在大的自然地理區(qū)系中，應當放在中國考古學譜系中，環(huán)黃、渤海北岸和日本海西岸及其縱深腹地的東北亞區(qū)域的大范圍中考慮。從這個意義上說，“長白山區(qū)系考古文化”，應是以長白山諸“山系”與諸“水系”為共同載體而形成的東北亞核心地區(qū)，并以長白山（古稱“不咸山”）命名的環(huán)黃、渤海北岸和日本海西岸的主體文化。這與長白山作為界跨中、朝、俄三國之地的東北亞地區(qū)的第一名山的歷史地位恰相吻合。

其三，“長白山區(qū)系歷史遺跡與考古文化”，從其孕育、形成和發(fā)展的“山系”上看，應以圍繞長白山主峰為中心，包括其“南系”龍岡山脈和吉林哈達嶺以南，含千山山脈南北和醫(yī)巫閭山以東地區(qū)；其“北系”，應包括張廣才嶺和牡丹嶺東北，連接老爺嶺和太平嶺以東的日本海西岸濱海山地西緣；其“東系”應包括老爺嶺以東，以朝鮮半島北部的狼林山脈和蓋馬高原為中心，含朝鮮半島西北部的丘陵高原區(qū)；其“西系”，則包括吉林哈達嶺以北的松—遼（東遼河）分水嶺諸山系。上述譜山系，如果以長白山主峰為坐標，均可稱為長白山系的諸余脈或支脈。本編的歷史遺跡和考古文化分區(qū)法，不是考古類型學的分區(qū)法，而是圍繞長白山區(qū)系地理的地域文化分區(qū)法。

其四，與“山系”相對應，長白山區(qū)系考古文化的“水系”，應主要包括南、北、西三支：其南支為鴨綠江水系，從文化地理上可含渾江和遼河東源支流渾河、太子河及遼東半島譜水系；其北支為圖們江和綏芬河水系，從文化地理上可含牡丹江和烏蘇里江上游水系；其西為松花江中、上游水系，從文化地理上可含東遼河和伊通河上游。以上的“三大水系”與長白余脈諸“山系”文化，在地域上或相互交叉，但其各自的主流文化面貌是清楚的。

其五，長白山區(qū)域文化，從考古學區(qū)系的地理根源上推溯，顯然應是以“山系”和“水系”文化并重、并涉及環(huán)黃、渤海和日本海沿岸的文化結構為中心，從考古文化上看，該區(qū)域文化可總稱為“長白山區(qū)系考古文化譜系”。盡管目前由于考古發(fā)現的缺環(huán)，在國內外考古界，還沒有明確形成和認同在歷史上已經實際上形成的“長白山區(qū)系考古文化”。但本編認為，從“山系”和“水系”及民族區(qū)系并重的多重文化載體上，并從人文和自然地理的兩個層面上，審視“長白山區(qū)系考古文化”，目前暫分為如下四系：

南系：以吉林哈達嶺和龍岡山脈以南、遼東千山山脈南北為中心，水系包括鴨綠江右岸遼東“二江”（鴨綠江、渾江）和“二河”（太子河、渾河）流域為核心，其南端至遼東半島山地，跨海接山東半島和廟島群島，呈現出同屬古代“東夷”文化系統(tǒng)的“南貊”文化為主（高句麗先世文化）的地緣關系。

北系：以圖們江和松花江上游分水嶺的英額嶺以北、威虎嶺以東的牡丹嶺、哈爾巴嶺、老爺嶺為中心；水系包括圖們江、綏芬河全程和牡丹江上游。其東緣為烏蘇里江上游的興凱湖周圍迤東，屬俄羅斯遠東濱海區(qū)。其族系以“肅慎”和“沃沮”為主。

東系：以縱向鴨綠江兩岸老嶺山脈及狼林山脈以東，包括朝鮮半島西北蓋馬高原至日本海西岸和南岸的濱海區(qū)；水系以大同江水系為主，主要包括清川江、大寧江和載寧江等漢江以北諸水系。其南北兩端瀕臨黃海和日本海西岸，其中心地區(qū)，應屬青銅時代的“東濊”文化區(qū)。^[1]

西系：以張廣才嶺和威虎嶺以西為中心；水系包括松花江中、上游和伊通河、東遼河以東，為松遼平原的東緣山地。其古代屬“北濊”的“西團山文化”分布區(qū)。

以上主要以“山系”和“水系”兩種載體劃分的長白山區(qū)系考古學文化區(qū)，顯然是以地理和民族因素為其主要依據。它不是考古類型學上的文化分區(qū)，而是長白山區(qū)系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分區(qū)。從主要屬于人文歷史范疇的考古學文化區(qū)系類型的角度看，上述“四系”，并不能簡單地代表和等同四個獨立的文化區(qū)系。歷史上長期形成的“長白山區(qū)系”中客觀存在的考古學文化類型，在其各自內涵和層次上，應遠比長白山區(qū)域地理上的“四區(qū)”，要復雜得多。而本編以下依次劃分的“四系”考古學文化區(qū)域的界定，主要是綜合考慮了“長白山文化”中“山系”“水系”和民族等多重地緣因素，并兼顧分區(qū)列舉各區(qū)系考古發(fā)現遺存論述的方便。這是本編各章所列文化分區(qū)，需要向讀者說明的重要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