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認識的安崗

凡是熟識安崗的，常說他不知吃了什么仙丹妙藥，總是那么快樂、年輕。我也向他求過藥方，他半開玩笑半正經(jīng)地回答：“沒有什么秘方，就一條——千萬別鍛煉！”

“文革”中，我們在房山干校同學一年。收了工，大家坐在帳篷外邊洗腳都樂于跟老安說笑話。有人說：“老安，聽說你在解放區(qū)的養(yǎng)生之道是喝生雞血？”又有人幫腔：“是小雛雞的血吧。老安的皮膚又細又白，頭發(fā)烏黑，全靠這個?！崩习惨贿厴?，一邊故作警戒狀：“別打哈哈啦，讓軍宣隊聽見信以為真，我可受不了！”

在領導干部中老安性格開朗，充滿情趣，人們敢于跟他開玩笑。

一九五一年夏天的一個黃昏，我第一次見到他。當時我們剛到《人民日報》來工作的五六位同志奉命去煤渣胡同，社長范長江、總編輯鄧拓、副總編輯兼秘書長的安崗請我們吃飯。據(jù)說這是老解放區(qū)的傳統(tǒng)。

我的座位挨著安崗。他問我是什么地方人，家里是干什么的。我一一作了回答。他對我家在天津開紙店，專門做中式賬簿非常感興趣，問得特別仔細，讓我很意外。后來才知道，這已成了他的職業(yè)習慣。作為一位新聞工作者，他對什么事都有興趣，而且非要打破沙鍋問到底不可。稍后，我知道他學生時代參加過天津的“一二·九”運動，十七歲就從天津進入山西?？箲?zhàn)開始，擔任過陽泉礦工游擊隊的指導員，二十歲就當了太行根據(jù)地機關報《勝利報》的總編輯。我對他產(chǎn)生了敬意。那時報社還沒有蓋樓，他代表報社參加政務院的每周例會，回來就在報社汽車隊旁邊的一間平房大屋里傳達。沒有講臺，也不用擴音器，大家都坐在長條木板凳上聽他報告。他的口才極好，傳達完周總理、陳云同志的講話后，還結合報社的工作布置任務，充分體現(xiàn)了他的才干和作風。那時編輯部才一百多人，接收了《華北日報》的舊房子，都在平房里辦公。

五十年代中期，有一次我給他送文藝副刊的大樣，請他審閱簽字。版面上一張邵宇訪問印尼的速寫畫留的位置過大，畫卻制小了，已讓制版房重做一塊鋅版。我順便作了說明。不想，老安抬起頭來問我：“為嘛制小了？”他的天津口音也冒出來了。我一愣，不好意思地回答：“計算得不準。以后注意。”

“行，你還有點自我批評。以后咱盡量少麻煩人家制版工人?！?/p>

我無言以對。從那以后，設計版面時就特別小心。

十幾年中，我和老安同住一個宿舍。他常跟傳達室的老周聊天，沒有一點官架子。老周當年是天津《益世報》的印報工人，我也愛聽他“吹?！?。他佩服老安在天津匯文中學讀書時就給《益世報》寫社論了。直到近年，我才見到那些“社論”，實為連續(xù)刊載的一組長篇人物專訪，其中一篇還是訪問曹禺的，發(fā)表在一九三六年二月的報紙上。那時曹禺剛發(fā)表了《雷雨》，《日出》還沒有寫成呢。

唐山地震那年，“四人幫”在報社的代理人把報社原有的一些“舊人”趕到地震災區(qū)去“鍛煉”。抗日戰(zhàn)爭根據(jù)地的老記者李千峰、季希晨、蕭航等人都下來了，分配到各縣去。袁鷹分派到塘沽，我被留在天津。安崗名義上是三人領導小組成員之一，天天熬夜改稿，白天還跑工廠。他把天津拖拉機廠作重點，深入調(diào)查研究，我跟他跑了好多次，還留我住在廠里。有一天正在采訪，突然附近轟然巨響，一座車間倒塌了，幸好沒有傷人。我親歷了老安采訪的場面，他問得廠方滿頭大汗，看得出老安對一位有頭腦的宣傳干事還是挺滿意的。那時我們住在天津賓館的抗震棚里，老安在天津的親戚知道他愛吃天津的早點鍋巴菜（外地人絕不問津的燴煎餅），偶爾會給他送一飯盒來。他還真照顧我這個老鄉(xiāng)，分一半給我。

說到“文革”，更有一事難忘。

六十年代初，我給《天津晚報》文藝副刊寫了一個書話專欄《書葉小集》，一些題目涉及周揚、夏衍、吳晗、孟超……一時全都成了“黑幫”。各地紛紛揭發(fā)批判《燕山夜話》的分號，天津準備批判《書葉小集》。“文革”前，老安剛從《天津日報》調(diào)來兩名工人出身的記者到報社，這時揭發(fā)安崗，其中一張大字報涉及我。大字報的標題是《安崗包庇文藝部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講到他們把天津檢舉我的材料交給安崗，安崗卻壓下不同意公開批判?？戳舜笞謭螅也胖雷约簩⒁蟮溑R頭，而安崗同志當時已處境艱難，仍竭力保護下面的干部。這種政治品格能不讓我感動嗎？

