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說真話、說真話與私利

說真話難，在民主尚未體制化、尚未形成傳統(tǒng)的社會里，說真話極不容易，而且非常危險。中國歷史上，因為說真話而丟官丟權丟命的不在少數(shù)。大歷史學家司馬遷因為為李陵說了幾句辯解的話，也可以視為真話，雖未丟命，可丟掉了作為男人最重要的器官，丟掉了做男人的尊嚴，也許這比丟命還慘?，F(xiàn)代史上，由于說真話，丟官丟命者為數(shù)極多，比如彭德懷、張聞天、周小舟，比如張志新、遇羅克、顧準。

因為說真話不容易，所以當巴金從“牛棚”中爬出后，抖落滿身的灰塵，抖落腦際的噩夢，開始反省“文革”，反省自身，反省知識分子的怯懦，反省中國人的劣根性，反省人與人之間的猜忌、仇視、算計、陷害時，就顯得殊為可貴。眾所周知，巴金是以其長篇小說《家》《春》《秋》等確定文學地位，并以此名聞天下的。但巴金晚年寫了文學色彩并不十分突出的《隨想錄》后，卻名聲大噪。巴金之所以成為文學泰斗，之所以在耄耋之年，在幾乎失去思維能力之后，仍擔任中國作家協(xié)會的主席，與《家》《春》《秋》等小說有關，與《隨想錄》關系更為密切和直接。

彭德懷張聞天張志新顧準巴金們說真話，是為黨為國家為民族著想，完全出于公心，與私利基本無關。如果從私利出發(fā)，他們可以選擇沉默，可以選擇說與“最高指示”一種意味一種格調(diào)一種意思的話，可以說“萬歲萬歲萬萬歲”的話、“萬壽無疆”的話、“身體永遠健康”的話、“偉大光榮正確”的話、“天才地創(chuàng)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wèi)和發(fā)展”的話，而不用去說讓權勢者撓頭以至憤怒的真話。以說真話的方式牟取私利，那是傻子才要干的事。

時下有一些人，當他們從一定的職位上退下來后，便對別人炫耀性地說，原來在位時不敢說真話，現(xiàn)在我可以講真話，要講真話了。確實，他們失去官位后，滿腔的失落，滿肚子的不高興，他們失去了既得利益，失去了車子位子，失去了往日的尊貴尊嚴威風，失去了前呼后擁車水馬龍，失去了來自多方的阿諛諂媚逢迎，心里特別別扭難受。他們所謂的真話，有一部分是真的真話，有一部分是牢騷話，還有一部分是提這樣那樣要求的話。與他們在位時主要說官話空話假話大話廢話，是為了升官發(fā)財、加官晉爵、封妻蔭子、光宗耀祖、仕途平順暢達一樣，他們下臺后說真話或者所謂的真話，也是為了私利，為了能得到更多的權位延伸的利益。所以，這類的“說真話”，不可敬。當然，如果這些從官位退下來的所謂要講真話的人真能講真話，雖然沒什么大作用了，雖然多少含有“長鋏歸來兮”的味道，那也比他們繼續(xù)不說真話繼續(xù)說假話好。他們良知的覺醒，良心的回歸，對他們自己是幸事，對國家對民族，一定意義上也是幸事。

2005.1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