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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評一則年的消息

        時間:2023-01-18 理論教育 版權反饋
        【摘要】:2月9日,新華社發(fā)了一則100多字的消息,報道“新創(chuàng)刊的北平和天津的人民報紙受到兩城人民的熱烈歡迎”。阿蘭·魏寧頓寫的這則消息,正是如此。角度、對比、細節(jié)三者配合運用,是這則消息的特點。這則消息前后兩段,一長一短,一寫報紙一寫書店,是以解放了的北平人民追求新知為主題的。《東北日報》1949年3月18日刊載這則消息時,用的標題是:《北平人民熱切求知/人民日報供不應求/新華書店擁擠購閱新書人群》。

        簡評一則1949年的消息[118]

        這是一則1949年2月16日的消息,全文如次:

        [新華社北平16日電] 本社特派員阿蘭·魏寧頓[119]報道:此間報販覺得難以趕上社會公眾對共產(chǎn)黨報紙《人民日報》的需求。該報正式訂價是2元,但熱切的讀者甚至不惜以50塊錢去爭買一份。這一報紙是在國民黨機關報《華北日報》的印刷廠排印的,——《華北日報》一向是華北最大的國民黨報紙,發(fā)行額為8千份?,F(xiàn)在它的機器正在印刷著每天7萬份的《人民日報》,這些報紙在城內(nèi)和近郊立即銷售盡凈。要滿足需要還得額外再印三四萬份,但在能運到更多印報紙張之前,這額外份數(shù)就不可能。每天早上報紙出版時,為了取得一批報紙,總要有一番激烈的競爭。當初,甚至還有為這打架的,但現(xiàn)在報社人員幫助報童組織起來,爭執(zhí)現(xiàn)象就少見了。社會公眾對于國內(nèi)外的確實消息是這樣關心,以至于有些報童遠自20哩外騎自行車前來,發(fā)覺跑這一趟還有利可得。有一組報童甚而組織起來,從遠在百哩以外的保定到這里來輪番販報,當這一個人騎自行車帶著報回去的時候,另一個人便已在赴北平的途中了。當然,這些報紙是按規(guī)定的價格賣給正規(guī)訂戶的,只有剩下的才給報童。工人、學生和北平的廣大勞動人民都熱烈地閱讀這一份報,它對于他們來說,簡直是他們自己的報紙。每天刊登著關于工廠和學生活動的文章,其中許多是工人、學生和進步教授的作品。《人民日報》抓住了而且反映出新解放的北平的蓬勃精神,工人階級的熱情,以及被國民黨壓制了這樣久的求知欲。

        這種渴望了解事情的心情,也表現(xiàn)在4天前在此間開辦的新華書店。每天早上7點半鐘就開始形成一列人群,等待著9點鐘書店開門。最暢銷的書是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其次《論聯(lián)合政府》,銷路也跟前者差不多。書店里整天都是擁擠的,有許多人一時還買不起,便好幾個小時地細讀這些書。雖然報館和書店的職員都在拼命地設法增加他們的供應,但要做到能夠應付需要,還得一個長期間。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2月2日,華北《人民日報》北平版創(chuàng)刊。2月9日,新華社發(fā)了一則100多字的消息,報道“新創(chuàng)刊的北平和天津的人民報紙受到兩城人民的熱烈歡迎”。消息中有這樣的描述:“2日創(chuàng)刊的《人民日報》北平版銷售6萬5千份,每天在未出版前,即有大批讀者擁擠在貼報牌前鵠候。天津、張家口、沈陽、長春等地的外埠訂戶也逐日增加?!卑⑻m·魏寧頓寫的是同一件事情,時間隔了一個星期,而他帶給讀者的不是重復的舊聞,卻是新鮮的信息。他的報道開頭一句就把讀者吸引到一個新的觀察角度——“此間報販覺得難以趕上社會公眾對共產(chǎn)黨報紙《人民日報》的需求”。他讓讀者透過報販忙碌的視野,去看共產(chǎn)黨報紙的暢銷,看人們追求新知的熱情,看北平解放后的新氣象。

