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星碼頭風云與花果拒絕飄零

中環(huán)的天星碼頭搬家了。那個響了四十八年的碼頭鐘樓，也成為時代的絕響。那些彌漫在碼頭附近的氛圍，曾經(jīng)是中環(huán)上班族熟悉的一切、熟悉的聲音、熟悉的味道，但如今一切都變了。

這就是香港。一個對歷史冷酷無情的城市。那些公共決策的權(quán)力者，一點也不會皺眉頭、一點也不會可惜。

他們聽不到社會上那些微弱的抗議聲音，而只聽到房地產(chǎn)開發(fā)的聲音。

那些巨大的怪手推土機，很快就把半個世紀的歷史推倒了，但隆隆的機器聲音，推不倒人們心中的記憶。

從1958年開始，從嬰兒潮一代的童年和少年開始，中環(huán)天星碼頭成為一個時代的象征，也成為他們成長的見證者。

它見證了香港的動蕩與希望。1967年，香港天星小輪加價，引發(fā)了憤怒青年蘇守忠等人的示威及絕食抗議。那些憤怒的群眾與騷動，那些與鐘聲交織的吶喊，曾經(jīng)是一代人壓抑在記憶底層的聲音，但在2006年的深秋，在這碼頭鐘樓被拆卸的一刻，又在不少香港人的集體意識中浮現(xiàn)。

懷念鐘樓，不僅是浪漫的懷舊，也是感念那些飄遠了的激情。

香港的貧民區(qū)石硤尾的七層大廈，最近宣告全部拆除，引起社會的很多反彈，批評不該讓這些充滿時代印痕的建筑物灰飛煙滅。但政府崇尚的是“強政勵治”，一點兒也不在乎歷史，一點兒也不在乎這城市的記憶。

但這些建筑物卻在我的心版上刻下不可磨滅的印記。小學時代，我念的圣多馬小學就在石硤尾的隔壁，不少同班同學就住在那邊。有時候下課，就在同學家玩，也發(fā)現(xiàn)了另一個香港。

這其實是底層生活的寫照。石硤尾的七層大廈，是1953年石硤尾大火后興建，讓那些在二戰(zhàn)后逃至香港的難民不再住危險的、容易發(fā)生火災的木屋。這也是香港最早的政府樓宇，但它的構(gòu)造太簡陋，住戶要共享廁所與廚房，一點兒也沒有隱私權(quán)。每戶的面積，大約只有兩百多平方呎，就像一個又一個白鴿籠。

但恰恰是這些白鴿籠，成為很多香港精英日后振翅高飛的搖籃。我的一些很有成就的小學同學，當年就在這些房子里，刻苦用功，爭取一飛沖天的時刻。

九龍深水埠的新亞書院舊址，位于桂林街的一座唐樓，最近被無聲無息拆除了，也拆走了香港歷史上一棟最重要、但也最被忽視的建筑物。

新亞書院是50年代初，由一批大陸南來的知識分子所創(chuàng)立。他們包括錢穆、唐君毅等人，都是名震一時的學者，但在大時代的變幻中，他們有一種“花果飄零”的感覺。在這個英國殖民統(tǒng)治的小島，他們的文憑不被承認，他們說的中華文化與哲學被視為“浮淡無根”是“無用之學”。但恰恰是在這種艱困環(huán)境中，他們毀家興學，培育了一批杰出的新一代，包括余英時等人；也成為香港中文大學的前身，為香港的高等教育奠下重要的基礎。

桂林街這棟唐樓，其實是我童年每天上學必經(jīng)之地，就在我家住的海壇街轉(zhuǎn)角處。父親也曾向我們幾個小孩解說，這座破舊和不起眼的房子，里面就住了一些大學者。后來中學及大學時漸漸讀了錢穆與唐君毅的書，才了解這些大學者著作的微言大義，有一種沛然莫之能御的文化理想精神。

花果拒絕飄零，就在我童年生活轉(zhuǎn)彎的地方，也在中國近代史轉(zhuǎn)彎的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