說到這兒，我還要帶上一筆。稍后報社的吳冷西、胡績偉等幾位領導全被打倒，陳伯達的工作組進來，《解放軍報》的社長唐平鑄擔任了《人民日報》代總編輯。天津仍不放過我。唐平鑄看了檢舉材料也作了批示，大意是看一個同志要全面地分析，不能光看一時一事。他不同意公開批判我。不久，他也被軍報的“造反派”揪了回去?，F(xiàn)在，他已病逝多年。像安崗和唐平鑄這樣敢于堅持原則的老干部，實在難得，我永遠尊敬他們。然而，我卻從來沒有跟老安講起這件事，更沒有當面致謝過。

一九八六年，在紀念安崗從事新聞工作五十年的會上，老安有個致詞，我是事隔兩年以后才見到的。至少有以下幾點讓我難忘。一是他在敘述自己成長過程的時候，除了講到黨組織的培養(yǎng)及戰(zhàn)友們的相助，也講到兩位所謂舊報人的引路。一是天津《益世報》的主筆羅隆基，一是《益世報》社會服務版的主編吳秋塵。這兩人后來都被打成“右派”，老安卻尊重歷史，心存念舊之情。二是他在這樣隆重的會上，翻出自己的老賬，大講往日的“過失”。這些已經(jīng)被人遺忘的事本不應當由他個人承擔，他又再次向當事者鄭重道歉。那是在太行的整風運動中，他雖然沒有照搬“殘酷斗爭”的方式，但也無力頂住“左”的壓力，采取了逢場作戲的辦法加以應付，根據(jù)假材料，通過眾人的選舉，讓張連德同志當了“選舉特務”。其實他十分信任連德同志，也欣賞連德收報發(fā)報的才能。解放戰(zhàn)爭開始，他從太行到平津前線便帶上連德同志，一起出色地完成了任務。連德同志在我們報社是位奇才，報務員出身，卻能寫會算，精通中醫(yī)骨科和數(shù)學，曾經(jīng)寫論文與華羅庚商討學問。當時他一個人守著電臺，甚至可以收發(fā)英文稿，代記者寫發(fā)戰(zhàn)報稿件，常常一天工作十五六個小時，連吃飯的時間都顧不上。有兩次他邊發(fā)報，戰(zhàn)友邊喂他飯。“搶救運動”中“選舉特務”的事早已過去了，并已當面道過歉。四十多年后安崗又一次當眾道歉，難道不是多此一舉？誠然，有的人不愿談這些事，而老安卻把不完全屬于個人的“過失”和“教訓”承擔了下來，無非啟示后人不要再犯“左”癥了。第三是連德同志跟我講的。那是在進入邯鄲以后，老張累得幾天吃不下飯，工作又無人能代替，只好堅持發(fā)報。老安對連德說，你幾天吃不下飯怎么行，一定是咱們的飯不好吃。他馬上讓會計開給連德一百塊錢，讓他到街上去吃煎豆腐，喝丸子湯。老張的一百塊錢花完了，病也好了，又回來吃大鍋飯。這在當時簡直是無先例可循的。這種靈活的領導方式帶有喜劇色彩和人情味。它不僅反映了革命隊伍里的人際關系，以及當時干部生活條件的艱苦，也表現(xiàn)了老安這樣的領導人胸懷開闊，不計枝節(jié)。他是一位充滿情趣，又極有魄力的領導干部。這對那些離開教條就不能邁步的人來說，實在是個絕妙的諷刺。從安崗同志來看，在火與劍的你死我活戰(zhàn)斗中，還有比保存干部和完成革命任務更重要的嗎？

我還記得，一九五二年報社開展“三反”運動，人們給范長江、鄧拓、安崗提了不少意見，對我們這些參加工作不久的人更是個教育。但有的意見我當時聽了就別有所思。比如有人給老安提意見，說他不該去東安市場的曲藝廳聽榮劍塵的單弦牌子曲。還有人批評他不該打聽“譚家菜”多少錢一桌，等等。聽曲藝是個人愛好，也是一種文化修養(yǎng)，說不定對工作還有用?！白T家菜”也不是真的吃了，僅僅是打聽一下而已，算什么錯呢？我從這里卻看出老安的生活趣味，覺得他是個既親切又平凡的普通人。

在電視轉播的今年春節(jié)文藝晚會上，我又看到安崗同志坐在觀眾席的前排。年近八旬，他還顯得那么年輕、快活。我若見到他，仍要向他討永葆青春的藥方，過去保密，現(xiàn)在可以公開了吧。

一九九六年春節(jié)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