        很有意思的是,報道寫了這么幾句:“這一報紙是在國民黨機關報《華北日報》的印刷廠排印的,——《華北日報》一向是華北最大的國民黨報紙,發(fā)行額為8千份?,F(xiàn)在它的機器正在印刷著每天7萬份的《人民日報》,這些報紙在城內(nèi)和近郊立即銷售盡凈?!边@里出現(xiàn)的鮮明對比是很自然的,因為巨大的變化發(fā)生在同一家印刷廠里。當時,人們都知道那家《華北日報》是直屬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的,是國民黨中央在華北的喉舌。1945年10月1日,即日本投降后不久,在北平出版(復刊),到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時???。這家報紙經(jīng)營多年,不得人心。而《人民日報》北平版,創(chuàng)刊才數(shù)日,就為人們所爭購,供不應求。人們的冷淡和熱情說明什么,是不言而喻的。我們常說,新聞要用事實說話。這里鮮明地對比著的事實,不是向讀者傳播了一種思想、一種感情嗎?道理盡在事實中,不用記者多費筆墨。

        報紙印刷本來是個細節(jié),這位記者卻抓住它,寫出了有力的幾筆。接著,記者又不惜筆墨具體地描繪了報販的活動。描寫細節(jié),不是每則消息所必須有的,但有些消息有了它,才使得新聞報道的氣氛活躍起來,更能吸引讀者。阿蘭·魏寧頓寫的這則消息,正是如此。再說,2月9日的另一則消息,寫了一句“大批讀者擁擠在貼報牌前鵠候”,也多少令讀者有點具體感,比起那種只用“受到熱烈歡迎”一類語句來,也略高一籌。像這樣用一句話、幾個字點出的細節(jié),往往使消息顯得又具體又活潑,是值得學習的一種寫法。

        角度、對比、細節(jié)三者配合運用,是這則消息的特點。它給讀者以新鮮、活動的感覺,而不是陳舊、靜止的印象。從這里,可以看到,這位記者無論是在采訪上,還是在寫作上,都有獨到之處,值得我們學習與借鑒。

        這則消息前后兩段,一長一短,一寫報紙一寫書店,是以解放了的北平人民追求新知為主題的?!稏|北日報》1949年3月18日刊載這則消息時,用的標題是:《北平人民熱切求知/人民日報供不應求/新華書店擁擠購閱新書人群》。我看,刪去后段,前段獨立成篇,只寫一件事,會更顯簡潔、明快。當然,后段無疑也可以另寫成一篇。

        【注釋】

        [1]轉引自《五帝本紀》,載《史記》第1冊,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38~42頁。

        [2]參見《居延漢簡釋文合校》、《疏勒河流域出土漢簡》、《居延新簡》、《散見簡牘合輯》等書,均為文物出版社出版。

        [3]《晏子春秋·外篇第七》,見《二十二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581頁。

        [4]《孟子·公孫丑上》。

        [5]轉引自范文瀾:《中國通史》第2冊,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1頁。

        [6]參見林梅村、李均時編《疏勒河流域出土漢簡》,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7]漢代各郡國在京城設有邸。參見《漢書·百官公卿表》或《西漢會要》第66卷。

        [8]《后漢書·光武帝紀第一上》,“光武乃自稱邯鄲使者,入傳舍”句,注:“客館也?!庇?《資治通鑒》卷八,秦二世三年“沛公至高陽傳舍”句,注:“師古曰:傳置之舍,人所止息,前人已去,后人復來,轉相傳也。”

        [9]“五經(jīng)”,指《詩》、《書》、《易》、《禮》、《春秋》5種書;又有《六經(jīng)》,即此5種再加上《樂》。

        [10]“韋編三絕”:孔子晚年愛讀《易》,因閱覽次數(shù)多,使串聯(lián)竹簡的皮繩幾次折斷。

        [11]《史記·周本紀》:“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為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悅之,為數(shù)舉烽火。其后不信,諸侯益亦不至?!?/p>

        [12]《史記·魏公子列傳》:“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為寇也。’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為寇也?!和醮篌@,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深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為,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

        [13]關于中國古代報紙的起源,有多種說法,除始于唐的說法外,流傳較廣的說法是始于漢。它的主要根據(jù)是,《西漢會要》第66卷“大鴻臚屬官有郡邸長丞”一句注:“主諸郡之邸在京師者也。按郡國皆有邸。所以通奏報,待朝宿也。”由“通奏報”,推論有邸報。但在史籍中,未見關于漢代邸報的記載,推論未能證實。參見方漢奇主編《中國新聞事業(yè)通史》第1卷第1章第2節(jié),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

        [14]參見《中國新聞事業(yè)通史》第1卷第1章第2節(jié),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

        [15]杜牧:《樊川集》卷十二。

        [16]孫樵,字可之、隱之,關東人。唐代大中進士,授中書舍人。黃巢起義軍入長安時,曾隨僖宗奔岐隴,遷職方郎中、上柱國。著有《孫可之集》。

        [17]《四庫全書總目》作《讀“開元雜記”》,《孫可之集》等均作《讀“開元雜報”》。

        [18]參見柳宗元《邠寧進奏院記》一文,見《柳河東集》卷26。邠寧,唐代方鎮(zhèn)名,乾元二年(公元759年)置,治邠州(今陜西彬縣),轄地有今陜西、甘肅各一部分。

        [19]引自《中國新聞事業(yè)通史》第1章第2節(jié),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

        [20]轉引自朱傳譽的《宋代新聞史》,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年版。乘崖,即張,時任陳州知府;丁晉公,即丁謂,曾封晉國公;萊公,即寇準,曾封萊國公。

        [21]見《王荊文公詩注》卷二十五。

        [22]見《蘇軾詩集》第5冊,中華書局1982年版。迂叟,指司馬光;醉翁,指歐陽修。

        [23]宋代地方行政體制為路與府、州、軍、監(jiān)及縣三級。其中,路是從宋太宗至道三年(公元997年)起設置,有20個左右;府、州、軍、監(jiān)有300多個;縣有1 200多個。在京城設進奏院的應是路、府、州等。

        [24]《宋史·劉奉世傳》。

        [25]趙昇:《朝野類要》卷四。

        [26]周麟之:《論禁小報》,載《海陵集》卷三。

        [27]周密《癸辛雜識》中的記載為:“浙之東,言語黃王不辨,自昔而然。王克仁居越,榮邸近屬也。所居嘗獨毀于火,于是鄉(xiāng)人呼為‘王火燒’。同時有黃瑰者,亦越人,嘗為評事,忽遭臺評,云其積惡已遭天譴,至于獨燃其家,鄉(xiāng)人有‘黃火燒’之號。蓋誤以王為黃耳。邸報既行,而評事之鄰有李應麟者,為維揚幕,一見大驚,知有被火之事,亟告假而歸,刺史李應山憐之,饋以官楮二萬。及歸則家無患,乃知為誤耳?!敝苊転樗文┰跞?所記之事發(fā)生在宋末。以此證明元有邸報,不能成立。參見方漢奇主編《中國新聞事業(yè)通史》第1卷第1章第4節(jié),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

        [28]參見許凡:《元代吏制研究》第1章,勞動人事出版社1987年版。

        [29]同上。

        [30]參見許凡:《元代吏制研究》第3章,勞動人事出版社1987年版。

        [31]《通制條格》卷二十七。

        [32]《元史·太宗本紀》六年正月條。

        [33]《元典章》卷五十七《刑部·禁聚眾》。

        [34]明代設六科給事中,始于太祖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六科初為皇帝掌握的獨立機構。洪武十年和十二年(公元1377年和1379年)先后隸屬承敕監(jiān)、通政司。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起,又成為獨立機構,直屬皇帝。

        [35]《明會典》卷二一三。

        [36]顧炎武:《顧亭林詩文集》,第155頁。

        [37]黃宗羲:《談君墓表》,見《國榷》附錄。

        [38]明代金日升的《頌天臚筆》、佚名的《詔獄慘言》,清代張海鵬的《學津討原》、計六奇的《明季北略》等著作中,都收錄了《天變邸抄》。

        [39]指天啟六年(公元1626年)五月初六日,巳時,北京城內(nèi)西南角突然大震一聲,天崩地塌,屋倒人亡的災異事件。對此事件的性質與起因,尚屬疑案。我國自然科學工作者曾在1983年4月30日至5月1日就此舉行學術研討。

        [40]謝國楨:《增訂晚明史籍考》。

        [41]瞿式耜:《端相本疏》,載《瞿式耜集》卷一《奏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7頁。

        [42]均見《瞿式耜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43]沈榜:《宛署雜記》第十三卷《鋪行》,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08頁。

        [44]于慎行:《谷山筆麈》卷十一《籌邊》,收入《明史資料叢刊》第3輯,江蘇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1頁。

        [45]《祁忠敏公日記》崇禎五年三月初一日條。

        [46]《楊鶴奏議》卷二十四。

        [47]錢:《甲申傳信錄》卷六。

        [48]馮甦:《見聞隨筆》卷上,參見《明史·楊嗣昌傳》。

        [49]《明會典》卷二一〇。

        [50]《明史·王應熊傳》。

        [51]《祁桂彪集》卷一。

        [52]蔣良騏:《東華錄》卷二十二。

        [53]雍正四年五月初五日,雍正帝召王大臣10多人在圓明園內(nèi)聚會,吃過節(jié)粽子,提塘報房的小抄報道:“初五日,王大臣等赴圓明園叩節(jié)畢,皇上出宮登龍舟,命王大臣等登舟,其數(shù)十只,俱作樂,上賜蒲酒,自東海至西海,駕于申時回宮。”其中,登舟、賜酒、游樂等都沒有,屬嚴重失實。雍正帝以“捏造小抄,刊刻散播,以無為有”的罪名,判處何遇恩、邵南山斬刑。有關此事記載,見《清世宗實錄》卷四十四,王先謙《東華錄》雍正四年五月庚子日。參見《中國新聞事業(yè)通史》第1卷第1章第6節(jié),該書稱:何、邵“是中國新聞史上因辦報而獲罪被殺的有姓名可考的最早的兩個人”。

        [54]《申報》評論:《論京報貴速不貴遲》,1882年3月4日。

        [55]鴉片戰(zhàn)爭后,外國在華開辦郵局(通稱“客郵”),中國的民辦信局和官辦郵局也陸續(xù)出現(xiàn)。

        [56]《大清律例》卷十九、卷二十三。

        [57]歷史學家向達在1928年發(fā)表的《唐代刊書考》一文否定了開元雜報是“唐人刻本”的說法。該文刊于《中央大學國學圖書館第一年刊》(1928年11月出版),后收入《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一書(三聯(lián)書店1957年版)。

        [58]顧炎武:《與公肅甥書》,見《亭林文集》第三卷。

        [59]見《大清會典事例》卷十五,或王先謙的《東華錄》。

        [60]周密:《武林舊事》,卷一“大禮”。

        [61]周密:《武林舊事》,卷六“小經(jīng)紀”。

        [62]有關京報價格,參見《北京報紙小史》一文。該文刊于管翼賢的《新聞學集成》第6輯(1943年中國新聞學院出版);又據(jù)《中國新聞事業(yè)通史》第2卷第1章:光緒末年,每兩銀子可換800枚大制錢,二兩銀子為1 600枚大制錢。

        [63]黃卓明:《中國古代報紙?zhí)皆础?人民日報出版社1983年版,第167頁。

        [64]齊如山:《清末京報瑣談》,載臺北《報學》雜志第1卷第3期(1952年8月)。

        [65]米憐:《基督教在華最初十年之回顧》(1819年),馬六甲英華書院1820年出版(英文本)。

        [66]英文《中國叢報》第2卷第235頁(1833年)。

        [67]《論語·述爾》。

        [68]米憐:《察世俗每月統(tǒng)記傳·序》。

        [69]呷地,即馬六甲(Malacca),又譯嗎啦呷、麻剌甲、麻六甲。

        [70]“實用知識傳播會”(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1831年11月29日在廣州成立,宗旨是在中國傳播西方技術、文化實用知識,成員為在廣州的外國商人、傳教士和官員。

        [71]《〈帝國澳門人〉旨趣》,轉引自英文《中國叢報》1836年8月號。

        [72]天津曾在1880—1881年間出版過《北方郵報》(Northern Post),刊載海關資料,影響極小。

        [73]《中西聞見錄·序》,載《中西聞見錄》第1號,1872年8月。

        [74]參見舒新城:《中國教會新報、萬國公報、中西教會報》,載上?!秾W術月刊》1957年第1~4期。

        [75]《中西教會報》由林樂知、李提摩太編輯,終刊時間不詳,現(xiàn)在所見止于1894年。

        [76]轉引自顧長聲:《從馬禮遜到司徒雷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77頁。

        [77]轉引自顧長聲:《傳教士與近代中國》第6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1~182頁。

        [78]有關《香港船頭貨價紙》(《香港中外新報》)情況,參見卓南生的《中國近代報業(yè)發(fā)展史》,臺北正中書店1998年版。

        [79]《申報》從1879年4月27日起,星期日也出版。

        [80]《申報》評論:《論本館作報本意》,1875年10月11日。

        [81]《本館告白》,載《申報》第1號(1872年4月30日),該報第2號、第3號曾重刊。

        [82]參見胡繩:《從鴉片戰(zhàn)爭到五四運動》上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7頁。

        [83]《本館告白》,載《申報》,1872年4月30日。

        [84]《申報館條例》中的一條是:“如有騷人韻士有愿以短什長篇惠教者,如天下各名區(qū)竹枝詞,及長歌記事之類,概不取值?!绷碛幸粭l是:“如有名言讜論,實有系乎國計民生、地利水源之類者,上關皇朝經(jīng)濟之需,下知小民稼穡之苦,附登新報,概不取酬?!庇纱硕l可見,當時在報紙上發(fā)表文章,不僅無稿酬,有些反而要向報館交費?!渡陥箴^條例》見戈公振《中國報學史》。

        [85]《消閑報》曾改名《同文消閑報》、《消閑錄》,出至20世紀初,具體終刊日期不詳。

        [86]戈公振:《中國報學史》第6章第18節(jié)。

        [87]《勸看民報》,載《申報》,1876年5月19日。

        [88]“楊乃武冤案”:1873年,浙江余杭舉人楊乃武被誣與“小白菜”(葛畢氏)有染,并害死畢氏丈夫葛品連。從1874年4月至1877年4月間,《申報》發(fā)表消息和評論60多篇,揭露真相,仗義執(zhí)言,最終平反冤獄,楊乃武、葛畢氏被判無罪,有關官員受到處分。

        [89]《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chǎn)黨》,《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

        [90]《東西洋考每月統(tǒng)記傳》,1838年2月。

        [91]《中國叢報》第4卷,1838年12月。

        [92]《申報》評論:《論本館作報本意》,1875年10月11日。

        [93]米憐:《察世俗每月統(tǒng)記傳·序》。

        [94]《中國基督教總會手冊》(1896年),轉引自顧長聲著:《傳教士與近代中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95]《廣學會五十周年紀念特刊》,轉引自顧長聲著:《傳教士與近代中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96]丁韙良:《震旦論叢》,轉引自顧長聲著:《傳教士與近代中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97]林樂知:《消變明教論》,載《教會新報》,1869年12月4日至1870年1月8日。

        [98]安保羅:《救世教成全儒教說》,載《萬國公報》第93冊、第94冊,1896年10月、11月。

        [99]《沈藎案之后語》,載《萬國公報》第177冊,1903年10月。

        [100]《丟掉幻想,準備斗爭》,《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

        [101]王韜,著名報人、政論家。陳熾(?—1899),字次亮,號瑤林館主,江西瑞金人,清末維新派,參加組織強學會,曾任戶部郎中,著有《庸言》等書。陳衍(1856—1937),字叔伊,號石遺老人,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文學家,清末曾任學部主事,著有《石遺室文集》等。鄭觀應(1842—1922),字正翔,號陶齋,別號杞憂生、慕雍山人,廣東香山(今中山)人,曾在廣東、上海等地辦實業(yè)與經(jīng)商,先后擔任多家公司總辦,著有《盛世危言》等書。

        [102]見《左傳·襄公三十一年》。鄉(xiāng)校是集會與學習的公共場所。戰(zhàn)國時的鄭國人在那里議論當朝執(zhí)政子產(chǎn),有人建議取消鄉(xiāng)校,子產(chǎn)不同意,認為應保留,讓人們議論,“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鬃又雷赢a(chǎn)的言行后,也予以肯定。

        [103]王韜:《代上黎召民觀察》,載《弢園尺牘》,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120頁。

        [104]括號內(nèi)為洪秀全的批語,下同。

        [105]《干王宣諭合朝內(nèi)外官員及士人等》,載蕭一山輯《太平天國詔諭》。

        [106]林則徐于道光二十年十月(1840年11月)被革職,留廣東以備查問,翌年離開廣東。《澳門新聞紙》在林則徐去職后仍持續(xù)了一個多月。

        [107]魏源《海國圖志》卷八十。這6條方案提出的時間是1841年4月14日至5月3日。

        [108]有關陳藹廷及其所主編報紙的情況,參見卓南生著:《中國近代報業(yè)發(fā)展史》,臺北正中書局1998年版。

        [109]王韜:《倡設日報小引》,載《循環(huán)日報》,1874年2月5日。

        [110]《漢口創(chuàng)設昭文新報館》,載《申報》,1873年8月13日;《記漢口新報改章事》,載《申報》,1873年10月2日。

        [111]義憤生:《論申報改上諭大悖謬》,載《益報》第104卷。

        [112]報局:廣報原名為廣報館,官府認為館字不妥,遂改稱局。廣報局原在廣州城內(nèi)華寧里。

        [113]《倡設日報小引》,載《循環(huán)日報》,1874年2月12日。

        [114]王韜:《弢園文錄外編·自序》。

        [115]卓南生:《中國人自辦成功的最早中文日報〈循環(huán)日報〉》,載《中國近代報業(yè)發(fā)展史》,臺北正中書局1998年版。

        [116]《倡設日報小引》,載《循環(huán)日報》,1874年2月12日。

        [117]《本局日報通啟》,載《循環(huán)日報》,1874年2月12日。

        [118]本文是《中國新聞事業(yè)史》課程教學用案例材料,屬發(fā)言提綱性質,寫于1983年初。

        [119]阿蘭·魏寧頓(Alain Winnington,1910—1983),英國新聞記者。早年加入英國共產(chǎn)黨,曾任英共中央機關報《工人日報》副總編輯。1948年,受英共中央派遣來華,在新華通訊社工作。寫過許多關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報道。朝鮮戰(zhàn)爭期間,從事新聞報道的同時協(xié)助做戰(zhàn)俘工作,由此被英國政府以“叛國罪”吊銷護照。1959年離開中國,赴德國柏林定居,直至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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